我的朋友苏珊娜·克鲁特和我的一项共同之处是：我们都是计划生育组织的常年志愿者。
我们都认为：当女人被授予权力，并可以自由做出选择时，将产生积极而巨大的社会效应。女人的这些选择包括：生育多少个孩子，生育的时期等。
我们也都相信：如果孩子的出生顺应天时、人和，家庭可能会因此更健康，社区会更加和谐。
苏珊娜是我们这条街上的一个邻居，在我和玛丽悉心抚养我们的孩子的同时，她的孩子们也在慢慢长大。但是我们的友谊真正取得进展，是我请她来与我共事以后。
当时，威廉·亨利·盖茨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前身）还在我的地下室处于雏形阶段，我们刚刚开始探求世界性问题的原因，并讨论我们力所能及的解决方法，寻找能够减少世界性苦难的途径。我们认为：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是我们要奋斗的项目之一。
苏珊娜肯定了我的提议，于是她开始在我家兼职，而其他时间则在她家一间空余的卧室—匆忙准备好的办公室忙碌。
所以当我地下室的基金总部工作变得非常繁忙时，如果有人来我家咨询情况，我也会经常指着苏珊娜的屋子，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问问邻居的那位女士。”
苏珊娜珍视为他人提供参考意见的机会，但我却因此受到了别人强烈的指责，因为她的资历很高，我不应这样大材小用。
她很小的时候就致力于奉献世界上最贫穷的妇女和孩子。大学里，她一直向往着和外国人进行交流，于是她成了学校的一个外国交换生。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了在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职业生涯—为尼泊尔的和平事业义务服务。
最后她回到了美国，并努力使贫穷国家的人民也能体会到现代医学的成果。也因为作为一名支持家庭计划的激进分子，她开始享誉国际。
作为一位年轻的母亲，她抚养着自己的孩子，养家糊口，她主张妇女具有选择是否继续受孕或流产的法律权利，并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纳特和约翰尼参加了赞成堕胎的主张选择优先派游行。孩子们举着自己动手做的标志牌，上面写着：“我妈妈的选择很重要。”
无论是工作还是在家庭中，苏珊娜的人生都充满信仰。
当她的儿子们都年满16周岁后，她想出了独特的方式宣布他们的成年，提醒他们以后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把所有的糖果碟都清空，然后装满安全套！苏珊娜认为所有发育成熟的年轻人都应该了解安全套的使用。
苏珊娜和她的丈夫在美国和平队相识，他们通过努力工作储蓄资金，供自己的孩子念完大学，他们也一直和在尼泊尔认识的家庭保持着联系。
每隔一年，他们都带着婴儿的衣服返回尼泊尔，送给尼泊尔家庭新添的成员。
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她的母亲根据当地的风俗，打算替女儿安排婚姻，苏珊娜说服了这位母亲，她知道那女孩儿并不想结婚。苏珊娜承诺那位母亲，如果她答应不插手女儿的婚事，那么苏珊娜将支付这个女孩儿在学校期间的所有教育费用，她能读到多高的学历，苏珊娜就支付多久。那个女孩儿最终读完了大学，毕业后嫁给了一个自己爱的人。自始至终，苏珊娜都致力于通过各种正规渠道，提高这个世界上像她这样的女孩儿的生活水平。
戈登·普尔金博士是负责基金会全球卫生计划的医生和计划生育专家，同时是致力于贫穷国家医学发展进步的机构创始人之一，苏珊娜也服务于该机构。他还是我早期访问贫穷国家的向导，那些旅行使我得以亲眼看到我们左邻右舍国家的现实生活状况。
苏珊娜还启动了我们的救济服务，我们积极对斯里兰卡海啸和印度地震作出反应。
总之，苏珊娜帮助我们建立联盟，形成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5年，苏珊娜死于乳腺癌。我非常想念她。
她去世后一年，她的家人将她的骨灰运到了她一生挚爱的尼泊尔。
嵌在那些山麓之间的是一座壮观、现代、装备精良的收容所—为纪念苏珊娜和她一生所致力的工作而建立。在那里，怀孕的母亲们可以暂时留居，便于在附近的一家医院及时产婴。
对于附近没有医生的妇女来说，该设施尤为重要。在发展中国家的穷乡僻壤，一个普通的剖腹产手术并发症可能会同时要了母亲和孩子的生命。
苏珊娜用她的生命向我阐述了两个深刻的道理。
一是，当强有力的女性??授予权力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时，她们完全可以提高生活的质量，并且有利于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事实上，专家认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最紧迫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提高其女性的地位。
解决发展中国家最紧迫问题 的答案，可能在于提高其女性的 地位。
苏珊娜一生关爱尼泊尔地区的贫民，她用生动的事例向我们阐明的另一个重要的道理是：无论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是远在天涯海角的陌生人，他（她）的福利都应该是你我关心的问题。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歌颂苏珊娜：尽管这些年来我一直插科打诨开玩笑地称她为“邻居那位女士”，但如果有人让我用简要的语言介绍她，我会告诉他们：“世界上最伟大的女邻居”才是对她最好的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