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发现完全不同于近30年中国的工业经济已基本私有化的观点。OECD（经合组织）经济学家肖恩·多尔蒂（Sean Dougherty）和理查德·荷德（Richard Herd）是后一种观点的重要代表。他们研究了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涵盖的约15万家大型工业企业，将样本按不同的所有权类型分类。他们将国有持股50%以上的国有控股公司划归“直接国有”（directly state）企业，将国有持股不足50%的企业划归为“间接国有”（indirectly state）企业，将其余企业均归为“私营”（private）企业。他们的研究结果列示在表4.1中。据他们估算，2005年中资私营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占当年所有规模以上企业工业附加值的50.5%，外资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占20.7%。他们的研究认为，私营企业在中国工业化版图中占主导地位。
但是，黄亚生指出，这种划分企业所有权性质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他指出，从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层面，并不能找出所有事实上的国有企业。许多经过公司化改制的企业由同样经过改制的国有控股公司控股。因此，尽管这些公司可能不是国有控股公司，但顺着产权链向上搜索两级后，你就会发现所有者是国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黄亚生重新分析了这些样本，对私人所有权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界定。他将私人持有的股权超过50%的企业定义为私企，由此上表中私营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比重调整为如表4.2所示。他发现2005年中资私企对工业附加值所作的贡献仅为22%，与外资企业加在一起对工业附加值的贡献为50.8%。也就是说，尽管私人部门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在2001～2005年间，中国经济仍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一发现与很多外部的眼光和印象颇有差异，后者看到灯火璀璨的夜上海，看到身价上亿的成功企业家，还以为这个经济体和他们的一样，以私人经济为主，并受同样因素的驱动。
我们继续看多尔蒂和荷德的分析中有价值的内容。他们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比较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尽管对于他们的研究结果有不同的声音，但其研究仍然不失重要性，而且得到了有趣的发现。他们发现，企业越“私人”，生产率越高，普遍的盈利能力越强。这一发现或多或少与按所有权对企业分类的问题有关。例如，国有间接控股企业的生产率是国有直接控股企业的两倍，真正的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国有企业高出5%。这些发现冲击了国有企业的业绩表现可以与私营企业一样好的观点。当然，经过公司化改???的国有企业的确比未经公司化改制的国有企业业绩表现好--这一点很多人都能明显看出，但仍落在私营企业后面。这并不意味着私人部门是完美的资本主义模式，显然不是--这类企业的处境也可以非常糟糕，甚至生存都存在问题，经常出现窃取他人技术、侵犯投资者权益的事情。但总的来说，驱动私营企业发展的动力--获取利润--似乎在推动私营企业在价值创造方面略好于国有企业，后者是受其他动机推动的。
好，继续回到黄亚生关于90年代中国经济模式调整的观点。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90年代发生巨大转变？黄亚生承认，他也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原因。但他提到了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化。80年代的领导人，对农村改革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过基层生活经历，对农村经济受到的严重破坏有切肤之痛。相形之下，90年代的领导人更熟悉也更青睐社会主义的上海模式，与农村有些距离。
中国经济的背阴面
我们该如何看待黄亚生讲述的这一段故事呢？首先，我们要向他致以敬意，他在实证的悉心研究基础之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讲述以数字和实例为据，连贯、清晰、有力，非常难能可贵。他的观点与很多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往往以一句含糊的“渐进式”，即一步一推进来评价中国的改革。不过，我对黄亚生的部分视角及结论有着不同的看法。
黄亚生的观点存在漏洞。有时候他似乎相信，整个世界被华尔街的银行家忽悠了，他们口中耀眼的GDP和上海瑰丽的天际线遮蔽了完整的实际。他引用了一些专家的观点，但这些专家显然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他所列出的很多问题已经有人做了研究，而且也不是新问题。下面我想简单地列出多位中外经济学者对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发展不够完善的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
·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的研究发现，90年代私营企业被正规融资拒之门外。如今他和很多学者一起关注政府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世界银行驻北京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分析了在不当政策激励下，大量储蓄怎样涌向基建项目和重工业。我们将在第七章介绍他的研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蔡晓莉（Lily Tsai），以及其他研究者，列举了90年代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止步不前的状况。她的研究详见第六章。
·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以对90年代农村经济衰败的研究而声名鹊起。
·卡尔·李思勤（Carl Riskin）与王小鲁等经济学者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进行了深入探索。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谈到这一题目。
·美国卡内基学会的政治学者裴敏欣分析总结了中国原有体制中固有的巨大的改革阻力。
·两名中国记者陈贵棣、吴春桃所著的《中国农民调查》描述了90年代农村底层令人震撼的贫困生活。亚历山德拉·哈尼（Alex Harney）所著的《中国价格》对深圳和东莞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调查。
·曾对中国80年代涌现的小企业赞赏有加的米尔顿·弗里德曼，90年代初重游中国时，在新崛起的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前摇头叹息。
·黄亚生的贡献同样不可不提，他在上一本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Selling China）中提出，外国直接投资成为趋势是国内私营企业融资受到约束的结果。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将自己卖给境外投资者以求生存，获得扩张资金，或受益于向外商投资企业敞开的政策优惠之门。黄亚生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存量是经济失败的征兆，而非实力增强的迹象。
90年代真有那么糟糕吗？
黄亚生的这部著作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他对90年代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的批判似有过火之嫌。他没有提及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取得的积极发展。请看图4.3，尽管增速慢于城镇家庭，9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仍然在增长，足以令很多新兴经济体羡慕。当然这并不表明90年代中国农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显然没有。如果数据可信的话，农村问题更多出在基层政府对农民的各种非税收费和摊派过重，以及农村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残缺不全上。
该书也完全忽略了90年代的国企改革。在这10年中，数以万计的小型国企倒闭，有些直接破产，有些由管理层收购。到90年代行将结束时，大型国企经历重组，数百万人失去了饭碗，这是一个极其痛苦而又必需的过程。很多亏损企业关闭，补贴减少，终止了巨大的财富破坏和浪费。这些都是有益的发展，有助于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腐败。同时，具有盈利能力的大型国企得以保留，并在之后专门归属某一部门管辖。但这些国企经过了改组，其中很多改组为公司，商业化程度得以提高。这些改革当然并不完美，而且这些国企仍然是很多行业的主导。但认识到取得的进步也很重要，作为国企改革的结果，90年代国企劳动生产率增长十分强劲。
同样未在黄亚生的书中被提及的还有中国加入WTO。入世带来贸易壁垒的降低，同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一些新的领域。现在，这些变化给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带来了一些好处--在黄亚生看来，这种偏袒已经成为问题。但同时，加入WTO也为中国出口企业--这一领域以私人部门为主导--开放了全球经济这一永久的平台。加入WTO引进的新规则总体说来也有利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这是积极的发展--很奇怪这一点也被黄亚生遗忘了。
90年代另一项成功的重大改革是禁止军队经商。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军队深度参与经济活动而削弱了经济。通常，军队渗入经济将阻碍良好的制度形成，导致不公平竞争，并且也会削弱军队自身--忙于赚钱的军队哪里有时间为国防操心。这项改革是积极的。
90年代还进行了大量国家建设。从很多方面说，国家建设是必要而且有益的。朱镕基总理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拯救国家财政于破产边缘，设立了中央银行，将其作为金融市场监管者之一；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及其他大量法律法规。由此终结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漠视，这种现象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比较常见。当然，地方仍对中央命令有着不同的解读，有时也会对它们不喜欢的税收等政策执行不力（尤其是关于房地产的）。但与20年前相比，地方的力量大不如前。
在农村政策方面，如今很多人将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归因于90年代的政策，并且将农村经济取得的进展归功于2002年以后政策纠偏的结果。但是，关于农村的积极改革始自90年代末，当时朱镕基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从医疗卫生数据看，在90年代农村并非长期持续地滑向贫困。这10年中新生儿死亡率下降，1991年每1 000名新生儿中有50.2例死亡，到2007年新生儿死亡率降低到1.53%，不过1996～2002年间，死亡率降幅减慢。产妇死亡率稳步下降，1990年每1 000名产妇中，死亡数达94.7例，2007年降低到36.6例。肺结核感染情况仍然非常严峻，尤其在农村地区，每年新增的130万肺结核感染病例中有80%在农村。联合国和中国外交部于2008年9月联合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中，识字率的数据好于黄亚生引用的数据--15～24岁人口识字率从1990年的94%上升到2005年的99%。
总之，90年代确实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改革。黄亚生没有接受“渐进”版本的故事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的“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继续向前走，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90年代经济建设的成就，也要认识到犯下的错误。
未来30年
黄亚生所述故事的第三部分，始自2003年新一届领导人执政。新一届领导层中有多人具有贫困地区工作经验。黄亚生写道：“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颁布的政策蓝图或许是中国自13世纪以来最为自由和进步的。”例如，政策重心重新回到农村和社会保障领域；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政策转向关注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黄亚生认为，这一新方向是受欢迎的转变。
但由此我们想提出几个问题，第一是政策的实施。作为新的政策重心的环保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改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落实？医保方面确有进展，对农村基础设施也有大量投入，但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方面，我们到底取得了多大改善呢？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企业说，环保官员执法严格，有权让你关门。但是，不必向内陆走多远，那里的企业就会告诉你，环保规定仍然宽松，违反规定的企业也不会被关掉，交点罚款就没事了。节能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一些效率低下、污染环境的火电厂被关闭，但全国各地方仍然十分希望保留本地的钢铁、铜和铝生产企业，这些行业耗电量十分巨大。实际上，中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二由工业消费；而发达国家家庭用电超过三分之二。转变企业用电和民用电占比将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有裨益，但是我们仍然并未真正走下高耗能的老路。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模式。经济改革将以怎样的模式进行？80年代的做法是放开口子提供空间，让农民企业家自由闯荡。这也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如果相信黄亚生的说法，90年代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大，伴随着私人部门经济活动大量受到抑制。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变化吗？我不确定有明显的转变，至少现在还没有。在我看来，高层似乎始终存在一种心态上的挣扎，既想开放又担心开放带来不好收拾的后果。以中国经济的顽疾之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例。中央政府大声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有时甚至下达放贷命令，但商业银行不为所动。为什么？部分原因在于，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大银行通常做不好小额贷款。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因此，解决途径是由小银行来做。我们将在第六章谈到，中国政府已开始了在这一领域的试验，允许成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很多人真切地期盼改善农村和中小企业融资的窘迫状况。但目前这些改革的成效非常有限，原因是监管仍然十分严格。利率受到控制，股东人数以及所持股份受到控制，筹资方式也受到控制，法规依然禁止农民以土地作为抵押，而土地是大多数小农户的唯一资产。因此，当今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匮乏的原因之一是监管。监管之所以紧，是因为监管者担心一旦放开这一领域，将导致利率飙升和资金滥用。并且，政府在扶持经济中某一行业时，首选的办法往往是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而不是减免税费、消除行政障碍或建立恰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试图通过多作为以帮助经济活动主体，但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从政府已做的事情判断，或许政府少做一点帮助会更大。
第三个问题是，当今中国切实推进亲市场的改革日程将有多大难度。举世皆知，官僚主义是改革的阻力。庞大的官僚体系更是增加了赚钱的难度。铁路改革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目前铁路建设、经营和管理分离方面仍无进展。如果铁路改革不能顺利推进，意味着国内货物运输尤其是煤炭铁路运输仍面临很大困难，每年春运时一票难求的局面也难有改观。再如，国有企业每年上缴国库的利润只占其净利润的5%或10%，但既然是全民所有的企业，理所应当将全部红利（而不是一小部分）上缴国家财政，以改善民生支出。但是推动央企上缴红利改革非常困难，原因很清楚，央企愿意把钱拿在手里用于扩大投资等，央企的管理者对于这种现状也十分满意。
黄亚生认为，“治理改革”是真正打破这一怪圈的唯一途径。国内一些严谨的学者也发出过类似呼声，如著名经济学家、政府经济政策智囊吴敬琏。我同意他们的看法--同意这一观点的还有这几年来与我有过交流的许多政府官员、工商业人士和媒体人士。治理改革将在某一时点发生似乎已成为很多人的信念。这一概念也时常出现在学术论文、演讲或报刊文章的结尾，但通常是寥寥数语，很少有人深入地提出治理改革的细致设想。当然，想明白并付诸实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治理改革，不论以何种形式，不会轻轻松松地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