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收入差距：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吗？有时候真有点这种感觉。在我生活的上海，经常能看到许多带着孩子的乞丐沿街乞讨；年少的小贩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趁着红绿灯的间隙，向车主兜售商品，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就以桥洞为家；很多百姓居住条件恶劣，20世纪30年代的狭窄里弄里挤满破旧的房屋，人们还使用公共厕所和公用自来水。这些景象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的首都司空见惯，而上海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车流中小商小贩们的顾客正开着宝马、奥迪或保时捷，住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华别墅。类似的情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
当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出口时，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正在承受打击。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但据估算，2008年底沿海地区约有2 000万外来务工人员失业，其中大多数人返乡务农以维持生计，但难以赚取更多收入。那些幸运的保住工作的人，实际工资也大幅减少，在取消了加班费和其他福利后，一些人的实际工资甚至减少了一半多。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就有约8 000万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由于缺乏统计数据，很难估算目前金融危机造成了多大冲击，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可能将呈上升趋势。
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为代价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一个用于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差异的指标，系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从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更高，接近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拉美国家基尼系数一般为0.6～0.7）。本届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将城乡收入差距视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并在过去五年间一直致力于通过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修订《劳动合同法》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扭转这种失衡局面。
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当前中国的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以及近年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显然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经济学家运用各种世界一流的研究方法对这一重要问题做了大量研究。本章中我们将看到一些严谨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可能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反而是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更大。
在开始前，先作一点说明。2009年4月我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文章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在此谢过。大多数网友关心中国的实际收入失衡程度究竟比官方数据严重多少。一些人认为“灰色收入”（包括受贿等非法收入以及未按规定申报纳税的合法收入）是一大问题，有权有钱者的收入因此增长得更多。还有个别发表评论的读者表达了自己下岗、无力负担医疗和子女教育的痛苦。也有读者质疑我所探讨的贫富差距这一问题本身，认为这些装模作样的研究是建立在官方调查数据基础上的，谁会相信官方数据呢？借用另一位读者的描述，这简直是“沙滩上盖楼房”。
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那篇文章没有考虑“灰色收入”。因此本章中，我们将借鉴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教授的研究来修正这一问题，王教授尝试用一种更准确的方法来衡量实际收入水平，但他的研究只涉及2005年一年的情况，我们仍缺乏历年的实际收入数据。因此，经济学家很难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至于如何解决腐败问题，经济学家可能会告诉你削减行政机构、高薪养廉。这种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效抑制了腐败。但中国的腐败问题更难解决，因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缺乏对政府行政部门的独立监管，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不过，这不是《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或者本章将要关注的重点。
本章我们将关注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更广泛的议题。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像许多中国人认为的那样大？当然，说到“灰色收入”，从媒体报道中不难看出，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官员受贿问题，城乡普通居民也可能有大量“灰色收入”，但考虑到在城市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更多，我们猜想城市居民的“灰色收入”数额也更大。因此，所有非法的和合法但未上报的资金都会影响实际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不过，这一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存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结论。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安排基于官方收入统计数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证据来，证明这些反映收入不平等没有恶化的统计数据有很大问题，那也仍然不失为我们做研究的意义。
另外，还请记住，我们在这里谈到的都是收入水平，而不是人们体验到的普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当然，作为经济研究者，我们也需要考虑生活质量，因此我们也关注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不平等问题。农村地区的失衡问题显然比城市更严重。我会在本书的其他章节讨论这一问题。本章中，我们先来关注收入水平。
因此，准确地说，我并没有否认收入不平等是当前中国的一大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目前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仍很明显。收入不平等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本章中我试图说明的是，中国城乡地区间总体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可能并未像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大。另外，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内部也一样存在。
如果研究结果显示过去10年来农村收入水平确实没有大幅落后于城市收入水平，则将对中央的政策制定产生很大影响。相对于“撒胡椒面”式的向农村投入资金，我们更需要在财富分配上动动脑筋，瞄准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低收入人群。好消息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在此方面有所改进，建立了低保制度，贫困家庭可从地方政府获得补助；但坏消息是，亟待完善的地方还很多。低保制度的扶助目标不够准确，也就是说，许多不需要低保的家庭得到低保，而真正需要的人却与低保无缘。另外，对低保的发放标准也存在争议，一个永远不工作的人是否应得到低保？如果给他补助，会不会反而打消了他找工作的积极性？美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将失业救助制度限定在两年之内。但如果不发放失业救助金，那些真正找不到工作的人又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如果你关注美国和欧洲的动态，就会发现许多发达国家目前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既能保障福利又能激励人们去工作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仍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地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
没有“过去的好日子”
让我们从新中国的历史开始分析。首先，要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神话。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自此之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真是这样吗？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家庭根据各自的需求（或对集体化农业劳动的贡献大小）分配得到集体产出的一部分。公社医院和赤脚医生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在同一个村子内部，农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政府鼓励各地区间独立划分，耕种高质量土地的农户的收成就会好于土地贫瘠的农民，所以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农业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当时的数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数，但明显体现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从单位领取工资和劳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医疗、教育等待遇。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过如果你是党的干部，可能能够利用权力多得些收入），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缺乏工业，全国大部分私营粮食市场被关闭，意味着农村人口整体上比城市人口更为贫困。据托马斯·罗斯基估算，这一时期城乡收入之比已高达5倍或6倍。
所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的神话或许可以被打破。当时不仅经济基础薄弱，百姓生活贫困，而且也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巨变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那些拥有资本、技能、创意或者“寻租能力”的人可以迅速利用手中的资源增加个人收入；而那些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在国企打破铁饭碗，取消福利分房、社会保障和其他补助之后，日子则相对难过些。在这种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中，某些行业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增加，而那些未能及时适应新形势的国企的职工工资降低，福利减少。因此，城市内部整体收入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从图5.1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图中数据来源于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德韦恩·本杰明（Dwayne Benjamin）与其合著者的估算。他们的研究显示，1987～2001年间，中国城镇平均收入以约6%的速度稳步增长，但同时基尼系数也由0.22上升到0.34。
在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勤劳、擅长农耕并获得了肥沃土地的农民有机会创造更多收入。乡镇企业家和奔赴城市寻找机会的农民也得以改善其经济状况。90年代初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使所有农民受益。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图5.2）。但同时，农民工的迁徙和粮食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土地的质量如何，对于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下降。
但抛开收入差距不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每个人都变得更富裕了。世界银行的学者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和陈少华的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的占比从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这期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在这之后，不幸的事发生了：脱贫方面的进展陷于停顿。如图5.2所示，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长之后，90年代中期至后期一直保持平缓态势。1987年，16%的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农村中等收入的一半。1995年，这一比率降至7%。2001年农村家庭收入不足中等收入一半的家庭占比又上升到11%（图5.3）。9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这支持了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的黄亚生的观点。
同时，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改革之初就比城市内部更严重，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一问题虽有恶化，但程度十分有限。根据本杰明等人的数据，1987年中国农村地区基尼系数（衡量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为0.32，到2001上升到0.37。也就是说，基尼系数和收入不平等并不是农村地区的头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增长停滞。
在此期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图5.4展示了中国整体的收入差异状况。1987～2001年，整体基尼系数由0.37上升到0.44，目前这一系数为0.45。基尼系数的上升显示收入差距扩大，也令政策制定者十分头疼。许多中国学者甚至认为收入差距水平仍存在低估。
灰色收入
这里我们借鉴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教授的研究。2006年，王小鲁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收入调查，调查方法是请访问者去了解他们的亲朋好友的收入情况。因为他认为这比陌生人入户调查更能反映出真实的收入水平，并向每个受访者保证调查资料的保密性。他的调查结果既令人吃惊又在预料之中，调查结果显示居民收入水平要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他发现，2005年全国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达19 730元，是官方统计数据的1.9倍。各收入阶层均存在低报现象，尤以高收入阶层为甚。王小鲁估算，高收入阶层该年的平均收入达到97 127元，是官方统计数据的3.4倍，这一类人包括商人以及其他一些收受贿赂的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比官方统计数据更高，而富裕人群高出更多。王小鲁估计，2005年约有1 900万户家庭属于高收入阶层，但这已经是四年前的数据。在收入差距方面，王小鲁发现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55倍，而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差距仅为21倍。也就是说，王小鲁的样本数据体现出的收入差距水平约是官方数据的两倍。
正如我在本章的介绍中提到的，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很难解释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更多数据支撑，几乎无法给出答案。正如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样，这里显然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导致“灰色收入”产生的原因很多，“灰色收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外，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城市中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更多，可能会加剧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非规范性收入可能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在本章的下文中我们还将看到，非规范性收入同时也会加大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这是我们一致认同的。
如何准确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一些更具技术性的问题，质疑官方收入数据和计算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的质量。争议较大的地方包括收入数据中应包含哪些内容--仅包括工资性收入，还是同时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标准的做法是将全部收入、福利以及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都纳入居民收入统计口径中。但中国的统计方法通常不是这样。如果加入全部收入项的话，城镇家庭收入可能高于官方统计数据。不过随着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推广和改进，这种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官方收入统计数据也没有包括城镇家庭获得的住房补贴，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价值。按照国际惯例，这一项是应该包括的，因为农村地区很少有类似补贴，加上住房类补贴的话，城镇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们的现金收入水平。但相关研究大多忽视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