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将我们带到罗德里克思想以及中国当前发展战略的矛盾之处。罗德里克希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但他并没有特别认真地考虑这些政策给其他国家企业带来的成本。WTO的谈判微妙又复杂--富国开放市场，但前提是所有企业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争。现在，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企业能够在价格上打败美国对手。一般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整体成本被拉低，整体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从第十一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应该也不会对美国工资造成多大影响。但是，一旦某一国政府为某一类企业降低税率，免费提供土地，对汇率进行管理以促进出口，就使得竞技场失去了平衡。受到影响的美国和欧洲企业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向中国施压使之改变政策。某些情况下这听上去像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时候确实是，但有时候是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可以理解的反应。
为了平衡自己对发达国家“温和型保护主义”的支持，罗德里克也相信，发达国家应有更多政策腾挪空间。他希望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因开放贸易导致的失业者提供较多社会保障和再培训。他还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使用童工或生产中不考虑环境成本，发达国家应该能够寻求对本国相关企业的保护。而且，他质问，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将贸易伙伴采用低估汇率的行为诉诸WTO呢？
换而言之，罗德里克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应该获得目前WTO所赋予以外的更多自由，而这是罗德里克政策建议的核心问题。如果按照罗德里克的逻辑走下去，我们或许应该解散WTO，回到没有贸易规则的世界。允许发展中国家补贴国内企业，允许发达国家给从不严格实行劳动保护和环保标准的国家进口的产品设置关税。很快这将导致一片混乱。20世纪最重要的制度发明之一--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将会崩塌。而且，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提，没有合理的制度作保障，经济增长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都更加困难重重。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将使全球贸易框架面临生死考验。只有每个人都负起责任，我们才能安然通过考验。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问题吗？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渐进的、独特的、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宏大事业。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却坚定地挥别计划经济（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决定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转而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到今天，我们已或多或少地到达了彼岸。GDP飞速增长，意味着百姓收入持续提高，贫困程度大大降低，中产阶级迅速壮大。然而，实现这一切，中国政府并非依靠经济学教科书里学来的大道理。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价格双轨制，国家主导下的规模非凡的基础设施建设，其间伴随着非常有限的政治改革，被证明是已进入经济学教科书的中国人的创造。与此同时，私有产权保护的相对缺乏并未造成大的问题，民营企业在难以获得正规融资的情况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民间融资为它们补充了血液。联想、海尔、娃哈哈、格兰仕这些响当当的牌子的崛起印证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经验足以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样本。
如果你在读到以上文字时不断颔首深感赞同，那么，请你读一读黄亚生的最新力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书中，这位麻省理工斯隆学院终身教授以数字和实例为据，发出响亮且颇具说服力的声音--你被误导了。此书深刻而全面地质疑了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值得认真阅读和探讨。本章中，我将顺着黄亚生的思路回顾近30年来中国经济走过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思索他得出的结论是否准确。我相信，他对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的很多积极方面没有充分的认识--但他的很多批评十分中肯。
生机勃勃的80年代
黄亚生的观点大意为，30年前的改革始于乡村，并以乡村为中心。突然之间，农民获得了自主耕种土地、在城镇农贸市场出售农副产品获得收益的自由，从而迅速引发了乡镇企业和农村金融（包括正规的和地下的）的空前繁荣。1984～1986年间，33%的乡镇企业在创立的第一年获得了银行贷款（90年代这一比率下降）。这是企业家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数以万计的农户争相拿出毕生的积蓄或从金融机构贷来的资金，办起了自己的小企业。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群体受到关注，社会福利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黄亚生举了年广久的例子，1983年，这位安徽农民凭借一把炒勺将“傻子瓜子”炒至大江南北，一时积聚起巨大的财富。黄亚生评论道，这是好的模式，因为这是真正的企业家模式。
不过，西方很多经济学者提出，中国的乡镇企业大部分为公有性质。换而言之，这些企业并非家庭经营的企业，而是村和乡镇政府办的企业。但是，乡镇企业的巨大成功，使通常认为政府办不好企业的经济学家中产生了一个疑问。经济学家们常有的这一判断并非全无道理--尽管可能最终走向意识形态的争执。大量实例证明，多数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办的企业，通常不会产生好的效益。原因很简单，官僚机构倾向于将企业的利润用于别的用途，企业管理模式非常行政化，创新受到压抑，而且往往会冗员壅塞。因此，这些西方学者面对中国乡镇企业焕发出的勃勃生机，百思不得其解。这一矛盾促使部分西方学者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乡镇企业。其大意为，80年代中国的整体氛围对私营企业是不友善的，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猜疑，市场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产权得不到保护，意味着私营企业的财产可能说没就没了。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保护了这些企业，它们才得以生存，扩大投资并壮大。
黄亚生没有过多地回应这种理论，他的反驳很简单，“乡镇”是地域范畴，而不是所有权的概念。他说，中国大部分乡镇企业（包括所有80年代设立的新的乡镇企业）并非国家所有，实际上是私有的，如图4.1所示，80年代后期所有的新增就业都来自私有的乡镇企业。1996年，乡镇企业就业达到顶峰，13 510万人在乡镇企业就业，其中，7 560万人在私人乡镇企业就业，集体乡镇企业的就业增长要慢得多。黄亚生估算，到1985年，私人乡镇企业平均产出比集体乡镇企业高出50%～70%，利润和工资也较后者为高。
因此，黄亚生相信，乡镇企业没有什么特别“中国的”特色，也不需要什么理论去解释乡镇企业的成功。它们成功的理由很简单--创业致富的口子一开，人们就这么做了。这个国家最富活力的地区挤满了乡镇企业，他举例说，1987年，温州的4 000家集体乡镇企业通过明晰产权改制为股份公司，从而转变为私营企业。黄亚生认为当时这种产权改制现象的普遍程度要高于此前很多人的推测。不仅浙江，从东北到华中，涌现出大量的私营企业。黄亚生还抨击了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他说，广受赞誉的“苏南模式”建立在政府所有制基础之上，从未真正取得成功。
但是，私营企业究竟是如何在那种制度欠友善的环境中兴盛起来的呢？私营企业在法制薄弱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应该非常困难，而这却是20世纪80年代的实际情况（图4.1）。对此，黄亚生怎样作出解释？
黄亚生的回答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站在企业家一边。最高领导层公开承诺将采取措施促进经济自主权改革，公开谈论致富道路，接见商业人士，释放搞活经济的政策不会动摇的信息。最高层态度转变本身，即为乡镇企业的诞生创造了足够空间。突然之间，各级官员热衷于支持这类企业，而不是把它们关掉，这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转变。要促使市场经济成熟并发展，需要明确大量详尽的法律条文和监管规则。但就那个时代来说，私营经济生命的最初爆发只需一两句话就足矣。一旦机遇之门打开，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满怀憧憬的人们不需任何理由，即一头扎进商海里。自然，风险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在改革初期，保守势力和改革力量的交锋从未停歇，尤其是在1989～1992年间，数万家私营企业被关闭。换而言之，制度并不是牢不可动的。但最重要的是，80年代私营企业的风险比以前小很多，这就够了。
不一样的90年代
时间步入20世纪90年代，也带我们了解黄亚生世界观的几个关键点。很多分析家认为，改革在1989～1992年间经历了短暂痛苦的徘徊之后继续前行，而在黄亚生眼里，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剧烈的停顿，90年代的增长模式不再同于上一个10年的“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他称之为“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当时的资料数据非常有限，但黄亚生仍竭力去发现，90年代私营企业的经营被压缩到哪些领域，就业人数有什么变化，它们的融资渠道有哪些。1993～2001年间，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3%，而在1981～1989年间，这一比率为21.4%。在1984～1986年间，33%的私营企业在建立的第一年申请到银行贷款，而在1990～2001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26%。90年代初期温州等地的民间金融遭到严厉的清理整顿，曾经对农村私营企业作出重要支持的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处于更为严厉的管控之下。黄亚生指出，整个9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反之，农村地区的商业银行经过了重组，以服务农业而不是乡村企业为宗旨。私营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意味着，当时大多数产业仍为国有企业主导；经黄亚生估算，1993～2001年间，真正的私营企业规模仅占产业总规模的22%，远远低于很多学者估算的50%。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导。从图4.3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家庭收入增长情况也发生了转变，8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更快，90年代被城镇家庭反超。90年代，私营企业突然之间求贷无门，这意味着它们只能求助于地下融资市场。地下融资为私营企业带来了成长机会，但与正规银行体系信贷相比，融资成本高昂，而且融资规模减小。很多有潜力成长为农民企业家的私营业主万般无奈，不得不背起行囊，离乡背井涌向城市，涌向建筑工地等各个角落，成为了农民工。
黄亚生指出，90年代社会资源流向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出局。吸引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与很多本土企业的际遇形成鲜明对比--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税收减免，更完善的法律保护，以及多项其他优惠。很多中国企业转而积极寻求外国投资，也有人想出了曲线救国的主意：把资金弄出去，在香港、开曼等地溜达一圈，然后以外资的身份衣锦还乡（即所谓的“返程投资”），以享受身为外资的种种好处。在此期间，政府队伍迅速膨胀，公务员人数从90年代的2 000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4 600万人。税基在持续扩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其积极意义，因为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收入已经下滑到了危险的境地。这一状况在1994年得以改观，随着当年分税制改革的进行，国家税收开始增加；而且，地方通过卖地实现了政府财力的不断充实。涌进政府财库的新财富潇洒地撒了出去。其结果是，首都人民看到了外形特别、造价高达8亿美元的国家大剧院；上海人从机场出来，可以乘坐耗资12亿美元修建的磁悬浮列车，抵达市郊的地铁站；如果到乡镇去，你会发现，曾经的农田之上政府大楼气宇轩昂。一句话，国家牢牢地掌控着经济，资源被集中于城市，而对乡村来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源泉（私营企业），也没有社会保障体系。
黄亚生对比了90年代家庭收入发生的明显变化。从图4.3可以看出，80年代收入增长更快的农村家庭，90年代为城镇家庭所反超。这是为什么？图4.4告诉你，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获得的收入大大低于乡镇企业支付的工资。黄亚生认为，90年代的问题出在乡镇企业受到严格管束，就业增长受到抑制，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识字率出现下降。
一些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明显改善之后，又于90年代重新浮现。黄亚生举例，20世纪80年代识字率取得了很大进展，21世纪以来却发生逆转。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15岁以上人口中11%为文盲（1.14亿人），而2000年文盲率为6.7%。2000年10～14岁的青少年中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黄亚生认为，官方入学率看上去虽然不错，但没有考虑辍学儿童数量。在学杂费飞涨的年代，农村贫困地区辍学失学现象非常普遍。2000年，官方数据显示，农村地区初级中学入学率只有50%～64%，大大低于城镇地区72%～80%的入学率。
90年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了工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国有部门高歌猛进，私人部门节节撤退。2000～2001年所做的一项调研显示，80%的中国私营企业反映遇到融资障碍，而同期在印度这一比率是52%。很多行业仍然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一统天下。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几家成功的中国企业吗？好吧，黄亚生告诉你，它们中没有一家真正是“内资”企业，均为外商投资企业。它们受益于（并由此得以存活）香港或其他属地的法律和融资环境。当然，它们的主要市场在国内，但苦于在国内得不到很好的所有权保护和融资渠道，它们不得不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注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