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产业干预政策外，另外一个政府或许可以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方式是汇率政策。罗德里克对汇率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贫困国家低估的实际汇率与较强劲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汇率低估使得本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进而激励外向型行业的投资，并给出口企业带来丰厚回报。你或许纳闷，为什么有人还叫嚣低估的汇率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呢。你或许认为，低汇率带动出口增长，进而加快整体经济发展，这不是十分明白的道理吗？然而，经济学家们在担心未能准确定价的汇率带来的看不见的成本，这些成本不明显，但十分紧要。例如，低估汇率意味着进口机械设备的成本增加。还可能带来非贸易领域的投资匮乏，比如国内服务业，因为人人都想把手中的资金投入出口行业。这反过来就会拖累经济增长和就业，并引发经济失衡。换而言之，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低估汇率造成的伤害会抵消给出口行业带来的优势。
不过，罗德里克认为，低估汇率对经济有促进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也意味着总体说来，低估汇率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他认为，由于低估汇率弥补了经济体中存在的其他严重问题，尤其是制度方面的不足，这一政策还是有用的。他举例说，发展中国家的法治水平一般较低，这给任何一个制造企业都带来了特定的问题。这类企业通常供应链很长，因此契约对它们而言非常重要。而且，当它们开展出口业务时，经常要面对海关等行政机构的官僚做派。罗德里克认为，在这种环境中，低估的汇率能够实际发挥补贴的作用。也就是，汇率能够带来一些额外的竞争力，来补偿低效率的制度（贿赂、行政审批时间等）带来的额外成本。这一发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尽量维持低估的汇率水平以提振经济增长。具体的方式可能通过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防止本币名义汇率上升，即央行可以买入美元，以保持本币低汇率。
当然，对中国汇率政策也有很多讨论--在全球范围内也形成了很多研究。在这里，我将不再展开论述。但一个不容掩饰的事实是，最近几年的大多数时候，中国央行都会入市干预，买入美元和其他币种。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不断飙升即为例证。市场干预达到这种规模，很难说（实际上是不可能）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围绕人民币是有管理的货币，还是被操纵的货币，打了很多口水仗（通常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得要承认，政府仍然控制人民币汇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出口的担心，尤其是在2009年全球经济急剧收缩的环境下。当然，决策者必定不会认为，对汇率的“管理”是对制度缺陷的弥补，就像罗德里克所说的（事实上，要说中国经济中哪一领域的制度最有效率，恐怕当属出口行业。想想那些低税率，更有效率的行政机构，更高水平的物流，等等）。但是，这一策略是存在问题的。尽管人们担心出口行业失业，但没有对这一汇率政策使服务业需要背负的成本予以足够的重视。由于投资少，服务业创??的就业岗位少。就这一情形而言，2008年末外需大幅下滑对中国其实祸兮福倚，将会造成出口行业投资回落，激励中国企业家投资服务业--至少假如金融服务业、娱乐业、医疗、教育行业有足够的机会的话，他们会这么做。目前，这些领域大都将民间资本挡在门外。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竞争被扼杀，创新受到抑制，无法创造就业，财富的创造受到破坏。换而言之，尽管大多数普通人认为控制汇率对中国是好事（罗德里克也同意），但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对由此带来的很大的、负面的而且通常是潜藏的影响担忧不已。
罗德里克世界观的另一问题：政府参与的弊端
罗德里克的政策主张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对于实施这些政策的国家（比如中国）而言，也存在着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干预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干预具有隐蔽成本，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十分强势的政府会如何改变游戏规则，也不知道它哪天想要改变规则，更无从知晓是否会不利于你的生意。某些时候，市长对于你的生意是有帮助的，但有时候，或许他打算扶持你的竞争对手，你的日子恐怕要开始不好过了；或者有时候他要为某一项目找钱，你被暗示或明示要意思意思。因此，成本和收益，得到与付出，不分你我，不可控制也无法预测。
一些中国具体产业政策的研究者最终惊异于研究所发现的情况。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彼得·诺兰（Peter Nolan）最初愿意相信中国工业化政策的好处。他和他的学生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中国领先行业的多级大型国企，它们分布于钢铁、汽车、航空和银行业。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政府干预大多对企业是有损害的，即便是对国有企业。为了维持就业，企业被迫并购亏损的竞争对手。企业资产扩大，拓展新的行业，忽略了对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和效率的改进，结果造成企业发展定位模糊。这些企业缺乏真正的创新文化，往往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班子领导。受重视行业的企业可以轻松获得银行贷款，因而在资金使用和企业扩张上往往奔腾豪放，无所谓效率。我们在深圳调研的几家私营企业高管公然地谈论他们每周都要做的上层工作--至少一个企业设有专职经理，其工作就是“经营”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主要内容是吃饭、喝酒、打高尔夫或其他活动。
在我看来，天真地信任政府总能给企业带来积极的推动，与自由市场狂热者深信政府干预往往是坏事一样有害。政府对企业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成本与收益的微妙平衡，目前为止一直在中国起着作用，但并不确保它会永远起作用。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资金减少，政府需要税收，地方政府能给予的支持力度减弱。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行政部门可能知道怎样做，基本的工业布局比较简单。但随着经济发展趋于复杂，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从钢铁转向高科技、教育，有证据表明这种治理方式开始变得效率不足。更好的制度、明确稳定的规则的必要性变得尤为重要。需要政府下放权力以鼓励效率，需要绩效考核制，需要拼实力而不是拼关系的竞争。到了这样的时候，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专心投身于监管是关键。在中国，制度会有这样的飞跃吗？还有待观察。
关于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正如罗德里克所说，并不是一定需要政府来组织产业升级，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如果条件成熟，这一过程能够自然地发生，因此也能够更为持久。
人们今天的挫折感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中资企业做袜子或其他低附加值产品，这让很多人感到气馁。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不公平，二来一个老是忙着做袜子、做塑料玩具的经济体是不健康的，而人家发达国家的企业尽生产电脑、激光一类的产品。持这种观点的人大谈产业升级的必要性。我不敢说他们的这番壮志不对，但我想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如果不做袜子，成千上万的人只好去做繁重而收益又无保障的农业劳动，做袜子也不是特别不好。这一行业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占据重要地位。比如，印度的大多数人口仍然守着地里那点庄稼，基本靠天吃饭。我敢说，他们巴不得在工厂里做袜子，辛苦归辛苦，但能带来稳定的高一些的收入。
第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理可循--做袜子能够极大地创造就业。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为数百万没有接受太多教育的人口创造就业，是很伟大、很伟大的事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新兴市场，人们百无聊赖地闲待着，没有机会工作，眼巴巴瞅着中国创造的工作岗位。因此，我们在随意批评中国创造数百万低端就业时要三思。
第三，我认为，只要构建正确的平台，产业升级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这绝对不是低估中国企业的抱负。而且，鉴于近些年民营企业和出口的大量积累，似乎也并不缺资本。同样也不缺技术，技术会自然地从最早拥有的企业传播开来（往往是被偷去的）。因此，中国本土企业的科技水平远高于很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并且，今天外国企业越来越将真正核心的研发拿到中国来做，这只会加快技术的传播速度。
在我眼中，这一过程每天都在发生。我所在的渣打银行的中国员工学会了如何设计复杂的金融产品，学会了怎样在全球市场中经营客户关系及做交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转投中资银行，所有这些专业技术就会注入中资企业。再如，尽管几款中国制造汽车未能通过欧洲和俄罗斯的安全标准测试的消息吸引了很多眼球，但这种情况将会改变。一家美国汽车制造企业的中国区总裁曾经告诉我，他相信中国本土汽车的品质将在10～15年内赶上他们。最近我拜访的一家中资汽车企业计划2010年将汽车销往美国市场。这些车将走低端路线，以价格低廉取胜，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今日本、韩国汽车在西方市场独步天下的事实，彰显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着怎样的追赶潜力。
所以，我们有雄心，有资本，有促进产业升级的技术。我们卡在哪里呢？卡在制度障碍。第一，缺乏真正有效的保护并促进创新的一整套法律法规，而代之以政府官员设定部分行业、产品的专利申请目标。结果，近年来专利权申请数量膨胀，但大部分价值不高，甚至没有多大价值（从首次专利保护期限失效后，重新申请的比率很低可见一斑）。你的发明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你将被获准靠此发明赚钱，你自然不会培养出创新文化。当然，某些政府部门试图推动创新，但问题在于它们所运用的不是最好的机制。举个例子，对于出售盗版者，要依靠警方和相关刑事犯罪法规条例去制裁责任人，但是，除了逮售假包假表的小商贩外，警察还有更重要的事做。办案经费少，而犯罪取证所需的成本很高。更好的办法或许可以是允许认为自身专利权受到侵害的企业提起民事诉讼。目前，这种改变正在发生。存在的问题是组织难度仍然很大，而且裁决结果很难实际执行。但是，如果这一体系真正发挥作用，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将遭到重罚，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其次，在于教育。这一领域范围广大，政策复杂，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2008年所作的一项调研显示，中国农村地区100所小学的26%的学生患有贫血或肠道寄生虫病，这意味着他们的学习能力低、注意力弱。研究人员发现寄宿学校营养水平普遍较低，这也是影响学习能力的一个问题。提高小学生的伙食质量必须引起重视。目前只有30%的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升入高中，20%进入各类技术学校。原因在于，虽然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免费的（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中国高中阶段教育费用位于全世界之首。请看数字：每学年160美元，目前为止全世界最高。这一事实，对于一个数度将宇航员送入太空、举办了史上最为昂贵的奥运会的国家而言，不能不说令人感慨。相比之下，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时，高中入学率是100%。教育关乎未来劳动力群体的质量，因此教育薄弱将拖累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将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但由于成本原因一直为财政部门所反对。
总之，我认为中资企业不会一直拘泥于当前的低科技环境。但能给予它们帮助的不是中小企业扶持资金，不是税收优惠，而是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制度性改变。
最后，你的伙伴可能怒了
实行干预性产业政策、进行积极的汇率管理以及给予企业补贴带来的另一个较大问题是，容易招致贸易伙伴的不满。现在，或许你可以觉得“我不在乎--我们要想方设法帮助国内企业和经济发展”。这一反应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对本国企业和本国经济的关心呵护上，每个国家都有着同样的感受。为什么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或者中国的其他贸易竞争对手不去管理本国汇率，不向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企业发放补贴？它们为什么不应该对别国的出口设置障碍？如果各国都开始“管理”本国的汇率，向它们想要扶持的企??发放补贴，贸易争端将不可避免地扩大蔓延。
出于这一原因，1995年，WTO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就如何降低贸易关税，就哪些国家制定监管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共同规则等议题开始谈判磋商。贸易战的萌芽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当时由于各国立法保护本国企业，提高进口关税等原因，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崩溃。WTO的成员国同意开放贸易和投资，禁止补贴，限制其他类型的国家干预。这与罗德里克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很多政策建议相左，也与中国政府实行的一些产业政策相左。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扶持企业的一些措施与WTO框架存在着真正的紧张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决策者通常认为自己有权利采用积极的产业政策、管理汇率等。在很多人眼中，包括罗德里克和很多读者在内，这是未尝不可的，但其中一些政策的确与WTO的精神和规则相背离。
这是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将中国诉诸WTO的原因所在。我们需要谨慎地分析这些案例。有时候美国政客们对中国的攻击确实很蠢，完全没有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也使得人们容易将其投诉视为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而且，美国国内的一些工业团体的确夸大了中国产业政策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并游说美国政府给予保护。但是，由于游戏就是这么玩的，我们也不能认为美国向WTO提交的所有申诉都是贸易保护或不公平竞争。国际贸易律师认同，其中的一些案例美国是占理的，中国没有履行先前的承诺。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抱怨贸易保护主义，是不够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需要从独立的立场走进很多案例的是与非。
例如2008年WTO的某一委员会认为，中国对进口汽车零配件征收过重关税，违反了WTO的相应规则。中国试图以此保护国内汽车配件产业，还能用别的办法提升自身竞争力吗？另一个案例是，美国向WTO申诉中国向出口企业提供多种出口补贴，给予中国企业不公平的优势，且补贴种类在不断增加。在以上两个案例中，中国的做法很可能偏离了WTO的框架和最初的承诺，美国只能借助这一机制激励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尽管在思想上接受起来有难度，我们仍有必要意识到，如果这些规则得不到得当的实施，中国企业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