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北京共识”提法的另一点质疑是，中国的成功有多大的可复制性。我认为，中国的成功核心建立在基本成功的经济政策之上，同样也建立在其他国家，甚至别的亚洲国家没有也无法创造的其他因素之上。中国有巨大的劳动力群体，意味着能够在出口制造业方面具备超级强大的竞争力。中国易于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获得投资、技术转移、人员培训和贸易往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将许多亚洲投资者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国能够轻松进入亚洲区内已经形成的生产网络。中国也受益于非常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受益于非常强势的政府，得到保障的社会稳定和秩序，特别受益于真正的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同时，中国在危机迭出的20世纪80年代末站稳了脚跟，部分原因是整个权力机关保持了铁板一块（这是中国与苏联的最显著差别之一，80年代末苏联的权力机关失去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不再执行莫斯科的指示）。而且，中国具备控制至少一部分腐败行为的机制，这一点是非洲或拉美的国家，甚至亚洲欠发达地区的一些国家很难复制的。出于这一原因，我认为应慎提中国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路线图。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实践不值得研究，或者在其他地方不可复制。在这里，我们对“北京共识”的看法暂且告一段落。下面我们将了解一些严谨的主张，更值得严谨的探讨。
“华盛顿共识”强有力的批评者，中国的铁杆粉丝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是“华盛顿共识”最有力度的批评者。同时，他也是中国的铁杆粉丝。但是，他的批评不同于传统左翼。他认为，得当的制度--确保法治（rule of law）得到保护--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他还认为（不同于很多左派），企业和企业家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但他同时也认为，政府应该干预以帮助企业家获得长足发展。这是他与非正统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罗德里克的思想值得研究，他是最受尊敬的非正统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近年来走过的道路及对未来的意义有着直接的帮助。
我们从罗德里克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家的观点开始分析。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不太可能提出全新的发明，包括产品和服务，他们更有可能复制发达国家企业的成功样本。这不是坏事，实际上通常是好事。想想百度和谷歌，三一和卡特彼勒。但是当然，并非所有发达经济体已有的产品和服务都适合新的发展中市场。发展中市场中有着不一样的资源和特殊的问题，会限制发达市场已有产品和服务的运用。因此，需要一个重要的反复试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甄别。一旦他们发现某个产品行得通，马上就有一大群企业家跳进来，组成这一产品各配套环节的生产链，资本也随之而来。简单地说，一个新的（或者说已有的）产业由此在发展中市场建立起来，比如哥伦比亚的切花业、韩国的造船业、中国台湾的计算机芯片行业和巴基斯坦的足球制造业。在中国，则可以看看温州周边的任何一个成功的行业。没有人指责温州企业家没有什么原创（尽管他们进行了改进），但他们成功地尝试了不同行业，一旦有所发现，就将身家性命全部砸入其中。这些年来，很多温州企业的成功名闻天下。
要想理解罗德里克观点的独创价值，首先需要了解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发展。基本的一点，他们建议贫困国家“尽可能发挥天然优势”，也就是集中开发自然赋予它们的财富，比如肥沃的土壤、巨大的劳动力、长长的海岸线等。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尽可能多地利用这种自然禀赋。传统经济学家说，集中于“比较优势”，然后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最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罗德里克却说，成功的工业化与这种专业化没什么关系，恰恰相反，与其反面大有关系--制造业的多元化。他是亚洲创建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基地战略的积极鼓吹者，即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做法，60～7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做法，80年代中国的做法。在罗德里克看来，亚洲的成功是政府计划和市场竞争独特结合的结果，是理想的模式。
罗德里克十分重视出口。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与发达国家出口相同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实现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他断定“生产什么，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什么”。为什么？原因似乎在于出口企业不得不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参与国际竞争意味着它们必须将质量和技术提升到与富国竞争者相当的水平。当企业努力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正的“溢出效应”--即外部世界的先进技术、操作技巧、经验等就会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些企业也不会原地踏步，它们会跻身于更大的经济环境中。这些经验技术又会传至邻近的其他企业。罗德里克认为，由此带动了这些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没有这样做的经济体。
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罗德里克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这一理论十分吻合。中国出口的规模已经十分壮观：目前相当于人均GDP三倍于中国的经济体的出口量，20世纪90年代初相当于人均GDP六倍于中国的经济体的出口量。这对于中国中期的经济增长应该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原因是随着企业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在外资与中资企业间的流动，知识、科技和管理技术将会渗入中国企业。未来中国出口企业仍有价值链提升空间。表3.1为罗德里克统计的2003年中国和另外两个亚洲国家的主要电子类出口产品的单件价值。中国产品的价值普遍较低，表明中国在这些领域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未来几年中国出口企业的价值链仍有提升空间。罗德里克认为，政府能够帮助加快这一进程。
政府伸出能给企业以帮助的看得见的手
罗德里克赞成积极的产业政策，或者说，他赞成政府通过政策措施支持特定行业。他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或者至少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好恶。他说，他不喜欢20世纪60～70年代的拉美模式，当时拉美国家政府设置了过高的进口壁垒以激励国内生产。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政策是严重错误的。由于缺乏竞争，拉美企业产品质量极其低劣，而且不能进口机械设备甚至电子计算机等重要器材，拉美国家国内企业无从改进生产。
罗德里克大加赞赏的是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在罗德里克看来，他们成功地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进口壁垒仍然设置较高，但企业受到出口激励。这一方面保护了惧怕国际竞争的国内企业，同时确保企业的高效率，因为它们不得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第二件事是，东亚的政府官员被“嵌入”了私人部门，创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理想状态下，政府官员支持而不是指导私人部门，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给企业制造障碍。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罗德里克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以及科技信息溢出效应的环境里，对非传统产品的投资供应不足”。换个通俗的说法，在经济发达程度还不够的时候，光有“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你需要头脑敏锐、正直诚实，甚至由企业家组成的政府官员，伸出一只能给予企业界帮助的手，为私营企业指点迷津，创建正确的激励机制，鼓励它们拓展成长。这是能够超越自然禀赋的方式。
罗德里克认为，中国跟随了一条与亚洲四小龙相仿的路径，各地官员积极投身于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兴建工业园区，为“好”企业发放补贴，给予税收优惠，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外商投资等等，不一而足。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将地方官员的政绩及仕途与他们呵护地方经济增长的表现挂钩。中央政府也一样热切支持某些行业，定期制定汽车、钢铁、化工和IT产业的五年发展规划。“没有国家支持和政府融资，像联想这类企业永远不会出现”，罗德里克断定。他也赞成迫使外商设立合资企业，而不准他们设立独资企业的措施，因为这意味着先进科技更有可能流入国内市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赞成实施零配件国产化率。这一政策要求某一产品生产行业使用的零配件中的国产部分必须至少达到50%、70%或者90%，而不能全部进口。中国制定了大量的类似政策。2009年初，我在北京与一位铁路行业外企高层聊天，他承认，认可相当多的技术转移是“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所在企业保持在中国的竞争力的窍门，是永远比他们在中国的“伙伴”超前一步。事实上，这类技术转移中也包括外资企业的技术经常被重新贴上中国本土技术的标签，让每个人对本土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就印象深刻。罗德里克认为，一般说来，即使这些政府干预在短期内看一部分打了水漂，但在长期内整体看仍不失积极意义。
去深圳看一看
我们不妨到地方去看一看，以更深刻地体会地方政府花了多大力气扶持企业。2007年10月我在深圳进行了短期调研，走访了一些企业客户。业界人士对地方政府在扶持本地企业方面的政策无疑了然于胸，但为了让更多其他读者了解，我还是把我的所见叙述一下吧。一言以蔽之，深圳的企业幸福地游弋在地方政府的臂弯里。
2008年以前，中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33%。但在包括深圳经济特区在内的很多地方，实际执行的税率要比这个低得多，深圳的所得税税率是15%。此外，为了扶持企业，地方税务部门给予许多制造企业“两免三减半”优惠，即在获利年度的前两年免缴企业所得税，之后三年按照当地企业所得税税率标准减半纳税，具体到深圳则是7.5%。这是非常大的照顾，对企业前来落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然深圳并不孤单，各地方政府，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都有类似的招商引资政策。事实上，不少企业每隔几年便摇身变成一家新公司，这样就又可以重新享受五年税收优惠了。地方税务机关对此也不以为意（或者默许）。2007年，上海一家服装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已经注册过5回了。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取消这些税收优惠，统一外资和内资企业、沿海与内陆企业的税率。新《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初生效，地方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降至25%，类似“几免几减半”的措施被取消，正处在优惠期间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将自然终止（2006年很多企业成立新的实体以尽可能延长享受低税优惠的时间）。总的看来，中央政府流露出降低地方政府自行确定税率的权限的意志。
地方政府用尽最大的智慧游走在新税法的边缘。在新税法实施数月之前，任何一家获得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够重新享受“两免三减半”。深圳市还将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期限延长为“两免五减半”。任何梦想有朝一日制造高科技产品的企业，甚至使用别人的高科技产品的企业，都可以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身份。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出台多条办法堵住地方政府想钻的漏洞。2008年下半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要求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只能颁发给真正自有高新技术的企业。目前尚不清楚地方政府遵守这条限令的情况如何，估计仍会有很多地方尽全力保护当地企业。
此外，深圳市还出台了其他一些补贴措施。主要对象是高科技类企业，或希望拓展海外市场的企业。以下是一些实例：
·某小型沙发制造企业的经理告诉我，有一项新政策，只要企业证明自己缴纳所有购进货品的增值税，且所有产品都走外贸，就可以得到市政府发放的金额达其销售收入5%的现金补贴。这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降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退税率制定的对策。
·我们多次听到的一类补贴，用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市场开拓和销售。据说允许任何企业一年内报销此类费用达20次，报销总额最高可达30万元，这一举措始于2005年。
·还有一项2006年推出的政策，为企业申请产品许可证书提供支持。
·此外，具备条件的企业每年还有价值200万元的研发补助。据某企
业的经理介绍：“你必须建立独立的研发办公室，提供研发人员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证明，提供开展科研活动的财务票据等。”
·高新技术企业申请银行贷款享受一定优惠，市财政将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
·生产发光二极管的客户介绍了另一种补贴。如果某企业本年度缴纳的增值税比上年高出50%，企业可申请获得50%的增值税退税（不知非高新技术企业是否享受这一照顾，但可能性是有的）。
想必除以上我们亲耳听到的外，一定还有其他的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归纳一下，深圳市尽力做了以下几类事情：（1）支持本地产业；（2）支持本地高新技术企业；（3）支持企业海外扩张，开发新产品。其他地方的做法还包括，为企业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用地，给新企业水电费用方面的照顾，或者由于不能违背中央规定给予企业税收优惠而以低调的现金补贴作为补偿。总之，中国这些年来在产业政策方面进行的改革，一方面充分挖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优势，同时，给予资本大量的补贴和支持。这当然是非常有力的组合拳，弥补了中国经济中很多固有的制度性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加大风险，提高交易成本。
很多读者会觉得，地方政府提供这些补贴未尝不可。事实上，部分学者认为这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是有益的。在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中，罗兰（Gerald Roland）和钱颖一（现执教于清华大学）提出，中国采用的是一种“联邦制”的经济体系，支撑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制定管辖区内的游戏规则，类似于美国各州。这些权限包括给予企业税收优惠，提供各类补贴，以对本地企业有利的方式解读上面下达的命令。以广东省为例，当地企业在不严格遵守员工社保缴费、不控制私营企业加班方面远近闻名。上海周边地区在这方面执行得比较严格（至少听说是这样）。地方政府这么做，是为了争夺能为地方带来税收、就业和投资的企业。地方政府都在这么做，这一竞争意味着随着地方之间竞争的展开，税负（以及其他与企业经营相关的行政费用）应该被拖低。换句话说，钱颖一认为，中国地方之间的这种竞争对市场发展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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