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文学评论家和传记作家把创造性视为文学批评的核心主题。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文学是“对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进行最完整、最精确描述”的人类活动。本章开篇引用了马修·阿诺德的话：“除了创作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开展自由创造活动。”其他一些作家也描述过创造性的人生，并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他们刻画的创造者的内心世界。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作品就经常涉及这个主题，包括《创造行为》（The Act of Creation）和《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描写的创建现代物理学的故事。此外还有两部被改编为电影的作品：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和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的《马嘴》（The Horse’s Mouth）。迈克尔·利（Michael Leigh）的电影剧本《颠倒》（Topsy-Turvy）也探索了剧作家吉尔伯特和作曲家亚瑟·苏利文的人生境遇。
我们还是希望能从小说作家那里看到他们对个人动力的观察，尤其是当感觉到新生力量发挥作用或旧力量被重新激发时。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是个喧嚣时代，充满了各种结构性的调整和巨变。1870~1913年取得历史性的进步之后，美国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并于20世纪20年代重新开启了激动人心的创新进程。就连30年代的“大萧条”也没能阻挡前进的步伐，创新率空前高涨。某些作家试图反映这一创造和发现进程中感受到的愉悦和兴奋，当时的一位顶级小说家就着重描述了探索的神奇和激动人心之处：
最后，卡特厌倦了日落大街和古老瓦屋中间的神秘小巷，可他无法将它们逐出脑海。于是，他决定大胆地前往还没有人去过的地方，穿过黑暗中的冰原，挑战未知的卡达斯秘境：它隐匿在云层之后，映射在群星之下，诸神居住的幽暗隐秘的缟玛瑙城堡就坐落于此。
30年后，这些语句中所表达的“大胆走出去”的思想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早期登月项目的颂歌。
实用主义者和活力主义者对待美好生活的态度差异之大令人吃惊。两个流派的词典中都收录有“障碍”一词，但其含义却截然相反。在活力主义者看来，人们要主动寻找需要克服的障碍、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向去找寻它们。而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人们从事某些最有希望成功的事业，在追求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障碍。实用主义者没有说明人类所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只是说不管一个人的职业目标是什么，除非运气非常不好，这个人总是会遇到数不清的问题，并解决掉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才智，投入地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而由此带来的技艺精进是美好生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成就”。积极参与的价值和技艺精进的价值可以视为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尼采所说的克服障碍和柏格森所说的成长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源头。
在实用主义盛行了数十年之后，活力主义学说（先不管现代经济中的活力主义力量）正在复苏。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s）的早期英译本中，人们就把“eudaimonia”解释为“happiness”（幸福）。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人们会认为，就像亚里士多德建议的那样，积极投身学习研究的人会因为获取更多的知识而感到愉快，会因为自己的博学而自豪。而且这种解释否定了把幸福作为娱乐手段的看法，虽然实际上也的确会产生笑话和欢乐。然而，约翰·库珀（John Cooper）等后来的一些学者认定，希腊语中的“eudaimonia”的准确译法应该是“flourishing”（繁荣）。此看法也得到了托马斯·内格尔的认可。不过后来的译者仍然继续采用“幸福”一词。如果我们用“繁荣”解释“eudaimonia”，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就是在说美好生活是一种繁荣的生活，同时必须承认这是个含糊的概念：
在所有行动中，“最高的善”是什么？从名义上讲，不管是受过教育还是没受过教育的人，几乎都会赞成，它是指繁荣，创造繁荣与实现美好生活或者成功人生是同义词。然而，不同的人对繁荣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把“eudaimonia”译为繁荣，会极大地拓展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研究”的含义。他肯定认为，人们在阅读激昂的辩论稿时会感觉兴奋，在发现能驳倒对手的新证据时会感觉激动。他还会认为，追求知识的人生是非常充实的。而冷静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宣布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时肯定也有同感。因此，这样的解释有助于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十分热衷于探索物质世界的人，但他支持对各个领域的搜寻、探索、调查和实验，涉及公元前4世纪所有可能的事物。就人类追求繁荣的欲望而言，他是一位开创性的思想家。
某些活力主义文学作品描绘了有兴趣为大众尝试或证明某些事物的探索者的形象。当然，成功的创新必然是公众事件，隐士的发明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但也有其他活力主义模式，阿玛蒂亚·森强调的“做些事情”就很符合活力主义观点，另外还有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近期的研究成果，他在调查中发现，许多美国人希望执行能“带来改变”的任务。例如，一位护士宁愿去大型城市医院的一线急诊室，也不愿做临时护士之类收入更多的工作。森内特认为，这些人有着对于“使命感”的深层需求。
最新一部涉及这个主题的书是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2011年出版的《繁荣》（Flourish）。他认为，人们追求的是“福利”，但和自由一样，福利也由多个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可以测量，但作为整体的福利却无法测量。塞利格曼说，家庭调查报告中的生活满意度反映了我们当前的印象，但很少反映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意义以及我们对工作有多大投入。在他看来，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为成就而成就）。他认为，每个要素都对福利有影响，但本身都是追求的目标，并且可以测量。这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组成要素的分类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产物，但并没有反映出活力主义对于“福利”的看法或者人类的真正需要。尽管塞利格曼充满热情地采用了“繁荣”一词，他却没有认识到与活力主义有关的高层次的繁荣活动：尝试、创造和探索。
那么当代的主流伦理道德观包含活力主义的看法吗？从我们熟悉的人中得到的印象未必可靠。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种志学者罗纳德·英格莱哈特（Ronald Inglehardt）及其同事开展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搜集了1991~1993年许多国家的家庭访问资料。针对“你在找工作时是否会寻找能发挥主动性的机会”这一问题，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52%，在加拿大占54%。针对“是否寻找要承担责任的机会”这一问题，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61%，在加拿大占65%。对亚里士多德伦理的实用主义解释也反映在这些调查中：“你是否在寻找有趣的工作？”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69%，在加拿大占72%。相比之下，做肯定回答的法国人，对主动性占38%，对兴趣占59%，对责任占58%。
大国之间的差异较大。那么与大国相比，小国是否更关注集体而没有那么强烈的成功驱动力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吉尔菲·索伊加在被问及冰岛公众对于新企业家的态度时说：“人们对企业家没有坏印象，他们只是努力思索如何实现自己的成功。”因此，有关活力主义反映了重要的推动力，并深刻影响了我们在社会中的体验和实现程度的讨论，依然是个有生命力的命题。
如上文所述，亚里士多德认为，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伦理观是普遍的人性。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包括活力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解释）是不是社会的主流？这种观念从来都不缺乏对手。意大利经济学家帕斯夸莱·卢乔·斯堪蒂佐（Pasquale Lucio Scandizzo）提出，沉迷于思考的人也喜欢追随者，这显然是在谈论他自己的国家。社会上总是有人拥有为群体或社会服务的愿望，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或者拥有表现奉献精神的愿望，如巴赫创作的清唱剧；有人喜欢社会企业家的角色，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还有人醉心于追求和征服美色，如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卡萨诺瓦（Casanova）。然而，这样的人生都不是活力主义的生活动力的反例，只是追求的方向不同而已。只是在大多数人心里，物质主义的美好生活概念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旗鼓相当，并在某些国家占据主流地位。
从物质主义视角来看，大多数人的生活是由获取收益、积累财富或权力的愿望推动的。人们追求财富的持续积累，直到能支持高标准的消费或休闲甚至两者兼得。中国的主要改革者邓小平宣称“致富光荣”。在加尔文学说中，获取财富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一个人积累的财富数量是上帝眷顾的标志——财富越多，证明其越受上帝垂青。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财富积累的主要动力是造福社会。然而，有两个最常见的例子表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依然成立，即人们的生活是由对知识的渴望推动的。第一个例子是，在微软公司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比尔·盖茨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为促进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寻求新途径。第二个例子是，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致力于获取大笔财富，并明确宣称这主要是为他此后对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许多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其实是他们痴迷于尝试某个新奇创意而收获的副产品，其中包括雷·克罗克（Ray Kroc）的麦当劳帝国。麦当劳的所有加盟店都没有任何创新自主权，完全不符合哈耶克提出的现场决策和本书所关注的草根创新的原则。不过，克罗克的继承者们逐渐脱离了他的这个古怪念头。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的生活动力也许只是希望展示他们对资产市场和产业投资的洞察力超乎常人。但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包括巨额财富）可能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标，只是追求安全、舒适、优雅、自豪、尊严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有个说法，高强度和高目标的职业生涯是某种伤口的标志，受伤者希望通过成就抚平创伤。更可悲的是那些获得了巨额财富却不知道怎样发挥其价值的人，新兴富豪阶层的高自杀率或许就能说明问题。
不管人们的行为涉及多少复杂的动机，也不管到底是收获还是学习、创造还是积累，但很少人会否认，只有收获和财富积累的生活并不能像充满创造与创新的生活那样，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和骄傲。与韦伯及其之后鼓吹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比，亚里士多德、维吉尔、切利尼、尼采、詹姆斯和柏格森等人所赞美的“最高的善”（尤其是关于繁荣生活的体验）能更好地反映我们尊崇和期盼的生活方式。
在物质主义和其他观念之外，追求繁荣的生活伦理观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依然鲜活。它的勃兴进程包括：1675年前后科学革命爆发，1689年的英国《权利法案》扩展了对抗国王的权利，休谟、杰斐逊和伏尔泰等人在18世纪中叶发起了启蒙运动。亚里士多德生活伦理观的流行是现代经济在19世纪兴起的必要条件（算不算触发因素或次级触发因素暂且不论）。相反，现代经济在某些国家的延续对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伦理观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存在来说，也可能是必要条件。
本章并不意味着对繁荣生活的追求是现代经济在19世纪产生的动力，或者这种观念的衰减是现代经济于20世纪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衰落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追求繁荣的愿望是普遍的人性，当然不见得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获得必要的机遇。本书第九章和第十章已经讨论了最近几十年现代经济文化的某些要素衰落的可能性，但这两章并不是说人们追求繁荣生活的愿望有所减退，最多只是说经济活力所需要或必要的工作态度可能退化。这两章还谈到其他价值观复兴的证据，例如共产主义或社团主义的伦理观和家庭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质的愿望有所减弱。
主流文化和主流伦理观不是一回事。在某种社会压力下，人们可能会违心地做一些事。
对“美好经济”的启示
根据罗尔斯的提议，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探寻和建立某种经济制度，为成员的共同利益服务。既然追求“最高的善”或最高利益的生活符合亚里士多德对美好生活的定义，那么支持人们对“最高的善”的共同追求的经济，就应该符合美好经济的定义。当且仅当一种经济制度允许并鼓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时，它才是一种美好经济。
当繁荣成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时，美好经济必须帮助人们想象和创造新事物，追求黑格尔所说的“作用于世界”，从而实现创新，满足他们敢为天下先的愿望。
当然，这种意义上的美好经济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公正现象。许多评论家和学者最近提到，这种美好经济注定会造成不平等，对渴望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说相当于一种权利剥夺。因此，这种美好经济不具有正义性。下一章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