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也属于这一群体，在他从事写作的18世纪后期的法国，封建领主的势力正在萎缩，工商业的发展机遇被打开，他表达了行动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在其不朽作品《老实人》中写到，行动不需要任何社会理由或者是非判断。伏尔泰建议我们把这些都忘掉，因为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且能带来丰厚的回报。在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作曲的音乐剧《老实人》的最后一幕，作曲家斯蒂芬·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借用伏尔泰的原作，用四句话提炼了伏尔泰思想的精华：
我们既不纯洁、聪明，也不善良，
我们只是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我们要修建自己的房屋，砍伐自己的木头，
把我们自己的花园打理得生机勃勃。
伏尔泰认为，社会缺乏相应的智慧、专业知识和善意，因此无法设计、运行和维护可能实现的最佳经济结果。尽管对很多重要的事情知之甚少，但我们可以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进而拥有美好生活，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经济体。伏尔泰鼓励我们利用已经掌握的以及在前进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使生活变得更有趣味、更有收获。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是法国经济学家首先发现了企业家的关键作用。
在20世纪中叶，人们更加关注职业生涯带来的满足的性质，以及个人掌握和利用的知识对这些满足感的作用。这方面的思想先驱是约翰·杜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几十年的学术巨头。杜威先于哈耶克认识到，普通工人掌握了工作过程中需要的大量专业知识，并强调人们需要在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即便是普遍教育程度的工人也可以参与其中并获得知识进步，通过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或者完成其他人安排的适当任务，可以掌握某些技能（知识的一种类型）。此外杜威似乎还认识到，每个工人都可能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工人们完全可以围坐在会议桌前进行内部讨论，为当前的问题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1943年发表的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对人类的需求进行了分类，在分类时，他为精通某种技能或产业（通常是经过学习培训）的需求留出了位置。这种需求紧随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和第二层级的安全需求。马斯洛还认识到了参与问题解决过程的需求，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求。
约翰·罗尔斯在其关于经济正义的权威著作的结尾处，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实用主义流派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他称其为“亚里士多德派”的观点。人们在职业生涯中通过发掘自己的天赋或能力获取知识，这是自我实现的本质。这种自我实现（或者我们能够做到的部分自我实现）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核心动力。罗尔斯的论述清晰有力：
人类喜欢发挥他们的能力（包括天赋和后天获取的能力），能力发挥得越充分、复杂性越强，这种愉悦感就越强烈……这是一种激励规则，是许多欲望的根源……还有，它表现为一种心理规律，影响着我们的欲望组成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一个人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提高……在人们培养起这些能力并掌握使用技巧后，他当然愿意从事他的新技能能够胜任的更复杂的事务。他在以前能获得满足感的简单事务已不再有足够的吸引力……现在我们可以接受亚里士多德规则了，在考虑到其他假设的情况下，发挥和培养熟练技能通常是理性的选择……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理性的选择可以使人动力十足，并且尽可能发挥其最大现有能力。
阿玛蒂亚·森1992年和1999年的著作是对这个学说相对较新的补充。森指出，目前对于亚里士多德定义的美好生活的思考缺失某些基本内容。现在仍在讲授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先不管是否排斥其他学派）把“效用”或幸福当作一系列产品和休闲选择的函数，这种幸福还可以被视为消耗的资源的间接函数。仿佛经济生活的参与者都参加了一场综合性的一次性大拍卖，将他们的整个未来投入交易。森对此表示反对。在他的“能力方法论”中，人们生活中获得的所有满足都要求具备相关的“能力”——做事情的能力。选择获取何种能力是实现满足的一部分。因此，他赞同马歇尔和缪达尔关于工作具有吸引力的说法（参见第三章）：
除了间接联系以外，能力与福利之间还有直接联系……福利直接取决于能力的发挥。选择本身就是生活中很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从严肃的选项中做出真诚的抉择可以被视为一种收获……
至少某些类型的能力对福利有直接影响，能使人们的生活拥有更多选择机遇。
森并不是在想象选择的乐趣，他指的是在环境改变时，有能力选择新道路所带来的深层次的满足。（“彩票中奖了，我将做出明智的决定，离开矿山，去上声乐课。”）
森的思想深处可能还隐藏着一些思考。罗尔斯的理论有一个新古典世界的隐含假设，即可能存在随机事件，但由于其概率是已知的，所以不会影响“自我实现”前景的清晰度：由于概率是已知的，个人发展的进步空间也是明确的。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肯定会发生经济形态的某些根本性的改变，而我们却完全不知道那将是什么。在这种经济里，人们在某种情景中发展的自我可能和在另外的情景中发展的自我存在巨大差异。人们在生活中“实现”的不仅是发展的程度，还涉及发展的方向。在这样的世界里，自我既不是固定的，也不符合固定的运动定律，所以自我的概念不具有解释价值。在电影《亨利五世》（Henry Ⅴ）中，哈尔王子谈过人生发展中可能遇到的跌宕起伏，他在加冕两年后准备与法国的伟大战争时说:“我已经告别以前的自己。”
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后亚里士多德的实用主义者突然停止讨论美好生活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这些讨论几乎都干巴巴地把最美好的生活描述成一长串解决问题的实用行动，鼓励我们保持投入，从掌控中获得满足感。这一美好生活的概念虽然也有价值，但没有涉及对新的可能性的想象、新的征服以及“美梦成真”的满足和激动甚至在梦想未能实现时可能获得的满足感。得到完全实现的生活当然比实用主义者的描述更为丰富多彩。但奇怪的是，这个狭义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版本曾一度流行，1920~1970年，大量民众过上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经济中，很多人在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构思新产品，想象其对最终用户的好处，各种团队在承担开发、尝试和应用的风险。那么是否有其他关于美好生活的视角能够更好地描述在那种社会中生活的感觉，表现现代经济中的成员对于参与经济过程的价值判断？
与实用主义版本平行，从古代社会起，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克·巴尔赞和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将其命名为活力论。这个流派的主要人物和观点在本书第四章中已经介绍过，这里还要做更全面的分析。就在不久之前，欧洲国家的高中和美国的大学都在西方文学经典的核心课程中引入了活力主义文学的内容。最早的活力主义者可能是公元前12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他留下的史诗讲述了古希腊英雄的传说——他们的意志、勇气和耐心。
另一位早期的活力主义者是雕塑家本韦努托·切利尼——颇具传奇色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也是柏辽兹创作的同名歌剧的主人公。在其自传中，切利尼坦率地表达了对创造力的欣赏以及发挥创造力带给他的狂喜。即使在今天，年轻的读者也可能会为书中的远大抱负所震撼。
稍后，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描写的是关于个人探索的故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讲述了梦幻骑士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它想传递的是，充满挑战和冒险的生活是实现人生满足的必要条件；如果西班牙荒漠的枯燥环境不能提供这样的挑战，就必须靠自己创造挑战，在必要时甚至需要想象这种挑战。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王子认为如果想成为某个人物，就必须站出来反对国王，当然他很清楚可能遭遇失败并付出生命的代价。这部作品预示着国王的责任一开始就具有不确定性。这不禁让人想起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说过的话：如今很多人知道自己说的可能不是事实，但极少有人会表现出来。剧本也展示了哈姆雷特初期的矛盾与彷徨，因为采取行动会有失去一切的风险——他的地位和奥菲莉亚。在《莎士比亚：人的发明》（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一书中，布鲁姆称赞莎士比亚为纯粹的活力主义者——从他这面“巨镜”中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形象。
在18世纪启蒙时代，此类观点也得到了某些重要人物的回应。大卫·休谟在讨论法国的理性主义时，肯定了“激情”在决策中和“想象力”在社会知识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休谟可能算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如前文所述，伏尔泰鼓励人们从个人追求中寻求满足，倡导耕耘“我们自己的花园”。杰斐逊提出“追求幸福”的权利，并评论说人们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追寻幸运。“追求”表达的意思是，获取财富比拥有财富更可贵，旅程本身就是目的。
在现代社会初期，浪漫主义作品中充满了对探险和发现的各种描写，及其所需要的意志和坚持。我们都能想起约翰·济慈的诗句：“或者像科尔特斯，以鹰隼的眼凝视着太平洋……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还有威廉·欧内斯特·亨里（William Ernest Henley）的《不可征服》（Invictus）的磅礴：
无论命运之门多么狭窄，
也无论承受怎样的惩罚。
我，是我命运的主宰。
我，是我灵魂的统帅。
接下来是现代主义哲学家。在美国哲学家中，描写活力主义最热情的莫过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亲眼见证了时代的活力。詹姆斯于1842年生于纽约市，亲眼目睹了美国经济的巨大变革——从相对缓慢的爬升到爆炸性的创新。在他的伦理规范中，新问题和新体验带来的兴奋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如果说沃尔特·惠特曼是反映美国精神的诗人，詹姆斯就是概括美国精神的哲学家。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种观念悄然兴起：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本我，但人们成年后并不是很清楚这个本我到底需要什么。这种观念意味着，生活之旅不仅是自我实现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前进，而且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通过一系列尝试，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谁”，答案可能和旅程初期的设想有很大不同。这样一种看待美好生活的态度，由当今一位成功的歌手兼词曲创作者嘎嘎小姐（Lady Gaga）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出来：
《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这张新专辑是关于重生的各种思考……在一生中，你能够不断得到重生……直到你发现自己的内在身份，只有它才能最恰当地描述你到底是谁，并让你感觉自己是生活的成功者。
在职业生涯结束前发现自我并不意味着个人发展的终结。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和罗尔斯的自我实现都可以继续，由于完成自我发现，它们可以有更明确的方向。这意味着，没有必要假定自我在整个发现过程中保持不变。
自命不凡的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提出了大量的新观念，改变了我们对动机乃至生活本身的思考。他探讨了深入未知的探险、战胜困难、遭遇挫折、学习在逆境中坚持以及“一切不能杀死你的，都将使你更强大”等内容，并提出了许多箴言，尤其是他看清了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美好生活的缺陷。当我们为下次拍照节食，或者为创业项目省吃俭用时，我们并不是真正在为未来的收益做出牺牲，我们会很高兴参与那些能带来很多收获的项目，而不在乎需要我们付出很多。正如尼采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参与这些项目是出于内心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挣钱。他解释说，项目中遇到的障碍并不是实现物质回报需要的成本，相反，克服障碍本身就是满足感的源泉，因此这些项目本身就是回报——最有价值的回报。
威廉·詹姆斯的朋友、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也是19世纪高度现代性的见证者和活力主义的又一杰出代表。柏格森继承了尼采关于人们需要挑战的思想，认为人民被生活的激流鼓舞，并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创造的进化”——这也是他的书名。柏格森讨论的主题是，深入参与充满挑战性的活动会改变一个人，使其不断“成长”。《创造的进化》一书认为，“成长”的重要性远大于“存在”。当然，除尼采之外活力主义的先驱还有很多，例如蒙田、易卜生和索伦·克尔凯郭尔等人都认为我们必须重塑自我，才算真正存在。
哲学领域关于个人创新的讨论很少见。尼采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创造自身的价值，弄清楚善与恶之间的界限，但他并没有谈到创作一部交响曲、书籍或其他产品带来的巨大满足，尽管他本人是瓦格纳歌剧的忠实拥趸，也是业余作曲家。柏格森很清楚，如果我们进入决定论的世界，创造性将不复存在，但他并没有对创造性的人生进行描述，或者表现出对其内在回报的任何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