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主义和新社团主义的拥趸都习惯从物质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例如低生产率、失业浪费和波动成本等。资本主义的传统拥护者也是如此。社团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制度在这些指标上面优于现代资本主义，通常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率、更少的失业浪费，还能通过就业保障提高个人财富、工资和就业的稳定性。实际上，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运转较好的社团主义经济在这些指标上至多能与运转较好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相当。要在这两种制度中选择一个，我们必须从物质主义视角转向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本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很多溢美之词都是针对非物质层面的回报：挑战带来的刺激感，尝试和探索带来的满足感，以及成功带来的喜悦等。典型的运转良好的现代资本主义可以给社会成员提供机遇：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促进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社团主义则是一种冷冰冰的学说，为保护民众之间互不侵害而抑制创造性和主动性，打压创新的苗头。
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的强大活力是其独特回报的来源。对创造过程的参与本身就是一种回报：精神刺激的体验、解决新问题的挑战、尝试新事物的机会以及踏入未知领域的兴奋之情等。当然，它也有副产品：工作动荡不安、盈利前景不明、不断遭遇挫折甚至最终失败，以及上当受骗的可能性等。这些回报和危害是现代经济的正反两面。
当今的社团主义者会回应说，他们的制度也带来了美好的感觉和体验：团结、安全以及产业和平。他们经常提到，这些是美好社会的基本要素。那么要想理解现代经济的回报和危害对人们的意义，就必须对现代经济相对于社团主义经济或其他类型的经济的必要性或吸引力有所了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但不包括马克思本人）认为，非物质层面的影响并不重要。如果人们并不需要现代资本主义善于提供的东西，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因此，在回答美国需要做什么和值得做什么来扭转经济活力的减少趋势（这与解决工作满意度下降和其他麻烦有关）之前，在探讨银行改革和所得税改革这样的细节问题之前，从逻辑上讲还有更基本的问题要解答。
本章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就两种经济制度而言，到底哪一种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致力于社会团结和其他目标的协作制度，还是致力于探索和其他目标的个人主义制度？是提供保护的制度，还是提供活力的制度？人们对现代生活的期盼是否出现在很久以前，是在现代主义文化发端的时期，还是在此之前？是否存在更高的反映美好生活的指标？是否只有充分达标的经济制度才能称得上美好的经济制度？涉及多样性和平等性的其他基本问题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有关“美好的经济制度”和“美好生活”的话题，对政治经济学来说并不陌生。就像其他人抱怨的那样，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界定理想的经济生活的概念，即社会主义者支持的制度最适合创造的生活形态。社团主义思想也没有描述对个人而言的美好生活，而是关注国家产值和社会和谐，试图通过协作机制、社会保险普及财富以及培育团结精神。
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的经济视角的问题在于，它们忽略或者否认了手段对于其目的的重要性。这里的手段指的是经济制度的程序和特性，它们是产品生产和就业创造赖以进行的基础。手段造成的影响并不限于物质方面。选择现代经济会带来不同的路径和体验，以及现代社会特有的各种回报和危害。
有人会问，考虑到每个国家和各时代民众的不同选择，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精辟并获得广泛赞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19世纪，美国迎来了大批希望在新的冒险和事业中取得成就的人，其他许多人则选择留在欧洲。到19世纪末，乘船过来的人似乎对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包括组织工会和分享利润等。到20世纪下半叶，各国人民都在谈论通过整顿资源的途径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然而，选择的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价值观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新诉求可能只是新环境或新技能的产物，例如财富增加和民主观念普及的各种影响。在最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需要一个世纪前不曾想到的高度经济安全。但是，人们的这些愿望没有充分考虑到一个社会的系统适应问题，那会有意无意地减缓改变的速度。在评判21世纪经济发达国家的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时，正确的标准应该是人们最基本、最深层的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
人性（尤其是哲学和文学以及最近的心理学中探讨的人性）关系到最深层的愿望和收获。数千年来，人文主义者思索了能带来最深刻、最持久满足的各种生活方式，并积累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深邃见解。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思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创业型和创新型经济在条件成熟之后如何萌芽生长，而不受限于条件的存在。这些思索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为创业型、创新型经济寻找合理性。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能吸取人文学科的精华，就会在这个领域变得很贫乏：在关于现代经济的新一轮辩论中，依旧无法提供强有力的佐证。
美好生活的人文主义概念
“美好生活”的概念（或理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它指的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和住房）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一书中，他把美好生活同其他生活方式进行了对比：其他生活方式只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而美好生活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为生活而生活）。他大致的意思是：人们需要食物（自己生产或利用国内产品交换外国食品）提供体能，需要体能修建房屋，需要房屋保护自身和自己的物品不被风吹雨淋等。每种最终产品（美食、精美服装或者歌剧）都是一个程序或活动的终点。人们的各种活动最后都会形成某种最终产品，亚里士多德对这些活动的排序很感兴趣。他认为，有思想的人能够明白什么是“最高的善”（最高级的产品）。他的研究目标就是解释人们的排序，至少是有思想的认真的人在进行生活选择时表现出来的次序。
亚里士多德认识到，社会上必须开展一定的“赚钱”活动。这一认识可能意味着，他相信美好生活只有社会名流才负担得起，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这不是底层人士所能奢望的，但他从未说过或者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美好生活对底层人士来说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亚里士多德还提到，奴隶的身份通常是被别人强迫的（他的老师柏拉图就曾经差点儿成为奴隶），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先天缺乏追求最高的善的需要和能力。
亚里士多德暗示，即便某人终其一生都在与世隔绝的岛屿（哪怕是富饶的岛屿）上追求“善”，通常来说，还是难以与人们在城市（或者说社会上）追求“善”相提并论。可见，他认识到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开展思想交流和互补的重要性。所以，在选择合适的经济制度和学校里传授的文化时，这个社会必须弄清楚美好生活到底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应该厘清‘善’到底是什么，至少得到大致的概念”。他的这一思想暴露了自由主义认为美好生活就是自由生活的缺陷。某些社会可以有完全的自由，但犯罪、滥交和毒品泛滥的文化会让大多数人感觉不幸福。
亚里士多德有关哪些内容不属于美好生活的论述颇为精彩。他认为，美好生活并不是做“政治正确”的事情，那些是政治家的目标，并且“对我们要追求的东西来说太过肤浅，那些目标看起来更取决于授予荣誉的人，而不是获得荣誉的人，直觉告诉我们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别人很难从我们手中拿走”。他接下来指出，善也不包括美德。要想追求美好生活，我们的确需要某些美德，但美德本身是不够的：如果你找不到通向幸福的正确道路，道德对你来说反倒是种痛苦。
对人们来说，总是有美好的生活方式存在。不管一个国家或民族对“美好”的概念有什么特殊理解，美好生活总是意味着内心的状况，即人们在生活方式中寻求的精神状态。对此，亚里士多德采用了希腊语中的“eudaimonia”（幸福），其准确含义如下：这种美好生活的概念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它不是“神圣生活”的意思，如某些宗教里认为男人和女人拥有利用资源繁衍生息的能力，进而保障下一代的繁衍生息，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无限的未来。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一种生活是对上帝的义务，另一种生活是实现自我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在公元前4世纪从事写作的亚里士多德与公元前14世纪的犹太学者和后来的传教士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
为了防止被误解为享乐主义者，亚里士多德紧接着解释说，虽然美好生活是人们努力追求和满足自我的目标，但并不是某种消遣。“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消遣娱乐，毕生的努力和忍受都是为了自娱，那将是非常荒唐的……娱乐是为了放松……以便能精力充沛地做些正事。”或许亚里士多德和与其学生年纪相仿的听众在一起会感到更有乐趣。显然，我们不必成为美好生活的奴隶，我们可以在晚上听歌剧或看电影，虽然这些与我们的生活目标无关。而且，你永远不知道未来，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在其他地方获得的某些灵感在未知的将来或许能用得上。
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主题是探讨人们选择的正确道路的本质。他并不认为美好生活就是自由生活，仿佛这与人们要利用自由做些什么无关。他也不把美好生活方式限定为社会已经给个人开辟的某条发展途径，仿佛自由空间的大小也与美好生活无关。不限制其他任何人自由的任何进步或许都可以得到亚里士多德的赞许。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对美好生活的定义是什么？通过大量术语，他将其概括为对知识的追求：“最美好的事情就是理解……这种活动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理解是我们身上的最强要素。”他认为“幸福来自某种形式的研究，研究是最高的善”，这主要是因为研究需要“理性”，而理性是把人类同其他动物区分开的主要能力。他补充说，这一概念也符合他的实际观察：其他动物感觉不到幸福。
先撇开动物的议题，亚里士多德的核心观点是，随着理解能力的提高以及作为基础的财富的增长，一个人可以达到越来越高层次的满足，而不是在原有的层次上重复享受。从知识积累和知识追求中获得的满足是最高级的最终产品。收入水平越高，用于这些高层次追求的支出比例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最高的善。
亚里士多德把“最高的善”和“至高活动”局限在获取知识上，这与现代价值观并不相符。他似乎把追求知识当成了纯粹的目标。脱离了手段，对知识的追求就成为一种苦修，只在密室里开展，只能从偶尔的团队研习或朋友之间的对话中获得灵感，采取这种行为方式的往往是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类的学者。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狭隘看法与其社会背景的局限有关，他本人就是被封闭在由经典知识而非实际技能组成的世界里，只能通过苦修的传统道路获取进步。
对于美好生活的原始表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最高的善”只包括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理论知识，在社会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富裕时，可以用于追求此类知识的闲暇时间也将越来越多，但这些知识在市场上没有任何商业价值。根据这样的理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某个时点开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将不再扩大，因为人们把更多的消遣时间都用来追求知识。这正是凯恩斯在《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中所做的预测。读了这篇文章，有的人十分推崇，有的人却感到害怕。但我们并未看到这样的结果。很明显，如果我们把知识的范围拓宽，并将人们知识之外的其他一些目标考虑在内，这个悖论自然会消失。
下面我们将介绍后来的思想家的贡献，亚里士多德还会被时常提及。
实用主义者的美好生活
后来的哲学家和作家并没有察觉到他们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有了偏离，他们主要关注其他类型的知识和追求知识的活动，但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需求层次的基本观点：对知识的需要和知识的地位是最有价值但也最昂贵的善。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哲学家引入了实用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因为自身就具有价值，其中很多并不系统，根本就没有文献记录。这些人文主义者还引入了在获取这些知识时开展的类型完全不同的活动，并且将获取这些知识的世俗背景考虑在内。
实用主义者就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他们得此名的原因是，关注实现目标的手段，注意到某些手段可能有价值，某些可能没有价值。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功利地只关注追求的目标。实用主义者关注知识的获取及其在生产或其他方面的用途。人们在工作生活开始时当然需要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解决常见问题时又会获得更多新知识。为了取得成功，他们必须能够满足技术方面的要求：解决问题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大量知识通常是令人愉悦的：无论其目的是不是追求知识本身，都会给人们一种掌控感和自立感。
实用主义群体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他生于公元前70年（比亚里士多德大约晚300年）的波河流域的农民家庭，在奥古斯都时期移居罗马。维吉尔的著名诗篇《农事诗》（Georgics）之前一直被视作关于农业的初级读本，实际上，它在更深层次上是在探讨人性和古罗马文化。这部作品用了很大篇幅赞美农民掌握和应用的丰富知识，包括耕地、植树、圈养牲畜和蜜蜂等，表达了农民对工作的热情和丰收的喜悦。这部作品包含了维吉尔的不朽名句：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