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管辖范围和规模的显著增大还催生了一个副产品，即提高税收的需求。整个社会似乎达成了某种政治协议，即收入较高的一半人口向收入较低的人口提议说：“如果你们同意让我们来决定你们可以从教育、公共项目中得到哪些福利，那我们会负担你们需要支付的税收。”其结果是，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支出不足：如果纳税人必须为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及不纳税家庭的孩子埋单，那为什么还要给孩子们安排音乐课呢？这种政治协议的后果是，收入较低的那一半人接受了服务不到位的公共部门，以降低家庭间的福利不平等——但这种降低只是一种假象。
由于制度、价值观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不利趋势，美国的经济活力严重退化，并导致创新乏力。尽管创新率有波动，但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大多数产业部门的创新率在大多数时间都呈现下降趋势。由于反对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和政策的兴起，较为低端的劳动人口的现代价值观相对薄弱，而且其处境在初期较为不利，因此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其蒙受的损失更为突出，向上发展的流动性也因此下降。
第二次转型
作为本书的叙述终点和高潮，我们在这里需要对主要现象和推论做一些总结。
美国经济的运行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的变化可谓影响深远，其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在更早的时候也出现了这种变化。美国经济的新动向形成了第二次转型——在1820~1930年催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大转型过去一个半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现身并没有带来最小政府，它借助激进主义政府决定是否购买新国土、是否提供基础设施投资、是否收取用户使用费，以及最好通过哪些税收获取运转所需的经费等。资本主义的这一现代版本可以给企业提供低收入者工资补贴，以扩大包容性，同时不至于削弱现代精神。不过，尽管需要政府在政治领域做基本判断，但私人领域的最终决定权却在个人手中，比如由财富所有者（资本家）判断最好的投资方式是什么，如何利用有想象力的商业人士的创意和机智能干的企业家的热情。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在19世纪成为世界征服者，获得了惊人的自主创新的本土实力。愿意并且能够采纳这一制度的少数国家取得了空前的经济繁荣、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奇迹般的生产率水平，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结束了人民的普遍贫困。
第二次转型给美国经济注入了某种隐蔽的、有巧妙说法的社团主义。现代资本主义被捆住了手脚。（医疗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限制领域。）美国现有的制度没有墨索里尼或俾斯麦的制度那么原始和露骨，但它们的政治本质是相似的：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制造出与市场经济抗衡的并行经济，并成为另外一种风险根源，严重威胁到创新。社团主义的管理型政府承担了各种责任，从中产阶级的收入到大企业的利润，再到产业发展方向。社团主义者认为，他们期盼的所有目标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实现。
那些曾经是现代资本主义表率的国家近期的经济表现堪称灾难性的，然而这并不能归咎于运转良好的现代资本主义（甚至缺乏监管的运转粗糙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是新社团主义的恶果：
这种新社团主义扼杀了经济活力，不利于培养敬业态度、加快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包容性。新社团主义保护那些缺乏生产力却有背景的企业，排挤有活力的新企业和局外人；追求消费、社会保险、救助等目标，不重视培养敬业、创造和探索的生活态度。今天，航空公司、汽车制造商、农业公司、传媒公司、投资银行以及很多其他产业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极其重要的部门，其命运不受自由市场主宰，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得了政府援助。
社团主义的成本无处不在：破旧的企业尽管已不能满足客户需求，仍然可以存活下来；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经济僵化；缺乏敬业态度和工作热情；年轻人缺乏发展机遇；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导致自身破产；财富越来越严重地集中到少数能够在社团主义交易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关系人士手里。
悲剧的是，这种模式的经济制度在世界某些地区（尤其是北非）被普遍称为“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要归私人所有。然而，这种制度实际上是被政治权力集团（政府领导人以及通常由同一精英群体产生的政府扶持企业的领导者组成的联盟）所主宰，而不是由私人资本（即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进行残酷竞争的、纯粹追求利润的资本）说了算。讽刺的是，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这种社团主义制度的辩护者和受益者竟然指责说，最近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是因为“不谨慎”和“缺乏监管”，并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更多的监管审查，也就是说更强烈的社团主义。
在所有关于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广泛联结渠道的数据中，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企业、银行和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制度的推动者，政治家们又发挥了多大的推力。在2012年的一部纪录片《抢劫：谁偷走了美国梦？》（Heist: 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里，企业和银行被视为同一类型的煽动者：
1978年，最高法院法官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敦促美国的企业对政治和法律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在最高法院，他成功地为企业的政治捐款权进行辩护……自1994年开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鼓励开展劳务外包，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关于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部分内容；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又放松了衍生产品的柜台交易，放纵金融机构的投机狂热。两个主要政党都推动了放松监管的热潮。
这些指控需要结合背景具体分析。它们没有提到，最高法院很早以前就根据社团主义精神把政治捐款权赋予了工会，后来只不过是将这一权利扩展到企业，而且社会上并没有太大的不满反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走向自由贸易的进步措施，这在美国和欧洲社会被绝大部分民众接受。它们也没有提到，使衍生产品的柜台交易合法化，对美国来说是为了追赶由意大利人发明和法国数学家分析的结构性金融产品。此外，是美国政府给银行提供了次级抵押贷款的工具，而没有关注创新与解决政府赤字，是美国政府诱使很多人追求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消费和休闲。
但这些内容其实并不重要。虽然今天的股东、债权人、财富所有者普遍比约翰·加尔布雷思生活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加尔布雷思认为当时是大企业操纵局势，而国会却不能或不愿意批准促进社会进步的法案），但企业福利的膨胀、利己性质的规则、监管的放松以及庞大的社会保险都依赖于政府官员和议员们的意愿和热情，需要依靠他们保护既得利益，通过拉拢特殊利益群体换取选票或资金支持。这是一种紧密相联的社团主义制度：政府、产业机构和劳工组织。在劳工组织的力量较为薄弱时，前两者形成双方合作形式。这个制度的内在动力是自我中心和假公济私的政治经济文化。某些时候劳工组织占优势，产业界力量相对薄弱，某些时候则反过来。
现代经济自19世纪中期到70年代早期的成功发展，以及对人类精神的提升是此前1 000年里其他事件不可比拟的。这是现代道德观和活力论的胜利，辅以少许古代物质主义的催化。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经济遭遇了政治腐败、文化衰落以及经理人的背叛。虽然如凯恩斯所说世界由思想主导，但现代资本主义这个新思想还没有被广泛理解，其伦理基础和道德基础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社团主义则是一种古老的观念，其中的很多因素更令人感觉舒适。因此就像过去一样，观念之间的竞争即便到21世纪末也未必会结束。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经历了100多年的辉煌发展之后，现代资本主义被削弱了，并且处于危险之中。
如果我们想开展改革，那么就必须详细解释价值观和目标：何种类型的职业和经济生活是最能产生回报的，何种经济制度能够创造美好生活，它又如何保障社会公平与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