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法国（还有其他一两个国家，但程度稍轻），社会福利支出还将快速攀升。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达到退休年龄后，将大大增加社会保障和退休医疗保险的年度支出需求。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退休之后并没有大量的劳动力补充进来。因此，或迟或早，政府必须通过增税应付这两项支出，通过削减政府的“随意”支出项目转移资金的做法将不再可行。这样一来，可支配收入将减少，福利收入会压倒工作收入。金融学家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通过研究发现，美国人福利权利的折现价值在2010年年底已达66万亿美元，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569%，远远超过约10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总额。社会财富总额也超过了美国私人财富的总额。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中期家庭净财富约为60万亿美元，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517%，其中资产为74万亿美元，负债为14万亿美元。因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社会福利系统与欧洲的社会模式相比还差得多，但实际上已非常庞大。
在解释福利体系的膨胀时，有人认为，议员们之所以允许社会福利的扩张，是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增长速度会为这些福利提供支撑，以免赤字恶化。然而，随着生产率大幅减速现象的延续，这种预期最终会被证明是巨大的错误。在城市和州政府的政治改革中充当斗士的理查德·拉维奇（Richard Ravitch，曾任纽约州副州长）说：
美国政治一直都是在竞选时向民众承诺更多福利，但突然间，我们已没有钱支付所有这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福利了……
当然，大多数承诺的福利是经过计算的。即使在过去10年，推出的新福利也主要是那些成本在后期才会出现，或者初期规模不大、不需要大规模增税的项目。这种做法导致福利的扩张能够从尼克松到小布什时代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小布什总统于2003年签署的法案把退休医疗保险的范围从医院服务扩大到药品费用，这会使福利承诺的现值一次性地提高数万亿美元，法案得到了两党的共同支持。许多共和党议员发现，工人阶级的成员在里根时代加入了共和党，于是改变了他们原本对福利制度的厌恶态度。民主党则发现，其依靠的中产阶级希望尽可能借鉴欧洲的社会模式，自然也不会反对这类法案。
传统价值观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制定有着更激进的影响。众所周知，共和党不愿意动用政府的税收权力进行再分配：从本国人到外国人，从利润到工资甚至从高收入者到低收入者。根据他们的学说，收入应该用于公共服务。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尼克松到小布什的共和党人都把各种形式的政府福利解释为公共利益服务，包括社会保险项目、抵押贷款补贴和教育补贴等。
对社会福利扩张的另一种理论解释是，公共支出会很自然地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瓦格纳法则。然而，1973~2007年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慢于“二战”后初期的几十年。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则认为，福利的巨大扩张与大企业的扩张非常类似，是组织发展的自然现象，不断索取能实现其目标的资源，以尽可能地扩张并且持久。一旦去除对政府的传统限制，公共机构就会无情地扩张。
这种大肆扩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他政府项目被显著边缘化，如修缮破败的国家基础设施，或给低收入者提供就业和工资补贴。消费福利（以及更广泛的公共消费）对全国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在公共财政的经典理论中早已被确认。人们所熟悉的观点包括：提高收入增税以支付社会福利会打击工作积极性。政府提供的免费福利会使人们节省相应的开支，可以弥补多交的税收，但人们可以少做一些工作，减少自己的税负，并且不会减少政府福利。
福利和就业之间还有两种联系且都与税率无关。我们已讲过，财富增长的“财富效应”会降低劳动参与率（劳动供给），从而减少就业。当然，雇主支付的税后工资（或净工资）的提高会产生相反效应，吸引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导致就业增加。在很多经济模型中，净工资与财富的比例很关键，工资和财富同比提高的效应会相互抵消。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产率增长再度加速，这一比例在50年代早期到1965~1975年持续提高，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就业水平在60年代达到顶峰的原因（见图10–2）。在生产率增速显著下滑后，工资增长减速，该比例也随之下降，这可以部分解释1979~2008年就业率普遍较低的现象。1995~1996年的就业率比较正常，也恰好对应着正常的工资财富比。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前10年中期的剧烈波动可以用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解释。如果我们把社会财富的因素加入工资财富比中，使分母增大，则可以为2011~2012年后危机时期的高就业率和1995~1996年的正常水平的差距提供一半的解释。
另一种联系通过对劳动的需求产生作用。如果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为将来的福利支出筹集资金，之后再通过增税偿还债务（与战争支出一样），那会产生未来甚至当前的利率上升的预期，并且可能会在某个时点提高税率。即便在今天，虽然储蓄者愿意以较低利率贷款（因为对未来发展的期望降低），利率提高的预期也会压低股票价格和企业资产评估，而企业需要这些资产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厂房、员工和海外顾客等。
新增福利对就业的影响可以从所谓的“希腊病”中看到，它甚至可以被称为“美国病”。有效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公布一段时期的财政收入增长情况，这会降低公共债务，进而减少人们的私人财富，减少数量相当于新福利带给他们的社会财富的增量。通过这个办法，新项目可以“中和”就业和储蓄的财富效应。这种策略是笔者首先提出的。然而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政府采取了其他策略：在2001年和2003年实行减税政策。我曾在2001年2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不支持减税的理由》（The Unproven Case for Tax Cuts）中断言：
减税将给未来带来负担，要么减少公共服务，要么增加公共债务。这些负担……表明不支持减税的依据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小布什的减税政策造成的负担会永远存在，其激励效应（刺激劳动供给）的有效期则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效应会逐渐减弱，就业的结构性提升将消失，因为工人和经理税后工资的提高会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如果不削减公共服务，税率必然会提高，以应付公共债务的扩大。但据我们所知，未来的经济形势并不明朗……小布什的经济政策背离了美国人传统的用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变得更美好的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改善精神表现在把税率定得足够高的政策上，以清偿政府债务，并提供在未来降低税率的可能性。在华盛顿大规模减税、更大的支出增长这一失败选择背后，有着深刻的、令人不安的经济哲学观的变化。
当然，议员们会让税收负担滞后于他们制造的福利项目，这并不奇怪。如果在推出新福利项目时就明目张胆地增税，这样的福利项目可能难以得到足够的赞成票。通过减税，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专家们认为未来并不见得必须增税，这也是对税收不足的一种解释。
最后还是会涉及创新的议题。我们已经看到，丰厚的福利减弱了人们获取收入的动力，进而削弱了市场的作用，其途径要么是提高税率（财富不会增加），要么是增加财富（税率基本不变）。这反过来会减弱市场上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动力。正如斯密所说，创新规模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例如，假如每个人每周都只工作30个小时而非40个小时，创新存量的增速会减慢，这与资本存量是一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