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经济的更广泛联系
“左”翼和右翼对政府角色都提出了批评：政府的行动远远超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纠正经济不公的传统定位。政治家们利用政府权力分配利益，希望借此拉选票。政党接受来自公司、工会、政治基金和富裕个体的捐助，并为他们的特殊利益服务。在竞争选票和竞选经费的过程中，会出现某些经济上的低效和不公结果。然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政府行为的政治化即便不会使静态的低效和不公现象恶化，也会使现代经济丧失部分活力。
社会上总是存在某些形式和某种程度的社团主义，它反映着政府同劳资双方的相互关系。但在目前，政府与产业经济的联系有了更大范围的拓展，其中很多发生在过去的10年。本书第六章回顾了美国社团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工会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美国公司像钱德勒观察的那样逐步被中高层经理人掌控，工会在私营企业的势力有所减弱，但从那时起，工会的影响逐渐扩展到公共部门。第六章还回顾了始于50年代的社团主义的发展趋势，实力雄厚的公司对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动向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看得清清楚楚，他在1963年的卸任演说中特别提到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概念。
近年来出现的“国会—银行复合体”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集团。人们原本以为，政府的职能之一是监管银行，因此两者应该是一种对立关系。然而，银行和政治利益集团为了共同利益却达成了新协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之一是，银行持有大量美国政府债券。监管机构通常要求银行具备相应的资本金充足率，以免在资产价格出现轻微下跌时破产。政府债券并不是绝对安全的，政府可以破产，而且还没有破产法院保护债券持有人，但美国的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却没有相应的资本金要求，国际清算银行达成的多边协议也免除了所有银行持有各国主权债务的资本金要求。这给银行带来的巨大好处是节省了股本的资本成本。对政府的好处则是，债券发行价格可以提高（利率可以降低）。银行可以用持有政府债券节约的成本购买更多政府债券。政府也可以利用利率成本降低的好处销售更多的公共债务，以支撑越来越严重、越拖越久的财政赤字。可以获得更多更廉价的借款，这对各个政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欧洲国家在2011~2012年挽救希腊债务危机的借款就直接送给了持有希腊债券的各家银行，以满足这些银行继续持有大量主权国家债券的愿望和能力。可是，给国债提供这样的特权对社会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它会使产业部门的资本支出成本和创新项目的融资难度加大。劝诫和防止政府违约的干预措施则会破坏信贷市场的正常秩序，资金就会流入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影响这些国家及其贸易及金融伙伴国的经济稳定性，加剧全球经济波动。对于风险已经很高的创新项目来说，这是沉重的打击。
银行与政府的另一种关系体现在住房贷款上。1970年，美国国会授权当时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购买没有其他机构担保的私人抵押贷款，并创立了美国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以便展开竞争。从此，银行业有了两家政府背景的企业。1992年，老布什总统签署法案，要求这些所谓的政府支持企业将贷款范围扩大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可负担住房”上。克林顿政府于1999年推动房利美进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并放松了对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信用要求。同年，美国国会要求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在各自市场上购买新建住房30%的抵押贷款，并要求银行加大购买两房抵押支持证券的力度。到2006年，房利美和房地美已购买了价值2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占美国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当然，政府在此扮演的角色并不足以解释房地产投机泡沫的膨胀，因为在2008年，高端住房与低端住房的违约率一样高。政府的角色也不足以解释房产价格在大跌之前为什么会出现60%的增幅，其中肯定有投机狂热的因素，因为住房建设增长30%似乎不会导致价格暴涨60%。
这些金融领域的关系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背后是政府和私营产业形成的社团主义共同体，其盛行程度反映在第七章和第九章介绍的不断增加的监管规定上。集中议程网（Unified Agenda）上的资料显示， 1997~2006年，每年约有80项新的重要法规出台，每项法规每年需要1亿美元左右的成本。每年出台的重要法规的数量2007年后攀升到更高水平， 2011年达到150项，这已经不仅是预兆和趋势， 1996年以来积累的新法规可能已经对创新的投资和兴趣产生了显著影响，新兴企业需要越来越多的律师帮助其穿越不断扩大的监管丛林。
专利和版权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1704年，当亲王和贵族们组成的“文学作品委员会”不再能满足公众对阅读的需求时，小说家兼经济学家、当时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拥护者丹尼尔·笛福抱怨说，文学作品复制如此之快，以至于没有人能通过写作谋生，这是典型的市场失灵。于是，英格兰在1709年安妮女王时期通过了《安妮法案》，首次在世界上建立了版权保护制度。早在1623年的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议会就通过了保护专利的《垄断法》。早期，专利保护对新工艺和新产品的鼓励作用显然大于其消极影响（担心其他人拖欠专利费和因为专利费争执而产生的法律费用）。对最早的专利拥有者而言，世界还是一片空白。然而，今天的经济生活已被专利挤满。在高技术产业，专利密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新工艺的开发者必须请到与工程师数量相当的律师才能推进项目；在制药产业，过度的专利保护引发了诉讼和药价上涨。版权保护只是到最近才出现争议，文学艺术产业似乎还没有被版权保护挤满，以至于要把很多作家、艺术家和设计师排挤出去。但我们有必要知道，越重要的创新，其用途也越广泛。美国国会在1998年通过的《松尼·波诺版权期限延长法案》将版权保护期又延长了20年（到作者去世后70年），以防范沃尔特·迪士尼的作品以及音像公司的很多表演作品被盗用。但版权保护的时间长度也可能阻碍创新活动，因为很多创作需要借鉴迪士尼公司或百代唱片的产品。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在延长版权和专利权保护期的问题上是有私心的，他们可以从少数获益者那里分得一杯羹，让社会其他成员分担不起眼的成本。
政府成为重要的监管者或保护者，这使这些产业与政府接触密切，尤其容易索取过度补贴。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曾写到，产业界利用了新机遇：借助政治上的影响不但削弱了政府的作用，还可以为公司利益服务。这很好地总结了社团主义的一个重要影响渠道，成为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紧密联合的互利制度，这种制度形成了事实上的平行经济，其倡导者要求推行产业政策，其批评者则要求满足社团福利。
补贴本身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对产业的补贴（拨款、贷款、担保和税收优惠，包括对农业的补贴）经常打着调整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旗号，其真实目的则是给议员们的支持者和亲朋提供好处。这些好处并不是小数目，在2006财年，公司福利性质的补贴达到920亿美元。一些重大补贴项目因为灾难性的后果而臭名昭著：20世纪70年代的超音速客机项目和美国合成燃料公司项目，90年代的乙醇补贴项目，以及过去几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补贴项目。当然，很多私营企业（例如好莱坞影城）也遇到过灾难。但问题在于，这些补贴项目由政治家充当经济创新决策者，他们缺乏深入的专业知识，与私营企业的业务脱节。而私营企业的决策是由创意者、企业家、金融家和市场专家负责，他们会综合考虑是否有更好的项目可以探索和开发。
广泛存在的公私部门之间的联结对某些特定产业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政府对教育和医疗产业的控制直到最近才引起重视，这种体制已无法用监管、保护和补贴这样的词语描述，而是形成了有机的、颗粒化的状态。阿诺德·克林（Arnold Kling）与尼克·舒尔茨（Nick Schulz）的一篇论文对此类政府控制做了如下描述：
医疗和教育产业的政府主导程度越来越强。这种主导引发了两种不良效应，使产业的发展持续恶化：通过发放补贴，政府干预人为地扩大了对医疗和教育的需求；通过提供保护、阻碍市场竞争，降低了这两个产业的供给效率。
效率不是唯一受到负面影响的方面，某些创新通路也被阻断。如今，私立中小学、大学和私立医院产业的进入空间很小，而这些机构曾在20世纪引领了美国教育和医疗产业的进步。此外，医生脱离标准治疗程序、教师尝试新课程和新教学方法的空间也非常有限。
人们很容易在政治家所做的事情中找到其阴暗面，这是那些伪装成善举的行动的“潜在功能”。但我们也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大多数监管、保护和国有化除了成本之外还有好处，否则这些措施很难通过。因此有人会问：社团主义思潮到底会给经济活力造成多大的制约？幸运的是，社团主义关系在经济中的扩张如果像上文所说的那样普遍和深入，那肯定会留下各种证据。我们知道，社团主义政府喜欢和由少数大企业组成的产业打交道，而不是由很多小企业组成的产业，官员们都保存着产业巨头的电话号码。还有证据表明，在过去的60年中，美国经济的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在金融业，大银行成为巨兽，小银行逐渐萎缩。在非金融产业，经济活动也急剧地从创新主要依靠的中小企业集中到大企业，这可以从2011年的官方数据中看到200家最大企业的总利润在全美企业总利润中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15%提高到60年代中期的26%， 1966年之前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然后持续提高， 2004~2008年提高到30%左右。销售收入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在某些零售行业，4家最大企业的市场份额从1992年到2007年都基本翻番，达到令人震惊的水平，例如书店行业为71%，计算机和软件商店以及普通商品零售店都达到73%。由于政府监管和工会规则的影响，城市写字楼建设项目经常会被拖延。拖延的时间之长，会让很多新创意最后通通过时。
此外，如果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扩张的大企业的地位相对安全，考虑到它们惊人的增长速度，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成分（企业和产业）处于稳定地带，它们不会招聘和解聘太多员工；在稳定地带之外，处于发展（新兴企业）、增长（成功企业）和萎缩（失败企业）地带的经济成分会越来越少。如图10–1所示，1989~2007年出现了就业破坏的下降趋势，越来越多的员工安全地处于大型老牌企业的保护中，美国经济似乎进入了冰冻状态！在同一时期，就业创造也出现同样的下降趋势，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人口进入或离开新兴企业、成功企业和失败企业。简而言之，美国释放出员工流动率不断下降的信号，这是经济活跃程度下降的典型标志。
上述政府活动说明，曾经被视为促进社会繁荣和发展的政府角色出现了腐败趋势。1830~193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工程项目和干预措施都是出于对资源和生产率的古典主义的考虑：修建运河和横跨大陆的铁路、购买路易斯安那、兴办公立学校等。后来把注意力扩大到产业界，如给工人、债权人和投资者提供保护等。当时没有旨在稳定或调整消费的措施和干预，如给私人保险提供补充的社会保险项目。随着俾斯麦时期社团主义政府概念的复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到20世纪40年代末，各种类型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起来：养老保险和残疾保险（美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美国的退休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较小的项目。到60年代末，各种类型的社会扶助项目层出不穷：为穷人的医疗需求（美国的医疗补助计划）、食物需求（食品券）和住房需求提供各种补贴。欧洲国家所说的“社会模式”是实现医疗的社会化，采用公立医院、由政府雇用医生的办法；而美国的模式则是把医疗服务完全社团化，通过各种措施监管服务、限制价格，为私人医生和私立医院提供报销服务。如今，这些社会项目全都过分膨胀，混乱不堪。
几乎没人知道这些社会福利项目的巨大规模。在社会开支方面，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到1990年，欧盟21国政府的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0.5%，而美国只有13.5%。美国此后逐渐缩小了这方面的差距，而德国和瑞典却在2003~2007年压缩了社会开支。2000年，欧盟的支出占比为21.5%，美国提高到14.5%； 2007年，欧盟为22.0%，美国已达16.2%； 2012年，由于失业救助力度的加大，双方的支出都有所提高，分别达到24.1%和19.5%。美国的社会支出水平如今已非常高，接近全国可支配收入的1/2，在可支配收入中与非工资收入（红利、利息收入、财产利润和土地收入）的份额接近。因此，美国人从所谓的社会财富中获得的收入已经和从私人财富中获得的收入相当。此外，社会财富带来的收益几乎不用缴税，而私人财富带来的收入却不能享受这种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