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商业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捍卫者都在寻找一种“干预”较少的经济，发挥他们眼中资本主义的优势（自由和增长），而没有考虑过“正义”的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某些捍卫者的理论假设里，每个参与者获得的报酬都等于他对国民产值的贡献，就仿佛每个人都在独立工作一样，因此很难（即使并非不可能）说某种类型的参与者能够对其他类型的参与者的收入从道德上提出重新分配的要求。然而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之所以有这么多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一起共事，是因为人们之间的服务交换能产生共同收益。20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者已经注意到，人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合作会产生所谓的“社会剩余”：不同类型的投入品（劳动、土地和资本）通过交换所提高的生产率可以增加市场经济中各种能力、土地和资本的经济回报。此外，现代经济中的创新活动更频繁，当分散的人群融入大规模和多样性的统一国民经济之后，创新的平均回报将大幅增加。比尔·盖茨的新产品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最终用户，他那50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将无从谈起。因此高收入者与其他人开展合作可以使自己获益，同时还可以给其他人提供部分补贴，而不会使自己在总体上蒙受损失。然而，从社会剩余的概念中并不能推导出如下结论：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同样的小时工资率。工资率相同的制度是无法持续运转的——未来的创新者在车库里搞研究的时间也应该获得报酬吗？即使这种平均主义的规则可以实施，也会使潜在创新者无法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因而不足以诱使他们放弃安全的现有岗位，积极投入创新活动。
还有一些捍卫者一方面让步说确实是低收入者使高收入者获得了好处，另一方面又跳跃式地指出高收入者通过资本投资和创新极大地帮助了低收入者，拉动了他们的工资和就业。因此这些捍卫者认为，高收入者没有理由再动用自己的收入提供补贴，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回报。可是，这种市场经济观点同样存在误解。自由市场确定的工资水平是为提高效率传递信号和制造激励，至少是一种原始而直接的传递渠道，但并没有考虑平等问题。我们可以从社会或经济方面的考虑出发，要求利用补贴和税收的办法对市场机制进行修补，把一部分市场工资和就业调整到社会需要的地方。当然最近几十年的问题是，出现了太多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和概念，例如主张“最大幸福”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主张通过国家财富实现社会分红的社会主义，主张通过特殊利益社团、通过立法提供各类补贴的社团主义。
理论上的突破点出现在1971年，约翰·罗尔斯出版了《正义论》这部划时代的著作。道德哲学家出身的罗尔斯撰写这本书首先是要解决“正义”在定义上的空白，要求清晰明确，不能有重大缺陷。他写作的时代背景是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的示威活动愈演愈烈，他应该能感受到以对正义的理解为基础达成某些共识的迫切需求。显然，罗尔斯在60年代的写作背景（尤其是黑人活动家的抗议）与本书的写作背景（尤其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有某些相似之处。两个时代的抗议人群的目标都非常不清晰，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将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罗尔斯的著作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分配正义的目标，并充分证明那是可以实现的。可以说，在黑人活动家和罗尔斯身上，我们都看到了对工作、收入和机遇的美国式思维的影响，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林肯乃至潘恩。无论是黑人领袖还是罗尔斯都没有讨论救济这一话题。
罗尔斯首先勾画了正义的基本原则，吸收了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思想并加以重新表述，使其“不再容易招致异议”。为了判断何为正义，一个社会的公民需要抛开所有的既得利益，假设自己处于一种原始状态，没有人知道在社会和经济开始运转时自己和其他人的位置和禀赋如何。通过这种思考方式，罗尔斯与边沁分道扬镳——边沁的“最大幸福”概念有很大影响力，尤其是对经济学家。一开篇罗尔斯就气势十足地写道：
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使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的正当性，不认同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够补偿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绝不受制于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
罗尔斯指出，这个理论可以推导出关于劳动回报分配的精确的正义概念，这是我们讨论的经济正义的一个要素，但不是对福利国家制度的辩护，他对福利国家的话题保持了沉默。根据罗尔斯的概念，经济正义要求在尽可能做到的地方避免经济效率的损失，正义必然要求建立某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因为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都会导致严重的效率损失，使所有人的工资收入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此外，在人们的天赋和背景有差异的世界，必须保持一定的工资差异，因为平均工资制度严重缺乏效率，不但会打击高收入者，也会降低所有人的收入。平均主义会导致无法人尽其才，导致员工偷工耍滑，或者甘于从事原本不会考虑的低效率工作，从而造成可用于工资补贴的税收减少。于是，罗尔斯得出了他的著名结论：考虑到税收和补贴之后的工资收入差距是符合正义的，因为这种制度对低收入者（经济中最弱势的群体）有利。最符合正义的工资收入差距能够为最低收入者提供最大收益。
罗尔斯的著作中展示的新视野和新概念令人震惊，很快改变了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议题，当然该书也遭到了批评——右翼人士批评该书忽视了自由（其实罗尔斯强调过自由是正义的本质），“左”翼人士之所以不满则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平等比贫困更糟糕。罗尔斯对工资的分析似乎缺乏同情心，但他看到，体面的工资是通向个人“自尊”和“自我实现”的大门。他还尖锐地指出，工资的提高让人们可以带孩子去参加球赛，或者有时间参与学校和市镇的会议，从而增强社会包容性。我在1995年发表的作品《有益的工作》对罗尔斯关于最低收入者再分配问题的观点进行了补充：给雇用低收入者的企业提供补贴，以增加这些人获得正规工作的机会，可以扩大他们对社会核心事务的参与度，并且在贫困家庭和社区中培养职业参与的感觉。这项建议适用于从印度到美国的各种类型的国家。
然而，罗尔斯的著作并没有给出某些有关现代经济的基本问题的答案，如果他依然在世，我们当然会求教于他。他虽然经常提到“愿景”和“期望”，但他描述的市场经济中没有活力概念，其未来总是可预见的。在这个严格背景下，该书对于“美好”不得不采取一个极为“狭窄”（用他本人的话讲）的视角，排除了从古至今关于美好生活的许多丰富的内容。在他的理论中，人们能获得的美好生活仅限于自己的工资可以购买的传统物品。其结果是，罗尔斯并没有深入思考现代经济在经济正义方面的独特性，其理论框架也未能证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正义性。
现代经济中的正义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对亚里士多德、蒙田和尼采描述的美好生活充满热情，每个年轻人都希望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发展自己的事业——得到完美的机遇去构思、开发、启动和尝试他们梦想的新产品，那会有什么要求？对这样的社会来说，美好经济必须是某种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以罗尔斯和其他很多人的观点来看，不能给这些潜在参与者提供此类机遇、对他们的美好生活期望造成打击的任何经济制度都将是非正义的。那么现代经济还需要做到哪些才能表现其正义性？
要回答现代经济中罗尔斯式的经济正义性问题，其中的公民可以设想，假如处于罗尔斯提出的原始状态，他会如何决策：他知道自己愿意追求美好生活，但不清楚在想象力、好奇心、直觉、先锋精神和其他能力方面自己的禀赋如何。从理论上讲，处于原始状态的他会支持为创业提供最广阔的机遇，支持金融部门提供最便利的融资条件，并且支持给社会成员提供最广泛的法律保护。简而言之，他会支持机会平等，如果机会不平等，自己可能遭到排斥。他应该还会支持反歧视活动，因为自己获得的机遇可能不如其他人。
那么在现代经济中，收入分配正义又涉及哪些内容呢？现代经济的一个惊人特征就是超乎寻常的巨额收入——高额利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资本收益，奖励给那些提供新创意、通过创业和市场推广最终得到认可的人。很多以企业家为发展方向的人获得的工资会与商业成功的预期挂钩，当然也会出现损失和资本亏损。这些收入中会有不确定的部分被花掉，其他部分被累积起来，用于购买其他人的新产品，或用于下一个创新项目，或投资于别人的新项目，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资金循环。通过这种方式，收入和财富会得到很高的估值，而有形资本的重要性可能下降。置身于罗尔斯的原始状态的人起初可能反对通过向成功者征税弥补失败者的损失，但稍加考虑之后，他可能意识到这样的再分配有助于鼓励私营机构的冒险精神：政府作为收益和损失的分担伙伴，可以降低私营机构承担的风险。再经过更深层的思考后，处于原始状态的人还可能会想：为什么社会应该鼓励冒险？如果我只是希望参与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为什么希望政府鼓励更多的高风险投资甚至纯粹的赌博？我可能只是喜欢信仰的飞跃、走向未知的旅程带来的兴奋和悸动。因此，知道美好生活的含义但不知道自己的资源禀赋的人，可能并不赞成让政府拿走一部分利润以弥补损失，至少不能用于弥补那些与创新无关的失败投资的损失。
人们普遍认为，对利润征税是保证工人利益的必要的正义行动，而不是给失败的创新者提供补偿。罗尔斯的著作是讨论符合正义的工资水平，其关注点是普通收入的再分配，尤其是从高收入者到低收入者的再分配。罗尔斯的著作和公共财政研究文献都是以非现代经济乃至古典经济作为背景，其中几乎不涉及利润收入，只有垄断产生的利润，但这与当前的主题无关。然而，高活力经济中的经济正义的议题必然会涉及从创新利润中征税以补贴劳动。请注意，如果由此引起税后和补贴后工资水平的提高，反过来有可能从劳动中获得更多税收，从而可以给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补贴。不过，这种聚宝盆的设想是荒诞的，并没有实证证据表明对利润征税会增加用于补贴低收入者的财政收入。而且从理论上讲，利润税如果超过国民产值和国民收入的某个限，最终会降低未来的生产率，超过补贴工资的正面效应，还会减少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因此，即便从罗尔斯的工资观出发，我们也不能认为对创新利润征税是正义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清楚在目前的假设条件下（所有人都赞同亚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观）是否所有的税收收入都必须用于就业补贴，以提高最弱势的参与者的工资水平。他们有可能愿意把税收收入用于提升经济活力，而非补贴就业。即便最弱势群体只关心自己的工资水平，也可以通过某些政府项目实实在在地增加低收入者的就业岗位，在提升最低工资率方面，这可能比就业补贴更有效，其中包括消除严重影响效率或活力的障碍的政府项目。但不幸的是，最弱势群体被马克思视为所谓的“流氓无产者”的一部分，他对这个群体没有什么研究兴趣。普通人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敬业，并不排斥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机遇，而最弱势群体则有所不同。这种观点使受罗尔斯影响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认为，最弱势群体只关心工资。包括待遇最低的人在内的工人如果除工资外还关心其他问题，那他们（在假想的原始状态或者现实的投票中）可能不会选择让政府把所有税收都用于补贴自己。他们可能有兴趣支持能发挥自己想象力的政府项目。如果因为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消除了去年出现的影响效率和活力的所有障碍，并把剩余的全部资金都用于就业补贴，就说罗尔斯的正义得到了完全实现，这种设想未免过于狭隘。
除了通过财政手段对人们的天赋和能力已经形成后的生活愿景进行干预外，还有其他涉及经济正义的议题。一个传统议题是对社会环境不利的儿童的早期教育的干预，这是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课题。现代经济中的正义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改善某些人在早期教育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以免他们在参与未来的平等创新竞争中受制于能力不足。政府如果把国民收入的5%用来给弱势群体涨工资，却一分钱也不补贴工资预期前景不佳的人，那也会显得非常荒唐。虽然大多数公民知道自己的孩子正在健康成长甚至超过平均水平，但他们还是能设身处地地从罗尔斯的原始状态出发，想出一个公平的办法，保证最弱势儿童的成长提升到符合正义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