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主义制度还把网罗对象瞄准艺术家。把社会的重要性提到个人之上，很自然会要求保护和促进民族文化。于是一种名为“文化主义”的信仰流行起来，它认为艺术进步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像科学主义把科学进步视为发动机一样。意大利宪法的第九条就规定，政府有责任保护和宣传国家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当米兰的史卡拉歌剧院2011年的预算被政府削减时，某些歌剧爱好者称这是违宪行为，只有增加预算才符合宪法，绝不能减少。
所有这些控制措施都意味着必须把私营企业置于政治控制之下，当然这不是回到封建领主制度，而是通过某种政治治理形式。社团主义者认为，如果经济发展的主题或方向是通过政治活动来决定，就会出现他们所预想的进步。那么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实施这种政治控制呢？整个经济将被组织成大大小小的群组，比如企业的群组和工人的群组。人们的印象是，不管是工人还是所有类型的人群，从出租车司机到药剂师，都因为相互之间的竞争而受损。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此前就提出，工人的工资因为资本的分化和破坏而被压低。工人们担心，涨工资会推高其所在企业的产品价格，最终会因其他企业或行业的竞争而丢掉自己的饭碗。但如果成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工会，最好是全国性工会，工人们就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梦想中的垄断力。在倡导这种工会主义时，人们并没有考虑到涨工资会造成工作岗位的减少。奇怪的是，社团主义的思想家认为，把厂商组织成大型卡特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含义是，随着卡特尔的组建，劳资之间的力量平衡就会恢复，工会和卡特尔的组建都不会造成工作岗位的减少。这样的论点似乎没有注意到，工资上涨会导致供给减少，而允许企业联合涨价将造成供给的进一步收缩。对此，社团主义提出了最后一个观点：由劳资双方在密室里谈判，将产生一种团结和有目标的新经济，雇主就不再需要采取停业和大规模解雇的威胁手段，工人们也无须通过旷工、停工和大罢工达到目的。这种新的产业和平景象将改善企业运作的效率，最终实现在工资和利润双双提高的情况下，就业岗位还能增加而非减少的愿景。
不管社团主义者的信仰、目标和手段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他们对欧洲人的吸引力绝对不容小觑。社团主义的学说很快被付诸实践，并席卷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20世纪早期的社团主义
意大利可以说是第一个按照社团主义的思想路线建立经济制度的国家。生于1883年的墨索里尼（与熊彼特和凯恩斯同年）来自弗利省的一个贫苦家庭，他成为社团主义经济在意大利最强有力的拥护者，最终成为其首席运营官。做了很短一段时间老师后，墨索里尼成为政治新闻人，编辑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报纸《前进！》（Avanti!）。在认识到企业私有制比工人所有制或工人控制更能促进经济发展之后，他在“一战”来临时脱离了社会主义，创办《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 d’Italia）并将其作为他的宣传机器。意大利在“一战”中同奥地利进行了代价高昂的战争，最后却没能因此得到回报，因此急需一位领袖满足人民在世界上彰显重要性的愿望。作为出色的演讲家和精明的策略家，墨索里尼很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他把很多社团主义者和昔日的社会主义盟友招募起来，成为法西斯党的领袖。在赢得广泛支持后，墨索里尼于1920年当选为议会代表。他在1922年年初组织了“向罗马进军”的大游行，很快被国王维托里奥·伊曼纽尔三世（Vittorio Emanuele Ⅲ）任命为总理。1925年，墨索里尼削弱议会权力，成为独裁者。当时的意大利乃至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宪法，缺乏对这样的行动采取司法审查的程序。
在那些年，墨索里尼的计划对意大利的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1919年的《法西斯党宣言》要求对资本征收重税、工人参与公司管理、实施最低工资法等。另外对生产效率也非常重视。在组建政府后，墨索里尼很快把工作目标放在经济复兴上，然而试行的政策却导致他的思想再度发生变化。
墨索里尼政府看到，美国和英国的经验表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开创了100年的增长，于是开始废止过去10年制定的很多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例如，1923年终止保险业的国有制，1925年终止电话网络的国有制，同样在1925年，他取消了社会主义者给工会的授权，甚至减免进入意大利的外国投资的税收，对外缔结贸易协定。就像今天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样，墨索里尼政府在1926年爆发货币投机事件后向银行提供救助。但最后，意大利对于世界性重商资本主义的尝试没能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也未能保护民众免遭严重衰退的影响。墨索里尼得到的结论是，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难以支持快速的经济增长。
此时，墨索里尼的思考逐步转向了社团主义经济的概念。他所追求的不只是增长率的提高，还要通过对制度、价值观和信仰进行根本性改造，使意大利经济快速现代化。墨索里尼很痛苦地记录了他对“超级资本主义”的不满——大规模生产同质商品，他同样不喜欢社会主义卡特尔或垄断资本主义——缺乏创新活力以及严重的官僚主义。墨索里尼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无疑是真实的，当然他并不是社团主义思想家，该角色的扮演者是乔瓦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1932年发表的《法西斯的教条》（The Doctrine of Fascism）的真正执笔人。墨索里尼尽管不是思想家，却是社团主义经济的创建人，他所建立的制度与现代资本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墨索里尼在他自己的书里描述了社团主义经济的框架。这个制度的分子是被称为“社团”的实体，按照产业划分为22个类别，包括粮食业、纺织业、钢铁业、宾馆业、艺术业和信贷业等。1926年的《工会法》要求，每个产业的社团都要组建一个雇主协会和一个工会。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工人群体和雇主群体之间的阶级斗争被不同产业的生产商参与的具体问题的讨论取代……不同产业的工人之间、不同产业的雇主之间或者雇主和工人之间有可能出现争议，但这些是人类的冲动乃至生活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表现形式……
社团可以作为经理人和工人相互接触、达成合作的机构。在1934年2月的法案之后，社团作为一种合作机构最终成型。
这与“一战”前的社会主义流行期相比有了巨大转变。20世纪初，意大利已成立大量工会，有些还在不久前得到了社会主义政府的承认。1910年又成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雇主协会——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以便同工会合作，并成为游说组织。然而在“一战”后，工人阶级的战斗意识增强，冲突愈演愈烈。1919~1921年，各工会发起了“工厂委员会”运动，要求劳资双方分享企业管理权。重新组建的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则为保护雇主的控制权而行动。法西斯体系此时加入进来，建立了法西斯主义工会，把其他工会组织边缘化。历史学家们把意大利社团主义的确立时间定在1925年，工业家联合会和新工会在维道尼·卡法瑞里府邸达成协议，相互承认对方是劳资双方的唯一合法代表。
但墨索里尼的社团主义并不真正是想重建私营业主的控制权。1926年7月的法令的第四十三条宣布“社团不是民间法人，而是政府机构”，第四十四条补充说“社团组织有权调解下属组织可能出现的冲突”。1927年4月的《劳动宪章》在肯定私人“所有权”的同时，确认政府有权干预企业雇用工人之类的事务。因此，意大利政府可以自由否决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约定，直到内容令其满意为止，也可以对企业的雇佣决策指手画脚。墨索里尼在1934年1月的演讲中谈到这种干预权，他解释说，只有在意大利的爱国雇主和爱国雇员由于某些失误或协调失败而陷入困境时，才会动用干预权。
社团组织在经济生活中引入了秩序……这种秩序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发挥实际效用呢？应该通过相关各方的自律。只有在各方不能达成协议或者实现恰当的平衡时，政府才应该进行干预。当然，政府始终拥有不容置疑的干预权，因为它是经济生活另一方的代表，即消费。
在这段话中，墨索里尼表现得有些天真或者讽刺。事实上，正是意大利的社团主义制造或者加剧了社会问题，然后需要政府出面解决。社团主义理论家们荒唐地把私营企业引入了比资本主义卡特尔规模更大、掌握更大定价权的雇主协会，同时又创建了比传统工会规模更大、有时影响也更强的工人辛迪加组织，由此增大了很多机构和联盟的垄断权，以至于必须靠无处不在和侵略性的政府干预行动来约束。不过，我们还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社团主义经济的表现在总体上注定不如现代经济，至少不如那些运转相对良好的现代经济。
这种三方体系从1926年起开始逐步运转，到1935年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统。这种制度在当时是新鲜事物，获得了很多人或羡慕或嫉妒的关注，包括温斯顿·丘吉尔、萧伯纳和约翰·凯恩斯等。自20世纪30年代起，完成经济制度设计的墨索里尼转而追求他的帝国梦，向埃塞俄比亚和亚得里亚海地区扩张，然后利用国家力量对同性恋者、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等群体展开迫害，最终使其政府遗臭万年。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意大利的社团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却吸引了世界上很多人的注意，并显然对其他国家走上社团主义道路发挥了激励作用。
其中之一就是德国。早在意大利的样本完全实现之前，德国就有了自己的社团主义思想。事实上，德国社团主义的发展还早于意大利，甚至在利奥十三世发布关于社会责任的通谕之前，德国就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社团主义批评：斐迪南·滕尼斯在1887年的论文中提到，社区和行会被摧毁；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eim）则认为资本主义增加了没有规则约束的冲突。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政治生活中逐渐出现了对意大利实践的社团主义思想元素的回应，包括对个人主义的反感、对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摒弃以及对小资产阶级的蔑视。不过其他各种思潮在德国更流行，社会主义在德国的根基比意大利更牢固，因此要建立意大利式的社团主义经济，过程将更复杂、需要的时间也更长。
阿道夫·希特勒发挥了同墨索里尼非常相似的关键作用。作为生于奥地利的一位艺术类学生，希特勒在1919年为慕尼黑的德国军队工作，他被派去当间谍，监视“左派”的德国工人党（与老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竞争的新兴势力）的活动。希特勒随即发现自己与德国工人党的主张不谋而合，倡导德国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作为一名善于蛊惑人心的演说家，他获得了德国工人党的全力支持，还招募了一批武装力量。1920年，他建议把党名改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被称为纳粹党，这个名字凸显了民族主义立场，并希望继续利用社会主义的号召力。
纳粹党在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所奋斗的一个主题是希望重新恢复德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他们关注“效率”，这与墨索里尼的政党关注生产率如出一辙。1920年的工人党的第一份纲领（所谓“25点”）与1919年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宣言类似，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内容，要求废除不劳而获的收入、对企业托拉斯进行国有化、开展土地改革以及培育“健康的中产阶级”等。此外还表达了近乎仇恨的对自私行为的反对：
个人行为绝对不能与整体利益冲突……而是要为整体利益服务……我们要求与所有给共同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包括高利贷者、其他投机商、犹太物质主义……党组织坚信，只有坚持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我们的民族才能保持内在的永远的健康。
纳粹党在国会获得了多数席位，希特勒也于1933年被任命为总理。胜利的推动力是1929年的德国经济萧条，加上纳粹党攻击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处理战争赔款等问题上软弱无能（其实魏玛政府已经两次通过谈判降低了赔款额，而且实际上几乎没有支付任何款项）。从1933年开始，民族社会主义者着手建立包含三个组成部分的社团主义经济制度：资方、劳方和政府。1934年的《全国劳动组织法》建立了若干产业群体，每个群体中都由各级“领导”统率成员。1935年，工会受到监管，要求它们寻找非商业性的动力来提高生产率。卡特尔组织几乎遍布整个经济，加入组织成为强迫行为。然后成立了国家经济商会，以领导所有协会，它有权发布法律和指令。整个制度带来的结果是，政府的干预程度可以完全取决于自身的需要。
有一段时间，德国政府试图直接指挥很大一部分经济的运转：要求企业招募指定数量的工人，安排企业生产产品的类型和数量，并对工资和价格进行管制。但是到1937年，政府开始后退：国家经济商会得到指示，不要进行更多的价格和市场管制，重新通过卡特尔制定价格和工资。纳粹政府的关注点当时已转向外交政策，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能在市场上较为自由地争夺顾客和政府订单。然而，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已足以保证没有哪家企业敢过于违背政府的意愿。企业还可以成为政府的臂膀，争夺政府的合同和补贴。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说，德国的商业人士被迷惑了，误以为自己还保留着经济现代程度较高时所拥有的不受政府约束的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