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现代经济国家，除了现代制度和现代文化的兴起外，也有多个世纪之前就已出现的各种社会习俗和价值观的并存。19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出现了广泛的现代化，包括法国和德国，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巨大冲击。社会主义者在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当然也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其他社会批评家也纷纷站起来揭露现代经济的其他弊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批评汇聚成20世纪对现代经济的标准控诉。除了继续声讨社会主义者所抱怨的失业和工资问题以外，新的控诉还直指现代经济的思想和道德根源。
对现代经济的社团主义控诉
如前所述，现代经济是由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利他式个人主义、巴洛克时期的活力主义和启蒙时期的现代主义共同推动的。最后这次思潮与前几次叠加，成为启动现代经济的决定性力量。现代主义的核心是，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并以规则保证个人利益。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创作活动被解放出来，不再为外面的道德或政治观念服务。就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和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宣扬的那样，“为艺术而艺术”。在商业活动中，企业家也应该从为社会服务的信条中解放出来，为商业而商业。
在社会生活中，“现代女性”应该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甚至打破原有的禁忌。普通人从相互保护的依赖者的状态，变成外面世界的冒险者，迎接职业挑战或者前方的任何机遇。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成为大大小小的英雄，比斯密看到的商业时代的懦弱形象要强悍得多。在某些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活动家是这种社会在早期的成功人士，他们很少谈论或支持国家要追求的社会目标，而是关注让所有人实现个人发展和繁荣的议题。在1776年首次出版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中，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为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的辩护就是基于促进美国人的经济繁荣的目的，看不出来他是否主张其他社会价值观。杰斐逊在1775年7月起草《独立宣言》第二稿时写道，美国的制度“给每个国家的那些不幸但渴望进取的人创造了……获取和自由掌握财产的机会”。这段话表明，自立、职业和财富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之路的标志，也是他们来到美国的原因。在1925年当选后的演讲中，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指出，美国人依然在潘恩和杰斐逊所设想的道路上前进，因此，他的政府毫无疑问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说：“美国人的主要事业毕竟是做生意，他们非常热衷于买卖、投资和赚钱等话题。”更惊人的是，早在林肯的第二任就职演讲中，他就说美国人有着“对新事物的狂热”。
现代主义的核心还包括这样的观念，即享受现代社会的合法权利，却很少注意到拥有这些权利的每个人都负有相应的义务：尊重法律和别人的权利，不能欺骗他人，以及保持独立的义务，承担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不要成为他人的负担。这些义务意味着个人、联合体乃至国家都不能侵犯个人或公司的财产权，不能巧取豪夺，不能依靠政府妨碍竞争对手引入新产品，或者向政府申请补贴、划拨或保证。现代国家可以为创新或企业项目投资，就像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所做的那样，也可以采取行动，防止外来因素冲击创新和企业活动（如果判断采取这些行动的成本不是太高的话）。政府还可以采取行动，打击经济生活中通过联合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然而，现代国家的任务并不包括阻碍创新产品的开发或妨碍新的投资项目，以保护现有的厂商不受新的竞争威胁，或者在来不及保护的情况下提供补助。在现代社会中，正义的政府也不会给社会提供全方位的综合保险。
促成现代经济诞生的现代主义绝对是一场文化革命，注入现代主义元素的现代经济本身形成文化冲击，尤其是在欧洲大陆。19世纪下半叶，所有歌剧表现的主题都是在依然以传统为主导的社会里寻求现代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表现所付出的代价，其中包括，马斯卡尼（Mascagni）在1890年的《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瓦格纳在1868年的《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及威尔第在1853年的《茶花女》。威尔第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当然为了吸引观众，他把剧中场景换成了“1700年的巴黎及其周边”。
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同时激起了这些欧洲大陆国家的反对浪潮，现代主义的攻势猛烈，但传统势力依旧强大。最重要的反对浪潮出现于19世纪的德国，并最终形成了被称为“社团主义”的经济制度。为什么现代主义必然会引起反击呢？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发表了关于传统生活的健康性质的经典论文，成为此后数十年社团主义思想的源泉。他指出，由罗马法创造的“契约”所武装起来的商人给出的报价，挤掉了其他人的生意。在滕尼斯看来，这些商人就是破坏传统社会的力量，而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由工厂带来的“劳动分工”。社团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很多抨击都是说城市生活不如传统的社区生活，更普遍地说，社团主义对现代性的很大一部分指责都是说现代经济的特征和本性背离了传统。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对现代经济的社团主义批评风起云涌。其中一种批评是，现代经济没有领导力，也就没有路线方针，其发展是千百万各行其是的个人决定的综合结果。社团主义认为，在过去的中世纪，创新活动受到经济体中权威的指引，其结果通常来说符合社团所需要的方向。如果产业部门中的个人或企业采取不公开的、不为外人觉察的、不可理喻的混乱行动，会使社团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干扰，那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方向，自然产生混乱感。而这种混乱无序的感觉，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那些年里，毫无疑问是西欧人普遍的不安情绪的根源。对方向（或者法国人所说的“dirigisme”——国家干预或统制）的需要，成为社团主义思潮的一条主要线索。
许多社团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协调状态是混乱无序的另一个根源。他们寻求一种能协调行动的制度：在微观层面，只有在获得雇员这样的“利害相关者”的首肯后，企业所有者才能采取行动，比如后来的“劳资协同经营制度”；在宏观层面，立法行动需要社会的主要参与方达成一致，例如资方和劳方，后来这被称为“社会伙伴”。
保守的社团主义者不但追求秩序，而且追求旧秩序。他们看到，现代文化及其对变革的渴望动摇了传统社团的经济秩序。在传统社团中，成员们有一种为传统文化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的情感。社团主义者为团结精神的丧失而悲痛。弗洛伊德认为，现代与传统的交锋最终成为“个人主张与集体主张之间的斗争”。对传统文化的怀念不但表现在社团主义学者们的著作里，还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从现代主义分化出来的一群古典派艺术家的作品中。从阿里斯蒂德·马约尔（Aristide Maillol）的雕塑《法兰西岛》（Ile-de-France）、毕加索古典画时期的绘画，以及雷妮·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的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中，都能看到回归古典秩序的和谐和完美的倾向。
许多社会评论家（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看到，缺陷与周围社会中弥漫的物质主义有关。他们指责说，社会的生活品质被泛滥的金钱追逐降低了。他们抱怨经济上的不平等，有人充分利用了物质上的优势，有人却严重缺乏。他们还抱怨企业主和员工之间爆发的暴力冲突，双方似乎都为了实现物质收益的目标而不择手段。这些成为罗马天主教会关注的主题和后来被称为“天主教社团主义”的纲领。为减轻这样的苦难，教皇利奥十三世于1891年发布了《新事物》（Rerum Novarum）通谕，呼吁雇主支付给员工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这在今天会被称为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还想知道，教会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寻找一种不会导致就业减少的做法，例如可以通过税收给雇用工人的企业提供补助。那篇通谕还表态支持建立工会以谈判改善劳动条件。教皇比约十一世则在1931年发布《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通谕，赞同社团主义创造的职业群体和商会的做法。这些教谕都没有攻击私有制，而是呼吁私营业主发善心。在那个时期，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教会已不再认同社会主义提出的国有制可以达成所有良好目标的主张。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就说，“如果没收私有财产，无疑会使人们失去展示侵略心理的手段”，例如比邻居家积累更多的财富，“然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差别，这会被侵略心理滥用，此外我们也无法改变人们的这种本性”。苏联社会快速出现的令人震惊的等级差别应验了他的预言。
当然，对现代经济的很多不满并没有表现出对新秩序的渴望（不管是怎样一种新秩序），甚至也没有表现出对旧秩序的怀念（不管是怎样一种旧秩序），它们反映的主要还是社会地位乃至生存受到威胁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担心和怒气。现代经济正在分解社会等级制度，改变权力的分配格局。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各阶级都被纳入一种共同保障的体制。例如，在别人的行动导致自己成本增加或收入减少时，农民可以要求庄园主这样的权威提供保护；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可以通过皇家许可证规定的产量限制来约束；商人们组成商会，以控制食品、服装这类必需品的销售，发挥一定的垄断效应；技术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行会，用规范标准的办法限制产业进入。这给人的感觉是，各类经济团体所要求的条件都通过一份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来规定，当然，这些条件不见得就符合某些理论家所设想的“恰当的价格”。
相反，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提供这样的社会契约，因为这不符合它所依赖的社会价值观。于是，各种类型的制造商、贸易商、手工业者和其他人都经历了一个新出现的无助期，其中当然有很多人处于上升期，在物质上并没有什么损失。在某些国家，新兴产业的制造商往往会得到进口关税的保护，但随着经济活动的演化和进步，已很少有企业能像传统社会那样面临可靠和稳定的市场需求。此外，很少有制造商能长期拥有垄断权。这样的结果导致，无论单个厂商还是厂商集团都只能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设定自己的条件，它们从价格制定者变成了价格接受者，同时失去了设定标准和维持影响的一部分权力。各类贸易、产业和职业遭遇的这种无助感可能使很多人陷入了严重焦虑，抵消了从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如果他们热爱自己从事的行业和职业，就更希望通过设定条件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无助感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大。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社团主义做出承诺，反抗现代经济的无止境创新，防止顾客被抢走，他们后来把这种保卫行动命名为“社会保障”。即使产品在市场上卖不掉，农民也可以继续生产。即使之前的观众已失去观影兴趣，制片商也可以得到补助。人们所熟悉的这种广义的“社会保障”是社团主义最后出现的思潮之一。
在欧洲大陆，这些思潮及其代表的政治势力在20世纪20年代汇流。在慕尼黑和罗马这类城市的精英阶层中，很多人是民族主义者，他们要求回归社会团结，确立统一的发展目标；知识分子希望建立经济秩序；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在现代化进程中受损的利益群体要求得到保护；科学家和艺术家希望政府为研究和创作提供经费支持；基督教社团主义者则主张重建传统社团和职业，限制资本流动和逐利世界中的商人精神。的确，社会主义者早已开始谴责对社会地位、金钱和权力的追逐，其中最突出的作品就是同情社会主义的瓦格纳的歌剧集《尼伯龙根的指环》。为争取选票，社团主义者重拾社会主义的批判议题和一部分行动纲领，例如某种形式的劳资合作制，又抛弃了社会所有制这样的包袱，也没有树立工资平等和充分就业这样的目标。
所有这些派别都希望找到某种方法，以约束和控制现代经济及现代主义文化带来的各种变化趋势与冲动，其结果就是社团主义经济，其核心主张是在公共控制下保留私人所有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让政府引导投资、实现产业和平与团结，并履行社会责任。社团主义者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多思考。在现代社会外围的很多经济体增长很慢，其生产率同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生产率竞赛中，意大利和西班牙当时正被其他许多国家超越。包括墨索里尼在内的某些社团主义者，把意大利面临的问题归咎于遍布全国的小型家族企业的怯懦无能，而其他一些社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则将责任推到大企业的卡特尔联合与垄断上。社团主义的理论家们提出，在全社会的协同努力下，尤其是在科学家群体的帮助下，国家将取得更快的科技进步。而且政府可以采取行动，引导科学家们关注那些能促进实用技术发展的研究项目，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也应加入并积极配合，这样就可以产生新工艺和新产品。这就是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命名的“技术民族主义”，它是名为科学主义的更普遍信仰的一种表现。这种主义认为，科学家们利用科学研究作为武器，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繁荣发展，并可以超越散漫而缺乏指引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创新效果。就是在时任总理的墨索里尼的领导下，意大利早在1923年就建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比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早了整整2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