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南宋时期，福建一个贫寒家庭降生了一名男童，起名叫真德秀。真德秀早年丧父，靠着母亲的操劳，还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获得了专心学习的机会。
真德秀聪颖好学，4岁开始读书，过目不忘，深夜还在蚊帐中看书，以至蚊帐被蜡烛薰成黑色。当其他儿童玩游戏时，他就把这些小伙伴的书取来阅读。由于勤奋上进，真德秀18岁时便考上了举人，后来做了太学正和博士官。
真德秀胸怀忧国忧民之志，尽忠职守，希望能让偏安江南的宋王朝振作起来，以摆脱危机。
真德秀的治国方案主要是用理学思想来指导国家和臣民。在当时的形势下，南宋******根本谈不上恢复故疆。他鉴于太师韩胄贸然出兵北伐惨败的教训，主张清除腐败，严肃政纪，收服民心。这对当时处于危势的宋王朝来说，不失为正确的决策。
真德秀所编撰的政治哲学著作《大学衍义》共43卷，大旨为正君心，振纲纪，明治道，肃宫闱。
《大学衍义》专为帝王而作，全书以“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为纲目。“每条之中，首之以圣贤典训，次之以古今之迹，诸儒之释经论史有所发明者录之。”
真德秀认为，作为执政者须永远牢记，“修身”是其主政施治的根本，“修身”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长期坚持不懈，警惕私欲萌生，放纵堕落。作为执政者必须有谨言慎行的素质，口无遮拦、放言无忌者，不适合从政。作为执政者要常提醒自己，应起表率作用。能做到这两点，修身就有了保证。修德有多种途径和方法，但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是学习。执政者并非天生比别人高明，人的聪明才智归根结底来自于后天的学习。因此自天子至百官都需要学习，即使真有所谓“生而知之”的圣人，也需要学习。他说：“虽生知之圣，未有不从事于学者。”
真德秀认为，君臣关系很容易出现上骄下谄、是非莫察的情形。君主自以为是，搞一言堂，且悦人颂己，群臣阿谀奉承，齐称“圣上英明”，而不进忠谋，这样就会导致国家的危亡。
君主虽然有莫大的权力，但发号施令，只有遵循正理而行，才会为臣民所心服。否则，为所欲为，悖理行事，便会有令而不行。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在南宋以后产生过较大影响，在当时和后世均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宋理宗曾称赞《大学衍义》一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明太祖曾经问什么书可以作为帝王之学，当时著名文学家宋濂就推举了《大学衍义》。康熙皇帝称之为“力明正学”。
在《大学衍义》的基础上，明代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邱浚作《大学衍义补》160卷，增加了治国平天下的内容。
《大学衍义补》是为朝廷制定施政方针提供的历史参考书。国君遇到具体问题，可以从中查找相应的历史事迹与典章规制。
在邱浚看来，一个执政者英明与否，不在于他的绝顶聪明，而在于他能发挥和整合集体的智慧，这不仅指大臣们的智慧，还包括广大民众的智慧。为政者最大的危害，就是言路壅塞，只能听到一小部分人的意见，听不到多数人的声音。执政者成了瞎子、聋子，这种时候就可能酝酿政治上的祸乱。
邱浚认为，“任人唯贤”的选官原则，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问题是，谁有眼力判断孰优孰劣呢？
历史上有英明的君主，他们有知人之明，所选择的辅弼大臣皆是一时之选，但并不能保证后继的执政者都有这种知人之明。
因此，一种较为方便而可靠的办法，就是参考资历，循级晋升。但这样做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因此邱浚主张：“非不用资格，亦不纯用资格。随才授任，因时制宜。”
邱浚认为，治国平天下以“用人”、“理财”两事最为重要。理财，包括如何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管理财富。国计民生的安排，乃至国家实力的提升，全以理财为根本。
《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补》成为元、明、清三代皇族学士必读之书。其治国之道、民生之理和廉政文化很为后世所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