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上我们可以拥有一种描述性的、且又合乎自然主义的人性价值科学。自古以来，“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之间彼此相互排斥的对比情境，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研究人性的最高价值或最高目标，就像我们研究蚂蚁的价值、马类的价值、橡树的价值，或甚至研究火星人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们能够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当人们设法改善自己时，他们努力朝向、深切渴望，且挣扎奋取的是那些价值；而当他们生病时，他们失去的又是那些价值。
然而，我们已经觉察到，只要我们能区分健康人与其他普通人之间的差异，就很可以在此方面大有收获（至少在我们稍具技术的此时此刻里）。我们不可以把精神官能症的渴望和健康的渴望加起来平均，然后就宣布一个可供使用的结果。（最近有一位生物学家宣称：我已发现介于人猿与文明人之间的那条不明存在领域，那就是我们！）
我认为，这些价值似乎是明白显露于外的，是被创造的，和被组构而成的。它们内在于人性结构本身之中，具有生物学和遗传因子的基础，且随文化而发展。我只是对它们加以描述，而不是发明、设计或设想它们（方法技巧对于资料本身并不负有责任）。这个想法恰好不同于沙特的思想。
我可以用一种更单纯的方式来说明。目前我所研究的是各种不同的人（病人或健康人、老年人或年轻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所作的自由选择与偏好。我们当然有权这么做，就像研究观察人员有权研究白鼠、猴子或精神官能患者所作的自由选择。这种说法可以避免许多不切题、且又意见分歧的价值争论，而且还强调了此项研究的科学性，使之完全脱离先验的范围。（总之，我的看法是：“价值”概念很快就要过时了，因为它涵盖太广、指涉太多不同的事物，而且具有太漫长的历史。此外，此字的各种不同用法通常都不是有意识的，因而也制造了混淆。所以我常想要完全摒弃这个字眼。也许用一个较为特殊、较不易混淆的同义词，也行得通。）
这种比较合乎自然主义、比较属于描述性的（亦即比较“科学性的”）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改变问题的形式，把含含混混的问题，亦即把“应该”和“必须”这些原先充满各种隐含的、未经验证的价值问题，改变为有关何时？何处？为谁？多少？何种情况下等等比较具有一般经验之形式的问题，亦即使之改变为经验上可以验证的问题。
我下一个假设是，我认为所谓较高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十分近似于在我们所谓之相当健康（亦即成熟、已发展、自我圆满、具有个别性等）的人身上所发现的，在良好的情境下所作的自由选择，也就是在他们感到自己处于巅峰状态、自己最强而有力之时，所作的自由选择。
或者，用更具描述性的方式来说明：这些人，在他们感到自己强而有力之时，若能真正地自由选择，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选择真而非假，选择善而非恶，选择美而非丑，选择整合而非分裂，选择欢悦而非忧伤，选择生动活泼而非死气沉沉，选择独一性而非千篇一律……诸如此类的价值也就是我所描述过的各种存有的价值。
还有一项次要的假设是，我认为这种选择同样之存有价值的倾向，约略可见于全人类或大部分的人。亦即，这种倾向是遍布于全人类的价值，不过在健康人身上看得最明显清晰、最正确无误，最强而有力罢了。此外，健康人所呈现的较高价值，最不掺杂（由焦虑而引起之）防卫性的价值，亦不掺杂下面我将指出的“健康性的退化”或法尔松博士所谓之“边岸的”价值。
另外一个十分类似的假设是：健康人所作的选择，就生物观点言，当然大体上都“对他们有益”（此处便是意指“有益于自己或别人的自我实现”）。此外，我也约略地感到，健康人所选择的有益的事物，就长远的观点而言，很可能对较不健康的人也有益，而且他们一旦能成为较佳的选择者，便也会作同样的选择。换个方式说，就是健康人比不健康人是较为良好的选择者。或者，为了仔细考量此一想法以便引出其中的含义，我提议，先观察健康人所作的选择，并假定这些选择是全人类的最高价值，然后针对其结果加以研究探讨。也就是说，且让我们以游戏心情把这些人当作生物学上的试金石，认定他们的看法比我们敏锐、他们比我们更敏于觉察何者对自己有益，然后静观其后效！我敢说，假以时日，我们很可能最后也会选择他们立即便选定的东西。或者我们迟早也会了解他们作选择的智慧，并因此也作同样的选择；他们敏锐而明晰地觉察到的东西，而我们只能约略而含糊地察知。
同时我也假设，在高峰经验中所感知的价值，大致上与前面所言及之选择价值是相同的。这么做是为了表明，选取之价值只是各种价值中的一种而已。
最后，我还假设了，这些以偏好或动机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中之佼佼者身上的存有价值，就某种程度而言，与用来描绘艺术“杰作”、普遍的“美好天性”、或美好之外在世界，其价值是相同的。亦即，我认为内存于个人的存有价值与在世界之中所察知的同类价值，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同形质的，并且这些内在的与外在的价值之间，具有彼此相互提升、相互增强的律动关系。
在此我只要说明一项含义：以上论题皆肯定了最高价值内存于人性本身，并自人性之中流露而出。此一观点与我们习以为常的、较为古老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过去我们习惯认为最高的价值只能出自于超自然的神，或出自人性之外某种的另一泉源。
我们必须忠实地接受、并设法解决内存于此一论题中，在理论上与逻辑上所遭遇的真正难题。在此定义中的每一项因素，其本身都需要定义，并且在着手处理之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循环的边缘，而有些循环却是目前我们所必须接受的。
所谓“优良的人”，只能根据某些用以判定人性的标准来定义。而且这种人性标准几乎可以确定是程度上的问题。亦即，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合乎人性，而所谓“优良的”人、“优秀分子”就是指非常具有人性的人。其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许多用来定义人性的特征，虽然是必要条件，但其本身却不是决定人性的充分条件。此外，这些定义人性的特征，本身有许多都是程度上的问题，并不是全面且犀利地去区辨出人与动物的差别。
在此我亦发觉哈特曼所提出的方案十分有用。一个优良的人（或一只优良的老虎、一棵优良的苹果树）之所以为优良者，在于他（它）实现、或满足了作为“人”（“老虎”、或“苹果树”）的概念。
就某一观点而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式，而且也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所使用的方法。产妇问医生：“我的婴儿一切正常吗？”而医生也能毫不含混地明白她的意思。动物园的管理员要老虎时，他会寻找“优良的品种”，他要找的是真正的虎中之虎，一只老虎该有的一切特征都确定良好，并获得充分完全发展的老虎。当我要为我的实验室购买一只长尾猴时，我也希望买的是优良品种，是优良的猴中之猴。如果我遇到的是一只缺少有力的长尾的猴子，那么它就不是一只优良的长尾猴，尽管尾巴对猴子来说没什么。同样，如果要买的是优良品种的苹果树，或优良品种的蝴蝶，情形也是一样。一位分类学者要为一个新品种选取“类型标准”，他要选取一个可以放在博物馆中的标本、一个可以代表全体的样品。他要选取的是所能找到之最优良的品种、最成熟的、最没有缺点的，以及最具有足以定义此类之各种特征的典型。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来选择出一幅“雷诺瓦的佳作”或“鲁本斯的杰作”。
就是在这种相同的意义之下，我们可以选出品种最优良的人，他具有人该有的一切部分，人所应该具有的能力他都具有，而且发展良好、完全发挥作用，同时，他没有任何明显的疾病，尤其没有任何可能伤害到主要用以定义人之必要特征的疾病。这样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最完全的人”。
至此，这样的一个问题还不算太困难。当我们要做个美的评判者、要买一群羊或是要买一只小狗当宠物时，便会附带引起困难的问题。我们首先遭遇到的是武断的文化标准问题，这些文化标准很可能压倒，并取消了生物心理的决定因素。其次是驯养教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为与被保护之生活的问题。我们必须记住，人类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被驯养的人，尤其是那些最受到保护的人，像脑力受损的人、年幼的儿童等。第三个问题则在于，我们有必要将酪农眼中的价值与乳牛本身的价值予以区分。
由于人类本能的倾向，就其实况而言，远较文化力量微弱，因此如何理清人类精神生物学上的价值，向来十分困难。不过，不管困难与否，原则上是有可能做到的，而且这是一项十分必要，甚至是相当重要的工作。
因此，如何“选出健康的选择者”是我们所探讨的大难题。就实用目的而言，难题现在就可以解决，就像病理学家现在就可以选出生理健康的器官。但是，此处最大的困难是理论上的困难，同时亦是有关“健康”之定义与概念化的问题。
我发现成熟的人或较健康的人，在真正的自由选择之下。不仅看重真、善、美的价值，同时也注重那些退化的、求生存的、具均衡作用的价值。他们也注重和平与安静、睡眠和休息、顺服、依赖与安全感，免受现实威胁的保护与解脱，从莎士比亚到侦探故事的欣赏、退人幻想世界，甚至渴求死亡（平安）……。我们可以粗略地把这些价值分别称为成长的价值和健康性的退化价值，或“边岸”价值；并且进一步指出，愈成熟、愈坚强、愈健康的人，愈寻求成长的价值，而愈不寻求、愈不需要“边岸”价值；不过，他仍然是两者皆需要的。这两类价值经常呈现出一种彼此交互辩证的关系，并因而导引出开放的行为所具有之动态的平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