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作为理事长退休的时候，我在协会已经待了36年。我的接班人是前商务部部长、现任布兰克斯通集团董事长彼得·G·彼得森。彼得引进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协会力量得到了加强。他的举措之一是—我也参与了其中—协会定期到国外考察。这种考察的目的是要透过外交的表面进行探索，以便我们对世界战略性地区进行形势评估。最有代表性的考察是1999年的以色列之行和2001年的古巴之行。
我们从耶路撒冷驱车前往加沙，与阿拉法特进行一次午餐会谈。虽然以色列已经允许我们穿过边境进入加沙，我们还是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们仔细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原定计划变得一团糟，但阿拉法特—他个子矮小，聪颖机智，很有魅力，但是显然患了帕金森病—还是与我们进行了短暂的谈话。他坚持以色列必须从西岸撤出，允许他成立拥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
加沙是我到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之一。它是个贫民区，一座孤城，挤满了质量低下的住宅，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大部分人每天都要长途跋涉，经过戒备森严的边境检查站到以色列去工作。
回到耶路撒冷后，我们与自信而武断的巴拉克总理会谈。他解释说，以色列永远不会同意阿拉法特关于回到1967年边境线的要求。因此，虽然取得了《奥斯陆协议》和《瓦伊协议》的显着成果，但我离开时的感觉是，中东离实现真正和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幸的是，强硬派的沙龙意外当选为以色列总理，以及在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被攻击之后再次爆发的暴力行为，这些都可能导致范围更广的战争。
2001年冬季，在古巴政府的邀请下，经过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协会的一些成员访问了古巴。我们在哈瓦那逗留了4天。这座巍峨壮观的城市没有被现代城市开发活动所摧残，还保留了我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后一次在那里访问时的那种恬静魅力。
哈瓦那不同寻常的静谧—没有什么汽车，行人很多，街道清洁，几乎没有任何新建筑施工。在我看来，这个国家比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更加糟糕。它完全依赖其蔗糖生产、旅游业，以及像委内瑞拉的查维斯这样的朋友的慷慨援助，才能做到收支相抵。尽管该国政府在教育和保健领域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但古巴面临的是艰难而不确定的经济未来。
访问结束时，我们从晚上11点开始与卡斯特罗举行了一次6小时的晚餐会谈。卡斯特罗身穿人们熟悉的军装，但没有抽他的标志性雪茄。这个夜晚，他那滔滔不绝的讲话一直没有停止。当我打断他，问有没有哪些领域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他停了片刻，但却想不起来有任何目标未能实现。
古巴基本上还是与世隔绝。
毕尔德堡团队
如果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激怒了“阴谋说”理论学家的话，那么毕尔德堡团队则一定是旨在诱导全能的国际银行家们与肆无忌惮的政府官员们串通一气，把邪恶的阴谋施加于纯洁无邪、毫无戒备的世界上。也许这些兜售“阴谋说”理论的人会大失所望，因为事情的真相是，毕尔德堡团队其实是一个兴趣甚浓的年度研讨团体，就一些对欧洲人和北美人都有意义的问题展开辩论，而并不需要达成共识。
荷兰的伯恩纳德王子在具有波兰贵族血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过的约瑟夫·雷廷格的敦促下，于1954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雷廷格很有魄力，精力充沛，说话带有浓重的口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非常担心大西洋地区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说服伯恩纳德召集一群着名人士开会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我是应邀参加讨论的11名美国人之一，加入了来自11个西欧国家的50名代表的行列—这是一个由政治家、商人、记者和行业工会分子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组合。我首先为自己受到邀请感到吃惊，而更叫我惊讶的是，雷廷格请我准备一篇背景文章，从美国人的角度论述一下世界经济的前景。雷廷格暗示说，休·盖茨克尔—他是前劳工大臣—将从欧洲的角度谈论同一个话题。一想到要跟这样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对垒”，我心中有些胆怯。
盖茨克尔预见的是一个灰暗、沮丧的未来。相比之下，我的报告则预计美国经济稳步增长，世界贸易额强劲回升。当年，我那自信的预测便得到了验证。毫无疑问，我的报告帮助我在一群精明的高级政治家和商务领袖中间建立了信誉。
会议实现了有益的目标。大家一致同意，第二年应该再次开会，仍然由伯恩纳德王子主持。我们还决定给这种集会取名叫“毕尔德堡”，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聚会时在奥斯特贝克居住的饭店名称。
在头20年里，毕尔德堡会议的特征是对立观点的猛烈撞击。欧洲的经济力量振兴之后，许多过去的国家对手和疑惑重新出现了，同时带有对美国的强烈不信任感，甚至是指责美国致力于在欧洲建立霸权。这些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流行，并在70年代达到高潮，其原因是那些年经济的混乱局面，以及美苏关系的稳步缓和与改善。
如果这些分歧没有得到消除，那么大西洋联盟就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毕尔德堡团队并不是担当解决各个主权国家之间争议的角色，但每个与会代表都可以自由地向那些在各自国家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们报告他们的见闻。
1976年，毕尔德堡团队面临一则丑闻，差点导致会议无法召开。那年年初，在国会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据说伯恩纳德王子曾经找到洛克希德公司，提出要运用他的官方地位来影响荷兰的国防采购政策，以换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后来，不利于伯恩纳德的证据越来越多，包括有迹象表明他在毕尔德堡活动期间曾经与中间人会面。1976年的会议被取消。一时间，毕尔德堡看来完蛋了。
虽然有些人愤然辞职，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类会议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但更多的人相信，我们应当努力寻找一个继续下去的途径。一个特别任命的委员会建议，毕尔德堡会议应当继续进行，但讨论时应当包含年轻一些的代表，以便所代表的政治观点更为广泛。
令人尊敬的英国前首相亚历克斯·霍姆勋爵接受了主席的职位。1977年在英国托基的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霍姆是历任出色主席中的第一个：沃尔特·谢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统；罗尔勋爵，SBC华宝董事长；卡林顿勋爵，英国前外交部长；以及最近的埃蒂恩·戴维格农—比利时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我很愉快地告诉大家，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生机盎然的毕尔德堡团队仍在继续活动。
“与反动派联手”
有一段时间，我不仅在毕尔德堡团队活动，还加入了一个名声相对较小但潜在争议比较大的机构，叫做毕赞提集团（Pesenti Group）。我是在1967年10月第一次听说这个机构的，当时，拥有意大利数家重要公司的卡洛·毕赞提在巴黎参加大通的一个投资论坛时将我拉到一旁，邀请我参加他的集团，探讨欧洲和世界政治的当前趋势问题。他告诉我，这是个精心挑选的机构，大多数成员来自欧洲。由于毕赞提是大通的一个重要客户，而且他向我保证其他成员非常有趣、志同道合，因此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琼·莫内、罗伯特·舒曼和康拉德·阿登诺尔是这个集团的创始成员，但在我加入该集团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同样赫赫有名的人士取代，包括安托万·皮奈，法国前总统；朱利奥·安德列奥提，意大利前总理；弗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领导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臣职位的常年竞选人。会议的讨论用法语进行，通常我是唯一与会的美国人，虽然该集团偶尔在华盛顿聚集的时候，当时担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也会与我们共进晚餐。
毕赞提集团的所有成员都致力于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但一小部分人非常担心苏联的威胁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不可当的上升趋势。这些人包括奥地利的阿奇杜克·奥托，哈布斯堡皇室负责人，他对奥匈帝国所有土地提出所有权要求；梵蒂冈的艾伯托·乔范尼蒂阁下，保守派天主教组织运动主业会的着名成员；琼·保罗·利昂·瓦奥莱特，保守型法国空谈家。
毕赞提集团制定的日程是每年开3次会，与法国情报局（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的瓦奥莱特总管提供了冗长的背景介绍。瓦奥莱特利用幻灯投影仪展示了一张又一张幻灯片，上面罗列的资料表明苏联在渗透全世界各国政府，从而支持他的论点，即全球性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危险是真真切切的。虽然如此，我个人却不相信所谓的“赤色威胁”像瓦奥莱特总管描述得那么可怕。但是，我的观点在该集团里属于少数。尽管我觉得会议的讨论很有意思，但有些与会者过度保守的政治观点却不仅仅是神经过敏。我的大通同僚们担心我在该集团的成员身份会被看做“与反动派联手”，因而最终说服我脱离了该集团。
进一步促进国际合作
我个人也参与组建了几个具有国际性质的其他机构。其中最令我感到自豪的有两家：国际经理服务队（International Executive Service Corps, IESC），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美国公司合伙成立的机构，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提供技术援助；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on American Trade, ECAT），寻求维持并扩大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参与程度。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伴随着亚洲和非洲脱离欧洲殖民统治的进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美国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国际经理服务队的念头源自我的一个信念，即美国的私营部门可以直接与那些国家的商人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我个人的经历使我相信，他们迫切需要掌握现代管理技能，这一点比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