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光，字子陵，东汉初年浙江余姚人。曾与刘秀同窗，刘秀即位后，他改名隐居。后被召至京师，要任命他做谏议大夫，他装疯卖傻说风凉话，不肯受命。后归隐富春山（今浙江富阳县富春江沿岸），耕钓为生。（《后汉书·隐逸传》载）南朝梁吴均《与宋元思书》说：“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严光自古以来就博得人们的称赞和喝彩。都认为严子陵辞去富贵，拂袖归来，坚决不在汉光武帝那里做官，在富春江上披蓑渔樵，终生做烟波钓徒是最高尚的和识机的。因为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万古留名，比做官好。所以后人都认为严光的遗产远比光武帝的遗产还大，说“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严子陵钓台位于桐庐以西15公里富春江北岸富春山上，相传是严光隐居垂钓之处。
范仲淹于景佑元年（1034）知严州桐庐县时（严州即睦州，治所在桐庐），为严光建立祠堂，并作《严先生祠堂记》，其中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语。
严子陵是故意挑剔毛病以激扬自己的清高孤傲呢？元杂剧《七里滩》（张国宾）里严子陵，当着光武帝的面说：“玉殿金阶是役使万民盖，远比不上自己的草舍茅斋。”抑或是“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李白《嘲鲁儒》）无才竞争，甘愿退居林泉呢？
历代对严光的评价褒贬不一，隐逸山林毕竟是一种消极行为，但严光不以光武故人而自炫，并捞取什么好处，不因天子的征召而受宠若惊，这说明严光亦有其可取之处，而光武帝则以有严光这样的故人为幸事，从而在历史上留下礼贤下士的美名。
陈抟（871-989），字图南，亳州真源（今属安徽）人。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栖居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再于张超谷凿石为室而栖，“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陈抟是道教史上重要的理论家。
周世宗和宋太宗两朝皇帝先后都向他探问“玄默修养之道”，均以“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之语以应对，受到两位皇帝的敬重，赐号“希夷先生”。道教内尊他为“陈抟老祖”。宋太宗端拱二年（989）7月22日卒，享年118岁。元杂剧《陈抟高卧》（马致远）中，写他鄙视功名，“把些个人间富贵，都做了眼底浮云。”遗诗600余首。又有《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易龙图》、《赤松子八戒录》、《人伦风鉴》等大量着作，可惜多已亡佚。
陈抟处事的平实态度是可取的。他没有故弄玄虚地把自己说成神仙一类人物，哗众取宠，捞取实惠，确实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宋史·陈抟传》还记载：“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
王樵，字肩望，宋时淄川人。居县北梓桐山。博通群书，不治章句，尤善考《易》。咸平（宋真宗年号）中，契丹游骑渡河，举家被掠。樵即弃妻，挺身入契丹访父母，累年不获。还东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画像，事之如生。服丧六年，哀动行路，遂与俗绝，自称赘世翁。唯以论兵击剑为事。一驴负装，徒步千里，晚年屡游塞下。画策干何承矩、耿望，求灭辽复仇，不用。乃于城东南隅累砖自环，谓之“茧室”。铭其门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济时，道号赘翁。生而为室，以备不虞，死则藏形，不虞乃备。”病革，入室自掩户卒。（《宋史》有传）有《尚书日记》16卷，《方麓居士集》14卷，《春秋辑传》15卷，《镇江府志》36卷。
王樵这种心灰如死，自暴自弃的人生观，是不应为人们所效法的。
魏野（960-1019），字仲先，陕州陕人也。北宋诗人，世为农。及长，嗜吟咏，不求闻达，隐居不仕。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凿土袤丈，曰“乐天洞”，前为草堂，弹琴其中。野不喜巾帻，无贵贱，皆以纱帽白衣以见，出则跨白驴。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着《草堂集》10卷。后其子闲重编为《钜鹿东观集》七卷。天禧三年（1019）无病而卒，年60。诏曰：“故陕州处士魏野。”
林逋（967-1028），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赏梅养鹤，终生不仕，终生不娶，旧时称其“梅妻鹤子”。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逋善行书，喜为诗。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300余篇。那时候有一群山林诗人，有的出家当和尚，例如九僧：淮南惠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维凤、江东宇昭、峨眉怀古。有的隐居做处士，例如，林逋、魏野、曹汝弼等。他们的风格多少相像，受到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林逋在这个群体中，比较突出。用一种细碎小巧笔法来写清苦而幽静的隐居生活。着《林逋诗》七卷。
（此公的身心健康，是值得怀疑的。）
陈洄，明时义乌人。幼治经，长通百家言。初欲以功名显，既而隐居，戴青霞冠，披白鹿裘（看来不是贫士），不复与尘世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自号“竹溪逸民”。常乘小艇，吹短箫，吹已，叩舷而歌，悠然自适。（你瞧，这个隐士好快活也！）
宋濂俱为之作传
倪瓒，字元镇，无锡人也。明朝隐士。《录鬼簿续篇》说他“群书博极，爱作诗，不事雕琢，善画山水小景，自成家，名重海内。”家雄于资，工诗善书画。四方名士日至其门。所居有阁曰“清閟”，幽迥绝尘。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萦绕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号云林居士。时与宾客觞咏其中。为人有洁癖，盥濯不离手。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晚年，黄冠野服，混迹编氓。洪武七年卒，年74。（《明史》有传）
倪瓒是个大地主隐士、大画家隐士。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很难与世俗相容。张士诚累欲钩致之，逃渔舟以免。其弟士信以币乞画，瓒又斥去。他日，士信于湖上渔舟中与之相遇，抶几毙，瓒终无一言。
徐舫，字方舟，桐庐人。明代隐士，幼轻侠，好击剑、走马、蹴鞠。既而悔之，习科举业。已，复弃去，学为歌诗。睦故多诗人，唐有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宋有高师鲁、滕元秀，号睦州诗派，舫悉取步骤之。既乃游四方，交其名士，诗益工。行省参政苏天爵将荐之，舫笑曰：“吾诗人耳，可羁以章绂哉。”竟避去。筑室江皋，日苦吟于云烟出没间，翛然若与世隔，因自号沧江散人。舫诗有《瑶林》、《沧江》二集。年68卒于家。（《明史》有传）曾与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结识。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文学家。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继儒通明高迈，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之，谢弗往。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佘山，杜门着述，有终焉之志。有《邵康节外纪》4卷、《秘笈》130卷、《逸民史》22卷、《晚香堂集》30卷。
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卒年八十二，自为遗令，纤悉毕具。
1981年版《辞海》上说，陈继儒“自命隐士，居住小昆山，而又常周旋官绅间，时人颇有讥评。”据查，陈继儒本传，并无沽名钓誉，借机敛财如宋种放那样的劣迹。所以本书作者将他列入本节，和种放以示区别。
所谓“又常周旋官绅间，时人颇有讥评”，是指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一出出场诗，全诗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着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按：松江古名“云间”，所以被误认为是讽刺陈继儒的。鲁迅在《隐士》一文中说：“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且介亭杂文二集》）
五、沽名钓誉的虚伪隐士（选录6人）
前文中曾划分隐士为三种类型：一曰“终身不仕”，二曰“先隐后仕”，三曰“先仕后隐”。本来在三种类型的隐士中，都有社会精英，士林拔萃，并都各有其志，其情况也各不相同，本无可非议。但学界有人提出：把巢父称为“真实的隐士”，而把伯夷、叔齐称为“虚伪的隐士”。对于这一论断，本书作者实在不愿苟同，这里试为伯夷、叔齐辩之。
“终生不仕”的隐士，这是一个社会精英群体，应该说其绝大多数都是怀抱道德，轻身重道，耻闻禅代，让王让国，以接受帝位为垢辱，之死而无悔，清介自守的高洁有志之士。
伯夷、叔齐虚伪吗？根据什么加以评论呢？所谓“虚伪”，其义就是不真实、不实在、伪装假面目而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也。伯夷、叔齐无非是认为周武王不在西岐为其父守灵，这是不孝；又东征伐纣，以臣弑君，以暴易暴，这是不仁。所以他们就“叩马而谏”。“叩马而谏”何谓也？就是在周武王、姜太公率诸侯联军誓师东征之时，敢于拦住武王坐骑去上访，去诤谏，敢于表里如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是很有斗士的风范吗？这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吗？如果换一个主，不是武王，而是另外一个暴君，就会有“立斩马下”的后果。由此看来，应该说他们是志士、是斗士。他们虽没有拔剑而起，但能挺身而出，去为他们的“道”、“主义”、“信仰”去斗争。有人认为他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倒退、是反动，那么中国历史上在政权更迭时，总有一批志士仁人，去为旧政权殉难，文天祥、张士杰、陆秀夫、黄宗羲、王夫之等又该如何评价呢？或曰：他们是面临异族入侵，君临天下，他们表现的是民族气节；那么，从“大中华圈”的观点衡量，不都是华夏民族内部的事务吗？所以，像伯夷、叔齐身上的三个亮点（让国、叩马而谏、耻食周粟而饿死）来看，你只能说“叩马而谏”，是逆“除暴安良”的潮流的行为，是不合时宜的。“虚伪”这顶帽子无论如何是扣不到这两位先生头上的。
孔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第十八》）
庄子曰：“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庄子·让王》)
真正虚伪的隐士有没有呢？有。
西晋山巨源，南齐周颙，南梁陶弘景，隋卢藏用，唐杜淹，宋种放就是。
本来，隐士都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为其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一个显着的标志。他们都是身如枯槁，心如止水，薄功名，淡富贵，鄙视帝王将相，心灰意冷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有些人也耐不得寂寞，对深山以外的精彩世界也向往起来，致使超然物外的隐士，也发生变异。这说明他们身居隐逸之地，而行为怪异，以求名声。《礼记·中庸》：“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
南朝宋人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云：
“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绵世浸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其惜乎！虽今之作者（指隐士），人自为量，而首路同尘，辍途殊轨者多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纯粹的隐士“菁华隐没，芳流歇绝”，是很可惜的，而现在（指南朝时期）的隐士，开始还可同行，到后来就“辍途殊轨”，半路停下走另外的路了。近来的隐士有不少晚节不保，不足以继承先贤。
《新唐书·隐逸传·序》中说：“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
《元史·隐逸传·序》中说：“后世之士，其所蕴蓄或未至，而好以迹为高，当邦有道之时，且遁世离群，谓之隐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及考其实，不如所闻，则曰：是欺世钓誉者也。”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人。曾与嵇康、吕安、向秀等为友，是当时着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山涛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在曹魏时期，他隐居不仕。司马氏篡权后，他半途退隐，在40岁以后积极出仕，与这个残暴政权合作，在任尚书吏部郎时，想请嵇康来代替自己的职务，而自己可以抽身出来去谋求更高的职务。嵇康写了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在信中用自嘲、自谑，甚至自我贬损的方式，用嬉怒笑骂的犀利语言对山涛进行痛骂和揭露，责备他不该攀附权贵，不该迷失自我，半途退隐，不该纠缠自己出仕，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时政、对旧礼教的攻击。
嵇康这种绝世不仕的态度，就是表示与当时的政治对抗，已达到毫不妥协，不计后果的地步。嵇康的这种态度与山涛投机钻营的入仕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山涛的变节为起因，司马氏政权对嵇康、向秀进行疯狂的政治迫害，“竹林七贤”集团遂宣告解体。
周颙，字彦伦。南朝齐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人。初时隐于钟山，名其居室曰“草堂”。后应诏出为海盐（今浙江海盐）令。秩满之后，急急忙忙离开海盐来到京都，又在筹划自己升迁的事，欲经过昔日隐居地钟山。
这时，同时代的孔稚珪就写了《北山移文》，对周颙进行抨击。揭发了他“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的虚伪面目和趋名嗜利的恶劣行径。诗文中说，他初来钟山时，自命不凡，想要胜过巢父、许由，并蔑视百家王侯。开始时还比较贞洁，后来就变得污秽了。皇帝的诏书和安车一入山，他的模样就变了，坐不住了，魂魄也散了，隐逸的意志也动摇了，变得眉飞袖举，得意洋洋，表现一副俗不可耐的媚态和可憎面孔，前后判若两人。《北山移文》的主旨就是批判周颙的改节并表示拒绝他经过钟山，谢绝这个逃客。周颙着《少子》五卷，失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周颙集》20卷。
陶弘景（452-536），字通明，丹陵秣陵（今江苏江宁县）人。后来父为妾所害。弘景终身不娶。及长，身长七尺七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额耸耳，耳孔各有十余毛出外二寸许，右膝有数十黑子作七星文。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善琴棋，工草隶。着述颇丰。
未弱冠，齐高帝萧道成在南朝宋作相时，引为诸王侍读。家贫求县宰不遂。永明十年（492），脱朝服挂神虎门，上表辞禄。隐居于茅山，自号华阳陶隐居、华阳真人。行导引辟谷的方法。着《登真隐诀》35卷。证明“神仙可成，长生可得。”《陶弘景集》30集。
梁武帝即位后，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帝手敕招之，屡加礼聘，并不出，唯画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着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谓“山中宰相”。死后，诏赠太中大夫，谥曰贞白先生。
陶弘景非国家官吏，本不享受国家俸禄。梁武帝常以赏赐的方式，加惠于他，以避清议，陶弘景乃得常年不缺烛帛之奉。他又经常以“神丹”供奉武帝，双方互相赠遗，未尝脱时。
这样一来，陶弘景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朝不野，不尴不尬的境地。要么，做你的终生隐士，完全可以成为隐士文学家，或成为学者型隐士，显示出自己的高风亮节；要么，就去做一个庙堂宰相，为国家去建功立业。“脚踩两只船”，在文人学士中被视为可耻行为。“山中宰相”称谓是奖誉呢？还是讽喻呢？也有人说陶弘景是很聪明的。不错，在沽名钓誉方面，无疑，他是很聪明的，但不值得效法，这是投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