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归田隐居之后，就以躬耕为业，以诗酒为乐。经常参加农业劳动，和樵子农夫切磋农事，共话桑麻，熟悉农村、农民、农事的“三农”生活，有真实感受，所以他的诗文多写自然景色及农村生活情景，使他成为古今隐逸诗人第一人。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的归隐，决非像隐士中的许多人那样，别有所图，走“终南捷径”，株守茅庵，专候安车，而是对封建统治者不再存有任何幻想，而具有委婉抗争之意，成为真真正正的隐士、实实在在的田园诗人。他为人真实，不以做官为荣，不以退隐为高，不以乞食为耻。但不能说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夫。若真是那样，“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鲁迅：《隐士》）
不可否认，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存在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的消极情绪。“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等。不过，平心而论，这也是大实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读山海经》（共13首）、《咏荆轲》等诗中又表现出不屈的意志和喷吐出的不息之火，表现出“金刚怒目”的另一面。所以鲁迅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既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这个论断，是很正确的。在陶渊明的思想里，有现实的积极性，也有避世的消极性，这就形成一个真实的陶渊明，一个大隐士陶渊明，一个大诗人陶渊明。
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田园诗才是渊明的独创，他到底还是隐逸诗人之宗，钟嵘的评语没有错。”（《陶诗的深度》）
三、忧时愤世的颓废隐士（选录5人）
魏晋两代共约200余年，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年代，由于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氏的横暴，形成历史上少有的政治高压社会窒息苦闷的黑暗时期。士林对于曹魏和司马氏非常憎恨。憎恨使他们不能沉默，但又不能直露地倾吐自己的心声，于是，隐逸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那时士林崇尚服药养生、饮酒避祸、清淡玄学，他们的嗟生、忧时、愤世、嫉俗的思想，只能用诗文隐晦曲折地发泄出来，于是便产生艰涩难懂的语言效果。“嗣宗（阮籍）身事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文选》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
嵇康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他是曹操二十五子之一的沛穆王曹林（杜夫人所生）之子的女婿。（《三国志·魏书》20卷注，案《嵇氏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按此，嵇康是曹林的孙女婿。许多着述误以为是曹操的孙女婿。）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曾任中散大夫。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山涛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人以为龙章凤姿”。（《晋书·嵇康传》）后寓居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东南，墙南村北侧）。初时康居贫，常与吕安（字仲悌）一起灌园；与向秀共锻铁于大柳树之下，以自赡给。他崇尚老庄，常言养生服食（服五石散：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之事，但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他反对虚伪的礼教和礼法之士，特别是那些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人，尤为深恶痛绝。曾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贵公子钟会。钟会精练有才辩，故往造访。康不为之礼，锻而不辍，旁若无人。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以此衔之。又对司马昭面献谗言：“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嵇康还公开发表过离经叛道、菲薄圣人的言论，因此直接触犯了利用礼教图谋篡夺政权的司马昭。《魏氏春秋》曰：初，康与东平（山东东平县）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司马昭）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初，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
嵇康身陷囹圄之时，情知不能自免，乃作长篇四言《幽愤诗》。其中说：“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赧（nan，难为情）良朋。”通篇秉笔直书，情不能已，心境愤慨，自怨自艾。“好善暗人”，说自己好善而不能择人，被卷入诉讼。“显明臧否”，说自己性格耿直，爱憎过于分明，是招祸的根源。“澡身沧浪，岂云能补？”是说跳入河内也洗刷不清，悔恨之词切切。诗中又提到“穷达有命，亦又何求？”是说人各有命，政治迫害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最后结语为“采薇山阿，散发（发不束整，指解冠隐居）岩岫”，仍然是和司马氏不合作的意思。
颜延之《五君咏》中《嵇中散》一诗中说嵇康是“龙性谁能驯？”这符合历史真实。
本传说他临刑东市，太学生3000人刑场请愿营救他，要拜他为师，弗许。可见他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嵇康顾视日影，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声调凄美绝伦。（《广陵散》，琴曲名。散、弄、操、引，均是曲类名称。）《文士传》（《隋书·经籍志·史部》载：《文士传》五十卷，张隐撰。）称嵇康临终所奏为《大平引》。《康别传》说，嵇康临终说：“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固之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后人称“人事凋零”或“事成绝响”为广陵散）
曲终，从容引颈就戮。终年40岁，表现出大义和大勇。“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司马昭）寻悟而恨焉。”其子嵇绍，“十岁而孤”。（《晋书·嵇绍传》）
嵇康最着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他的思想直白。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人。竹林七贤之一，司马氏姻亲。山巨源想拉上嵇康一起做官，被嵇康拒绝，并加以抨击。《绝交书》大意略云：
听说你现在又升迁了，我深感忧虑不快。你是否想把我也拉上，一起去干屠宰的活，让我也沾一身羶腥味。又说自己的缺点，“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其“必不堪者七”曰：
一、爱睡懒觉，做官后差役要早叫醒我；
二、爱抱琴行吟，射鸟钓鱼，做官后不能随便走动；
三、身上虱子多，瘙起痒来没个完，如何衣冠端正迎接官长；
四、不喜欢写信札，做官事多，如何应酬；
五、不喜欢吊丧，必然招致怨恨，甚至中伤；
六、不喜欢俗人，必与官员共事，喧闹声刺耳；
七、必不耐烦，做官后要费精神思虑。
“甚不可者二”曰：
一、我常非难汤、武而鄙薄周、孔，会为礼教所不容；
二、我性情倔强，憎恨坏人坏事。
总之，我心胸狭窄的性情，再加上这九种毛病，即使没有外来灾难，也当有内在的病痛，怎么能久处人世呢？假如你急于要我共登仕途，同你共享欢乐，我一定会发疯的。我猜想，若不是有深仇大恨，你不会这样做的。
写这封信，一是为了摆脱你对我的推荐，二来是向你告别（绝交）的。
当然，毋庸置疑，嵇康的思想、政治态度是存在消极情绪的。这就是有人根据《绝交书》有关家庭、子女、玩世三方面的片段来评价他。
这些片段无非是：“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饵，食也。白术、黄精，皆药名，功效为补气健脾，益肾强筋。），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从其所惧哉！”“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liang悲伤惆怅），如何可言。今但愿固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有人由此推断，嵇康心目中的大“我”，就是他的“小家”，所以他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本书作者不赞成这一说法，理由有二：
（一）关于家庭、子女、玩世的表述，并不是真情的流露，而是愤激语言的反衬。用这些作为“因”，而喷吐出对司马氏的不满和不愿出仕的“果”来。鲁迅说：嵇康“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二）在司马氏专横政权的蹂躏下，士人只能有三条路可走。
变节，自愿同流合污者。如山巨源；或在政治高压下屈服而从政。如向秀、刘伶、阮咸。
隐遁，像阮籍一样，对政治缄口不语。甚至终日在醉乡中度过，为拒绝司马昭为他儿子司马炎求亲，一醉就是60天，终于“不得言而止”。
被杀，树欲静而风不止。连隐遁都不可能，何况流露不满，招来杀身之祸，是必然的。嵇康属此类。
阮籍（210－263），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河南尉氏人。《晋书·阮籍传》：“谓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当时已有大批文士被杀，时人有“名士减半”之叹。由此“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录其《咏怀》诗八十二首之发端，可窥其内心苦闷之状。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又如第三首：“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再如第三十三首：“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他的《大人先生传》也很有名，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书，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晋书·阮籍传》）曾为步兵校尉，徙散骑常侍。终年54岁。
阮籍之父阮瑀（212），“建安七子”之一，曾任曹操的司空军谋祭祀，与陈琳共同掌管记室；当时军国书檄，多是阮、陈二人所拟，深为曹操所信任。
向秀（227－272），字子期，文学家。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人。竹林七贤之一。在嵇康、吕安被杀后，被迫入洛阳应郡举。入洛时，文帝（司马昭死后谥文帝）挖苦他说：“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晋书·向秀传》）从洛阳归来，路过嵇康山阳故居时，作《思旧赋》（南朝颜延之《五君咏》诗中，称《山阳赋》）怀念嵇康、吕安。写得悲愤、沉痛、哀伤、凄绝。他在《思旧赋》并序中写道：他在路过山阳时，正值夕阳落山，暮色苍茫，寒冰凄然，旷野一派寂寥。他停驾城隅，沿着陋巷，来到嵇康人去屋空的故居，寻找二人（康、安）遗留的踪迹。这时听到嵇康邻人寥亮的笛声，他抚今追昔，感音而叹，回忆起往日的情景，特别是嵇康“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然后从容就义，表现出洒脱而大勇的悲壮精神。作者如泣如诉，感情深注，充满对挚友的痛悼之情。但这一内心感情的历程，并未充分展开，就戛然而止了。
《思旧赋》并序，写得序长而赋短。全赋只有156个字。真有尺幅之内，尽显气象万千之势，弹丸之地，容纳大千世界之概。表达含蓄委婉，情韵凄绝。鲁迅曾说：这篇赋“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委曲求全的消极软弱态度；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长夜如磐，腥风血雨的黑暗恐怖，士人噤若寒蝉。向秀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终年46岁。
刘伶，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县）人，字伯伦。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建威参军。晋武帝太始初，对朝廷策问，强调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嗜酒，作《酒德颂》。写“有大人先生”，“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对礼法表示蔑视，但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生活。
《世说新语·任诞》篇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裈：kun，音昆，古代称裤子为裈）诸君为何入我裈中？”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如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颓然已醉矣。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cha，铁锹），曰：“死便埋我”。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市）人，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与籍并称“大小阮”。旷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今陕西兴平市）太守。
《晋书·阮咸传》曰：“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shi猪），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
南朝诗人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元嘉诗坛的代表人物。他写过一组《五君咏》，歌颂竹林七贤中的“五贤”，即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五人，每人一首。唯山涛、王戎以贵显被斥不咏，其用意甚明。山涛，虽然为官还算清廉，但由于他的变节，七贤群体瓦解。他与残暴的司马氏政权有姻亲关系，并在政治上贴得太近。王戎为官太过贪婪，政声不佳。这些都是遭到民众诟病憎恶的污点和硬伤。颜延之不但写出了“五君”的品格，也彰显出自己的选人志趣和政治标准。
“竹林七贤”按其个人品格、文学成就及隐士标准衡量，应分为三等：
上品：嵇康、阮籍；
中品：向秀、刘伶、阮咸；
下品：山涛、王戎。
四、追求闲适的病态隐士（选录9人）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那是六一居士在勤政之余，寓情于山水之乐的写照。世上还真有那么一些人，可以置国家、民族的危亡、苍生的涂炭苦难于不顾，去留恋山水林泉，甚至达到痴情忘形的地步。如若给他们画一幅小像，那就是：形若枯槁，心如止水；清高孤介，自命不凡；洁身自爱，孤芳自赏；悲观保守，麻木不仁；离群索居，明哲保身；知命达理，不求闻达。他们视富贵如浮云，只为自己活着，其他事默然不顾。他们连“匹夫”的责任都丧失了，什么欲望也没有了，甚至连人类繁衍后代的性欲也没有了，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这种“井底之蛙”式的隐士，心目中只有自己和家庭，进一步说连家庭也可抛弃。这种自私而猥琐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是一种病态症状，是一种“心理障碍”，是需要疗救的。但是针砭，只能进入腠理，病入膏肓，就无药可救了。如在太平盛世，隐逸，或许会得到世人的宽容；若在人民处于水火之中时，隐逸，就会遭到谴责。他们追求的无非是“饮数杯酒，对千行竹，烹一碗茶，靠半亩松，都强如相府王宫”（宋方壶）悠然自适的闲散生活。这些隐士在汉唐以后，大多家境殷实，具备悠闲的经济基础，可以在名山大川风景绝佳的地方，兴建自己的宅院。在追风弄月的生活中，伴随而来的长啸、吟咏和感叹，留下一些诗篇。在他们无意功名富贵中又歪打正着地成就了在青史上的诗名。如林逋的《深居杂兴六首小序》：“诸葛孔明谢安石，畜经济之才，虽结庐南阳，携妓东山，未尝不以平一宇内，跻致生民为意。鄙夫则不然，胸腹空洞，剪然无所存置，但能行樵坐钓外，寄心于小律诗，时或鏖兵景物，衡门情味则倒睨二君，而反有得色。”正说明这一现象。他们是：
严光陈抟王樵陈洄魏野林逋倪瓒徐舫陈继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