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离开蓉城去北京一所高校栖身。在终于获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后，艰难生存的压力中，故乡的一切，突然就从我生活的视野里消失了。紧随而至的急风暴雨，我的理想被冲刷得只剩下苟活下去的卑微的愿望。永才与我的联系自然也中断了。大约两年后，永才送他的亲友出国远赴加拿大，他居然找到了我的单位，并找到我。
那年夏天，他与我在我们学校异常简陋的招待所里，他坐在凳子上，以巴人的习惯，光着脚丫子，有一句无一句地瞎聊。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我印象较深的一个细节是，他羡慕地看着我穿的新皮鞋，有点讨好，也有点嫉妒地猜测道：“嘿，你这双皮鞋，起码五百块！”我心里浮起一丝得意后，不禁有几分嫌弃他的庸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写诗，也看不出他具有诗心。我实在是太自大太傲慢了。
永才与我，是大学不同系的先后同学。我曾经听母亲信里唠叨，她一个学生也考到我就读的学校了。但与永才真正有交往时，我已经读研。他在外语系，我在中文系。他有时来找我，并非一起探讨学问，而是因为我是他的老乡，是他老师的儿子。我还记得他总是把我当兄长的神态，分不清是恭顺还是尊重；我还记得他对我透出一种很自然的亲切，就像血脉相连的弟兄。
永才幼年生长在四川涪陵市毗邻长江的一个村庄，他就读的小学，就在这个村山梁上的一座庙里。“文化大革命”前，小学名叫弥勒小学，“文革”中破除四旧，这个校名不能用了，就赶忙改为红梅小学。我也是在这所小学就读的一、二年级。我的母亲“文革”前就被下放到了这所学校，永才另一本诗集里的《怀念弥勒小学》，写到我的母亲时，他说，“二十多年了，我还在怀念／这些传道授业解惑的我的老师／像那座庙里的佛心／让智慧的雨水／打湿了我童年的夏天”。因这个原因，我始终对永才有一份亲情，这也正如永才始终对自己的母亲感情深厚一样，我永远依恋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给予我精神家园的我的母亲。
那座古庙改成的学校，也是我就读大学后第一次作文《母校》的描述对象。虽然后来我去成都接着读小学，再也没有回到弥勒小学，小学一、二年级时并不认识永才，那我们的缘分就该尽了。但我们有着相同的童年记忆：虬枝苍劲的黄桷古树，一排国槐，花开时沁人心脾的芳香；树上的喜鹊窝，山梁上的猫头鹰，偶尔飞过的野雉，拖着长长的华丽的尾巴；远远遥望，长江忽隐忽现，而满江川流不息的波澜，曾经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去多少神秘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