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
前几天的一个下午，《工人日报》两位同志来约我写一篇评介包川同志小说的文章，说她的《办婚事的年轻人》（见《人民文学》1979年第七期）已经评选为去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了。他们给我出这个题目，因为包川同志是四川一位青年女工，我是四川人，又是评选委员会成员。
我前些时候读这篇小说时，从行文和对话就感到一股强烈的川味，例如“屁！”这个否定词和“我都成宝光寺的和尚啦！”这句打趣的话就很明显。何况那个即将婚配的新郎，小说中早就明确交代过他是川东人呢。由于小说的文笔和布局比较老练，我一点没料到作者竟是一位青年女工，《办婚事的年轻人》是她的处女作。
当然，所谓处女作，无非指作者第一次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而言。但我相信，在此以前，她一定进行过不少锻炼：对社会和自己所接触到的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活动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探究；读过一些中外古今的名著；写过几篇废品——这后一点推测有点失敬，希望作者原谅。
可以说，作者笔下的那对年轻人是可爱的。他们尽管忙于筹办婚事，却还照旧念念不忘进一步把自己武装起来，勤学苦练英语，以便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事业尽力！他们还临时决定不买平柜，把省下的钱买个收音机，用来学外语，学数学，把小组里那两个初级班的小伙子也叫到家里一块听。
我说他们可爱，不仅因为他们具有好的品质，更因为他们在作者笔下是栩栩如生的人物。作者写他们，不是单靠一般性的介绍。那位年轻姑娘上场时同她未婚夫的那几句对话，是多么风趣呵！当姑娘纠正了小伙子一个英语发音的错误，并劝他不必着急时，小伙子立刻答道：“当然，我不会着急，马上我就会得到一个家庭教师的，对吗？”姑娘也回敬得很娇憨：“去你的！”同时拍了小伙子一巴掌。我已经是年逾七十的老头了，看到这里，青春的喜悦却也立刻涌上心头。但是，恕我直说，接踵而来的喂糖果、喂馒头的描写似乎多了一点，有点腻人。这也许说明我毕竟是个老头，脑子还多少有点封建，远不如那些“既惊喜、又羡慕”的来往行人那么开通。
不过，我所感觉到的即或是缺点吧，瑕不掩瑜，接下去的描写却很不错。在两位准备办婚事的年轻人详细计算每月收支账目的全过程中，对话既风趣，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写得真实而又含蓄。当姑娘责怪对方留下的伙食费用过少的时候，尽管小伙子被弄得哑口无言，而他的内心感受却又是多么温暖！“别看她在唬我，那是心疼我哩！”随后，家具店开门了，这一对小爱人对“穿橘黄喇叭裤”的“男中音”、“穿黑喇叭裤”的女青年和“头发擦得光光亮亮”的丈母娘的反应也写得好。这三个周身浸透着不正之风的角色，也是来备办结婚家具的，他们立刻被那些高级家具吸引住了；然而他们的收入破坏了他们的兴致。于是丈母娘抱怨女儿不该跟一个二级工谈恋爱，女婿则气鼓鼓说：“粉碎了‘四人帮’也不快点给我涨工资！”那个女青年的“高见”更是糊涂：“不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就现代化了吗？”
作者是用讽刺的笔调来描写这三个宝贝的。我说作者对作品中那对小爱人的反应处理得好，因为在听了那位“娇滴滴”的“高论”以后，他们“交换了一个不满的眼色”，嘀咕道：“难道现代化会从天上掉下来！”然后走到较普通的家具跟前去了。经过商量，小伙子开出了一张清单，后来又刷去平柜，以便买收音机。小伙子担心自己的丈母娘会不满意，姑娘立刻叫他放心，而她随又一眼瞥见了那些高级家具，高兴地说：“国家富了，我们也能用上那样的家具的……”于是，两个人就欢天喜地跑去缴款。
尽管我对小说中喂糖果、喂馒头的描写有过微词，但整个说来，作为一位新人的处女作，《办婚事的年轻人》毕竟是一篇好作品。当读到对未来满怀信心地跑去缴款的时候，我曾经凭自己的老经验猜想，作品的结尾无非是亲友们闹房和吃喜糖一类喜剧性的情节。然而不然！当姑娘正在检查家具有没有脱漆、碰伤的地方，等小伙子去借板车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阵叫嚷把她引了出去：原来小伙子晕倒了！在群众的热情帮助下，医生、护士立刻来了，采取了应有的治疗措施。对姑娘的眼泪和责怪，小伙子说得多么好呵：“最困难的时刻就要过去了，目前，我们再咬咬牙，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而小说也就这样颇有回味地结束了。
打从小伙子晕倒到治疗，以及两位情侣的对话这最后一个段落，起初，我有点异峰突起的感觉；冷静一想，原来作者早在前安排了伏线。那个家具店隔壁不就是联合诊所么？他工资级别不也跟那穿橘黄喇叭裤的“男中音”一样低吗？加上自奉菲薄、刻苦学习，熬夜熬得“眼圈都是青的”，这就有可能患贫血症，以至晕倒在地。
不错，这一转折并不勉强，但我又想，是不是另外还有同样，乃至更为自然的结束呢？依我看，按照人物的性格、处境，是会有其他结束供作者选择的。当然不必一定要以“洞房花烛”告终，但是至少可以写得高昂一点，或者轻松愉快一点，不要弄得那么严重，叫人多少感到压抑。
从作品内容看，那对小爱人显然知道青年一代遭受的困难是怎么来的，也清楚这一代人有各种“伤病员”都得医治。作者本人当然更加清楚，否则她不可能那样细致地描绘他们的生活和精神境界。我还感觉到，作者自己很可能就是个过来人。甚至由于目击身经的创痛比较严重，她本人的伤口似乎并未完全愈合，因而在作品中投下一点阴影。
作为一个同行，我想在这里向包川同志建议：当你描写我们青年一代的生活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停留在动乱十年的苦难年月里。最好的办法是积极投入到千千万万献身于四化的工农群众中去，同时学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生活进行观察、分析和独立思考，又能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样，就一定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