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擦眼泪时，姚惟诚看到她的手表时针已过了三点，便对她说：“不行，我得回学校了，今天是星期天，下午四点半食堂开饭，去的晚了就没饭吃，明天我接着给你讲。”
“想给我留个悬念也行，不过明天一定得讲。”韩雪说完，就把姚惟诚送到医院门口。
次日上午十点，姚惟诚来到了韩雪的病榻前，见正在输液的她两眼微闭，以为是她睡着了，就轻轻地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望着她那红润的脸庞。
她其实没有睡着。当她发觉他望着她的脸庞时，忽然来了个仰卧起坐，问他“看什么？”
“我是看你的气色好多了。刚才听你说话的声音，也快恢复正常了。”
“今天早晨朱主任一上班，就把我叫到诊断室检查，说我的伤口愈合得很好，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
姚惟诚见她恢复得如此之快，便把他在昨天晚上写出的后半部分身世递给了她。旁边床上的病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纸来，惊讶地说：“啊吆！你们天天见面，还写那么长的情书，可能把说不出口的那些话都写进去了。”
韩雪听到后将右胳膊伸过去，把姚惟诚写的东西亮到那个病友的眼前：“你看看，这是情书吗？”
那个病友只瞅见“我的身世（续）”的大字标题，就自觉没趣，转过身去。韩雪这才看起了姚惟诚写的那一沓子身世：
抗战胜利后，日夜思念父母的继父很想回老家去探望二老，可又担心把仅有的积蓄花光，使姚庆芳娘儿俩的生活没有着落。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非常理解丈夫思念父母的心情，一再劝他回老家看看父母。她越劝，继父更舍不得离开她。到了第二年，国民党悍然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内战从此爆发。在这兵荒马乱之际，继父回家探望父母的希望破灭了。到了解放前一年，国民党的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继父的生意血本无归。好在一年后这里解放了，继父又重操旧业，而且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一九五一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报考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读初中。过了一个星期，学校出榜了，我考了第一名。那天晚上，继父亲自下厨，包了饺子，向我表示祝贺。
陇海铁路修到这里的那年，继父再次萌发了回老家探望父母的念头。一天晚上，他向我母亲试探性地说：“铁路已经通到了家门口，我想回老家看看父母，你意如何？”母亲表示完全支持，但又对他一再叮咛，一年半载后一定得回来。继父说：“你放心吧，我哪能撩下你们娘儿俩不管？”
第二天，他把剩下的货按成本价批发给另一个摊主，回家后把平时的积蓄拿出来，共凑了两百多块钱，他带了一半，给我母亲留了一半。晚上，他对我母亲说：“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我就会回来的。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不管吃什么苦，受什么罪，一定要供孩子上大学。”母亲流着泪，小声地告诉他：“说实话，我舍不得让你走，可是你和两位老人分别十七年了，也该去看看他们，去尽尽孝心呀。你放心走吧，我会按你说的办。”第二天天亮，我醒来后不见继父，就问哭红了眼睛的母亲。母亲很难过地说：“他已经回老家了，最多一年会回来的。”
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一别竟然成了永别。还不到一年，与继父一起回了老家的朋友回来了，他带给我们母子俩的是噩耗。
继父回到家后，得知父母在解放前夕就先后去世。他为自己没有尽到孝心而悔恨不已，在其父母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最后昏倒过去。随行的人在他苏醒过来后扶回了家。从此，他一病不起。医生说这是郁闷成疾，肝火攻心，得慢慢地医治。他随身带的钱都花在治病上，连自己返回的路费都没有了。兄弟姊妹们都在农村，生活不宽裕不说，还埋怨他在外面娶了媳妇忘了娘。他既无钱看病，又无生活来源，再加上日夜思念我们母子俩，以至病情发展到水米不进，卧床不起，竟然魂归故里了。在弥留之际，他把自己唯一的一枚金戒指交给了他的朋友，让他转交给远方的妻子。
这一天，我放学回家，见母亲靠在被子上，双手把毛巾捂在脸上。见此情景，我惊呆了。
“妈妈，家里出了什么事？”
母亲把我搂在怀中，哭诉着继父去世的悲惨经过。我听到这个不幸消息，也放声大哭起来。院邻董大妈从哭声中判断出郑先生可能去世了，纷纷过来安慰我们母子俩。
这时，已经上了初三的我，也渐渐明白了事理。我先在董大妈的劝说下止住了哭泣。接着又劝母亲：“妈妈，爸爸走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垮了。但我可以把这个家再撑起来。今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后，说不定能找到工作，我可以养活你。现在，我的哥哥在外县工作，嫂子一家也搬过去了。我们这个家只剩下母子俩相依为命，你要挺住，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已经失去了爸爸，再不能失去你啊！”我的话不仅打动了母亲的心，也使前来安慰的董大妈不禁凄然泪下。
母亲当着众人的面说：“儿子的继父临走前一再叮咛我，说他这次回老家后，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叫我不管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罪，一定要供惟诚上大学。”
董大妈听了我们母子的话后，紧紧攥住我母亲的手，开导她：“郑先生是有文化、有远见的人，他走的太早、太可惜了。惟诚的学习又那么好，不该过早的中断学习。大妹子，你要继承郑先生的遗愿，把孩子的书供出来，九泉之下的郑先生也就瞑目了。你不要发愁，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你一碗吃的。再说，家庭困难的中学生可以申请助学金，咱俩另外找一点针线活干，还怕日子过不去？”
我见母亲不哭了，就劝她；“妈呀，董大妈说的有道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董大妈见我母亲情绪渐渐稳定，就回家了，还特意给我们母子做了清汤长面端过来。
我吃过董大妈送来的长面，又看着母亲吃了小半碗，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功课。
这年秋季，我上了高中，母亲全身心地照料我的学习和生活。到了年底，继父留下的积蓄所剩无几，我们娘儿俩为今后的生活又发起了愁。
也是应了“天无绝人之路”的那句话，有一天，母亲上街买菜，遇见了一个熟人。这人姓余，原是解放军的一名营长。刚解放时，部队大部分住在老百姓家。我们院里有一间空房子，被部队的一个卫生队暂用后当作病房。恰巧患了重感冒的余营长就住在这间房子里。当时，卫生队护理员紧缺，我母亲就主动担负起了护理任务。在她的精心护理下，不到一个星期，余营长就病愈归队，不久和当地的一个姑娘结了婚。朝鲜战争爆发后，余营长参加了志愿军赴朝作战。后来，他在一次战役中负重伤，被送到国内医治。经过治疗，虽然性命保住了，但左胳膊被截肢了，就转业回到这里，分配到供销社当了主任。我母亲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给了余营长后，余营长说他们供销社食堂正好缺个炊事员，大妈的饭做得好，如果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来我们食堂做饭，每月至少能挣三十元钱。我母亲喜出望外，当即就答应了这件事。从此以后，我们娘儿俩总算有了碗饭吃。
两年后，余主任被调到省上，供销社的食堂也随之散伙，我母亲又失业了。
屋漏偏遇连阴雨，我在上到高中二年级下学期时，因感冒后淋了大雨，竟然连发了七天高烧。因无钱治病，只能躺在床上硬抗。后来，高烧退了，但从此鼻子里象是长了个东西，把鼻孔堵得严严实实，一点气也不通，只靠嘴巴呼吸，整天头昏脑胀，学习难以为继。我的班主任给了我十元钱，让我去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后要我到省人民医院去治疗，而且越快越好。回家后，母亲问我检查结果，我只说是没啥大问题，日子长了自然会好的。
从高二到高三这段时间，因疾病的折磨，我的学业荒废了许多。我母亲在这期间，不是给火柴厂糊火柴盒，就是去翻沙作坊筛沙子，娘儿俩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生活。
在困境中挣扎的我，总算熬到了高中毕业，说什么我也不再考大学了，想找一个工作，挣点钱既给自己看病，也可以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这一年，国家为使国民经济稳妥地发展，对计划有所调整，高中毕业生不但找不到工作，还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母亲发现我陷入苦闷之中，就对我说：“你有什么心事给妈说，千万不要装在心里。妈受苦受难还不是为了你。”我觉得瞒过初一瞒不过十五，就把自己的想法坦白地告诉给母亲。母亲一听，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非常生气地拍着桌子，厉声地教训我：“不争气的儿子啊，你让妈太失望了！这些年的困难我们都熬过了，难道以后的四年时间就熬不过吗？你如果不考大学，妈就对不起你死去的继父，我找一根绳子，吊死在你的面前。”
报考大学的期限只有五天了，我的班主任在报考名单中没有找到我的名字，就来到我家了解情况。母亲把儿子的想法告诉给了班主任，并请他开导开导。班主任给我讲了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寒门子弟苦学成才的事例，终于说服我同意报考大学，只是我觉得这一年全国高中毕业生有二十五万多，而招生人数只有十一万七千，是解放以来高考最难的一年。自己从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以来，因病耽误了一年多的课，怕考不上。班主任帮助分析了利痹，说我虽然落了一年多的课，但基础还是扎实的，只要把志愿报合适，考上大学的希望是有的。
这年七月初，班主任带着我们全年级两个班八十多名学生，来到省城参加了高考。考完后，我觉得成绩还不错，在报志愿时班主任考虑到我的家庭情况，给我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就低不就高，保证能够录取；二是报不收学费、又能享受助学金的师范院校，减轻家庭的负担。我觉得班主任的建议很有道理，就把师院地理系报为第一志愿，稳稳当当地被录取了。
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母亲决定把继父临终时留给她的那枚金戒指卖了，为我筹措盘缠。我坚决制止了母亲的做法，并对她说：“你要把它卖了，那我就不上这个大学！”在母亲犯难之际，原来在供销社食堂里吃过饭的一位姓姜的同志主动找上门来，说是他们单位又招收了七名年轻职工，都是单身汉，单位食堂早已拆了，连他共八个人没处吃饭，问我母亲能不能在我们家里办个食堂，他们都来搭伙。母亲大体算了一笔帐，每人每月的伙食费至少得十二三元，她按十四元收，每月能赚三十元左右，自己的生活也能勉强过得去。她把这个标准告诉给姜同志后，姜同志回答说，干脆每月每人按十五元收，但每天有一顿饭要有点肉。母亲说，那没问题，我保证三天内不让大家吃重复饭，每周吃两次全荤菜，两次包子，两次饺子。但你先给我收来一点伙食费，我好作准备。姜同志同意了这个意见，还说下午就把钱送过来。母亲告诉他，我儿子考上了大学，再过三天他就要去学校报到，这两天我还得给他准备衣服、铺盖什么的，你们从九月一日开伙行不行？姜同志连声说行行行，临走时还掏出十元钱，说是给她儿子的贺礼。母亲说，我暂时收下这个钱，以后你从伙食费中扣除就行了，礼钱我是不要的。就这样，我母亲糊口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韩雪含着热泪看完了姚惟诚写的身世后，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是没有开口。
“你怎么不说话？像是心事重重的。”姚惟诚主动地问她。
她沉默了片刻后，非常严肃地问惟诚：“你和我经常在什么地方约会？”
“在枣树林呀！”
“我之所以选在枣树林，就是因为我赞赏枣树的品格。她不嫌弃贫瘠土壤，更不自暴自弃。而你呢，竟然把自己困难的家庭环境比作贫瘠的土壤，并把它当作沉重的包袱，几乎把正在萌发的爱情幼芽给窒息了。多么令人伤心！”说到这里，她低下头，又掏出手绢擦了擦两只泪眼，接着说：“我为你有这样一位饱经人世间风雨沧桑，百折不回地与命运抗争的母亲而庆幸。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能作到这一点，多么难能可贵，多么令人敬佩！在我的眼里，她平凡而又伟大。从你母亲的身上，我看到了枣树的品格。我希望你从母亲的身上学到坚毅的品格，吃苦的精神，善良的秉性，不能因此而产生自卑感。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和你来往了！”
本来她还想说“现在看来，我选择你是完全正确的”，但她依然没有说出口。
“你有这样的看法我就放心了，我诚心实意地接受你刚才的批评。”姚惟诚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母亲的来信，递给她，“你看看吧，昨天早晨我收到了母亲托姜同志给我写来的信。”
她先是不看，但经姚惟诚的劝说，便从信封里抽出信看了起来。
“你怎么把我住院的事告诉你母亲了？”
“我是笼统地说了陪一位同学住院，没有说是男是女呀！”
“你妈妈对你的举动这么支持，出我意料之外！我住院这几天，你一直在陪我，照料我，那么周到入微，使我深受感动。但想到与你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肯定很思念你，你不能再陪我了，如果因为我而缩短了你母亲在这个寒假与你相处的日子，我会感到万分内疚的。我恳切地要求你，明天就回家去，你母亲在焦急地等你。你就听我的话吧。”她以恳求的语气对姚惟诚说。
姚惟诚接受了她的劝告，午饭后就去汽车站买了明天的车票，然后回到医院与韩雪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