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高棉的门楼底下，我基本上见不到她。她不再到我家的诊所里来，也许病已经痊愈了。石码头上也看不到，她好像从不去那里。在整条街上，能不去那里的人几乎没有。码头上宽敞，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坐着看上一天。女人可以去买鱼和蔬菜，很多来往的小船都在码头上做小生意。什么都不买，她吃什么。我上下学都穿过花街，其实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路，那样更近一点。我也搞不清为什么快到她的门楼前心里总被一些兴奋紧张的东西填满了，而看见她院门紧闭，所有的东西一下全部从身体里撤掉。身体空了，坦荡荡的空。松了一口气。我是不是想把那个布满阳光的柔和的弧度找回来？
可是，真的在门楼底下碰到她，我根本就把那个弧度给忘了，甚至不敢抬头看她。我装做在地上找硬币，磕磕绊绊从她身边经过。只看见了她的拖鞋里的硬净的脚，白得眩目。有一次我看见她对我笑了，但是因为急切地低下头，忘记了回应。此后，连看她笑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了，远远地我就自觉地低下头。她的门楼前的路面共有九块青石板铺成，积水有六处，三处大的，三处小的。你别笑话，看多了就清楚了嘛。
有一天夜里做梦，梦里也下雨。满天地都是雨，好像有人告诉我那就是悲伤欲绝的小雨。悲伤欲绝是个什么状态，我没体会过，因此那那场雨对我来说很抽象。我看见高棉出现在雨里，她的脸上没有了光，是阴天，阴冷，坚硬，发暗。她在石码头上拦住我，说，跟我说说话，我就亮起来。梦里就是这么说的，像个病句。因此醒来我依然感到费解。窗外的确还在落雨，黑的夜里透明的雨，而透明我们看不见。
我决定跟她说说话。不管说什么。
第二天上课我一直走神，设计了不下十个方案。放了学一路小跑，到了门楼底下才发现都使不上，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见到她，比如敲门。只好继续向前走，雨停了，石码头上闹哄哄一片。我凑上去看见很多人在买鱼。刚从运河里打上来的活鱼，价钱也便宜。我心一横，急冲冲跑到高棉门楼下，敲响她的门。
她出来了，一手掐腰。梦做了一半被叫醒的样子，很疲惫。她看着我。
“石码头上在卖鱼，”我说，“他们让你也去买。”
“我不喜欢吃鱼，”她笑笑。我觉得她是为了迁就我才笑的。她的脸上没有光。她还是没有亮起来。现在即使她笑了，依然是冷的，硬的。她的玉兰花还在衣服上，但是香气消失了。整个雨季都在她脸上。“没别的事了？”她努力把微笑坚持到这句话说完，接着就要关门。
我转身就跑。雨滴滴啦啦又开始下。雨点打到脸上热得烫人。我听到关门的声音。我停下来，把左手用力插进墙上的青苔里，然后继续跑，我感到指尖发热变麻，开始尖锐地痛、迟钝地痛、火烧火燎地痛。跑到花街尽头，墙壁和青苔没有了，我的四根肮脏的手指头开始往外冒血。更大规模的痛开始了。我跑到河边，把手插进水里，那感觉像烧红的铁钎在淬火。血溶在运河里，和雨水一起扩散直至看不见，直至手指头再不往外流血，我才把手收回来。除了磨烂的皮肉，这只泡得发白的左手看上去和好手没有区别。
上下学我改了道走。不愿意经过杂货店和米店，只要是在杂货店以南，什么店我都不去。有时候会想起日光里那个柔和的弧度，也就想想而已。说到底，一张脸的一半有什么好想的呢。
周末我在家，决定把挂钟拆开来检查一下。我觉得它走得太慢了，一定比时间走得慢。外面在下雨，从昨天晚饭时开始，一直到现在没停过一分钟。一分钟应该是飞马牌挂钟摆五十下的时间，我说过，它走得太慢了。父亲去给人看病，走了半个小时，母亲从西大街的朋友家里回来了。
“你爸给谁看病了？”
“不知道。”
“往哪走了？”
“我又没看着他。”
“你这孩子！”母亲惊叫一声，“你怎么把钟给拆了？”
她想上来抢救也迟了，已经被我大卸八块。齿轮松了，我把一堆零件递给母亲看。我知道她看不懂。弄坏了怎么办？弄坏了也不过是一座破挂钟。我是说你记清楚了，哪个东西在哪个位置。放心好了，换个地方想搁也搁不进去。我觉得记得挺清楚的，但最后还是出了问题。多出了一个零件。奇了怪了，该放的地方都放了，跟拆之前一模一样，怎么就多出来一个东西呢？我重新拆开继续组装，这回多出了两个零件。第三次又多出了先前的那个。到处都找不到它的位置，被遗弃了。我把它扔到抽屉里。挂钟竖起来，像死人一样安静。完了，真让母亲说中了。我绝望地拨动一下钟摆，动了，声音清晰有力，像心跳一样振奋人心。它竟然活过来了。我拿出电子表核对一下，缺了一个零件之后，飞马牌挂钟终于和时间步调一致了。
因为高兴，我感到了闷热，是梅雨天特有的蒸汽升腾弥漫的热。天亮堂不少，我以为太阳出来了。雨倒是停了，太阳遥遥无期。我又想起高棉的半个脸。距上次看见太阳已经一个月了。这时候母亲又走进来，问：
“你真没看见你爸往哪走了？”
“没看见。”
“不是去那个，女人那里了吧？”
“哪个？”
“就是，那个，什么高棉。”
“她不是好了吗？”
“说是别的病，我也不明白。”母亲说，“你爸都去过好几次了。该死，什么病不能到诊所来看！”
“有病在哪看不一样。”
“你这孩子，懂什么你！你们男人哪，都是一路货！这该死的花街！早晚水淹了，雷炸了！”
我漫不经心地出了门，我说得去买块橡皮。母亲说，又买橡皮，吃橡皮啊你，学问不大，字写错了不少。好多天来我第一次接近那个小门楼。院门关着。买完橡皮，我慢腾腾地往回走，看见父亲从那个院门里出来，拎着出诊箱。他习惯性地咳嗽一声，理理头发和衣服。每看过一个病人他都这样。我远远地跟在后面，到了家里父亲正在跟母亲解释。
“我去东大街了，不信你问问儿子，”父亲指着我，“出门时我嘱咐过的。是不是，儿子？”
“是的，”我说，肚子里哪个地方突然剧烈地痛了一下，像被谁扯了一下肠子。
“那你不早说？”母亲很生气。
“忘了，刚想起来的。”肠子又被扯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