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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里，母亲提到父亲的时候，通常使用与死亡有关的话语：吃饭噎死了吧；睡过去了吧；冻死了吧；热死了吧；逍遥死了吧；孤单死了吧；是不是成家了——那一定又生了孩子，累死了吧……
这些描述，是同她生活中某些具体时刻结合在一起的。关于父亲在这二十年里的生活情况，我们无从知晓：他在一个铁路工程局工作，一年中多数时间流连在外；上次一别，他索性不回这个城市了。他的工资由别人代领——那时候还没有统一使用工资卡。单位里发放的劳保用品、防暑降温用品，母亲拒绝再去领取。实际上，不能再使用那些肥皂毛巾、雨鞋雨衣，令她不适应了很久。接下来，工程局在两年之后搬到外地，于是，缪一二彻底不知所踪。
母亲对父亲的死亡描述最初没有目的，只是渴望发泄的一种虚构。接着，她习惯了这种虚构；久而久之，我们听她虚构的时候，每人都不同程度怀疑这样一种可能：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死去？母亲从轴承厂退休后的那些年，衰老的现实迫使她频繁想到这种可能。她比父亲小几岁，连她都退休了……到最后，我们默认了父亲的死亡。间或，我们会想到，他或许还没死去，早就在外省儿孙绕膝，忘掉故乡了。相较而言，母亲更愿意沉溺在死亡虚构里。
老天爷，缪一二终于回来了。我们准备接他的那天，他刚过六十五岁生日不久。这个年龄论及死亡还尚早，但无论如何已届晚年，母亲不必再虚构他的死亡方式——那别无选择，只有一种：死于在她注视之下的晚年。虽然我们被母亲告知：你们的父亲，缪一二，那个老东西……脑子出了点问题；但我们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他只不过有某种精神上的小问题，我们还没怎么听说有人死于精神病发。我姐甚至说：
没什么可怕的。每个活在宇宙中的现代人都程度不一地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咱们的父亲绝对不是个例。
母亲不理会这套时髦的议论，她的肢体和语言非常一致：怒恨中混杂着胜利者慷慨的忧戚。那个叛逃者，到老了还不是要回来！
我们全家去接父亲：母亲、姐姐和姐夫及他们的儿子、我和我妻子及我们的女儿。阵仗齐整，不可谓不隆重。母亲最为展扬，昂首阔步走在前面，像领头的母鸡，带着她的所有鸡娃。她的外孙一不小心跑到前面，被她不留情面地喝住，驱赶到身后去。父亲不久之后从火车上就看到了这一幕；他站在狭窄的车门口，瞠目结舌地体谅了母亲的显摆和傲慢。
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离婚的原由，但大抵知道跟一个京剧演员有关，那人是母亲师傅的西邻——后来证明他是一个标准的浮浪子弟，伤透了母亲的心。同时他也最大程度地败坏了母亲的婚姻。
母亲的师傅姓苏，据说现在孤身一人，住在一栋楼房高高的五楼上。她当年和京剧小生做邻居时的平房早已拆掉。因为老年不可避免的某些关节上的病症，她下楼时要紧紧地攀住栏杆，倒退而行。母亲每每提到这个，就担心她的苏师傅会一不小心摔下楼梯。想当年，那是多么健壮的一个女人！母亲从中年以后频繁进入回忆，常常以苏师傅作为入口。我们因此知道，苏师傅当年带了八个漂亮女徒弟，在小城闻名遐迩，风头不亚于红透小城的京剧团。那些回忆让母亲颇为自豪，有时她就一不小心说漏嘴……
当年，母亲可说是京剧小生的粉丝——虽然她极力否认。他们是否真的恋爱过，有过一些涉及身体方面的事实，还是京剧小生仅仅出于猎奇对她有过一些暧昧逗引，这无从考证。母亲当然极力想让我们听信她那一套，即她享受了一场狂热的追求。无论两者中哪个是真相，最后，母亲在极度失望、自杀未遂的情况下，草草嫁给了我们的父亲，这却是不容分辩的事实。我们的父亲跳进湖水里救上了她，然后一眼爱上了她；打听到她是轴承厂的，就辗转找到苏师傅做媒。
这就是他们离婚的原由：父亲爱上了母亲；然而母亲没出蜜月，就打算跟京剧小生私奔。据说还没人用结婚来报复京剧小生——这个浮浪子弟因此动过一刻心，就在那一刻的驱使之下，写给母亲一封信。结果是，我们的母亲在接到那封信并决绝地离家之后，京剧小生那冲动的一刻早已过去。母亲第二次投湖，被尾随而至的父亲再度救起。
维持母亲一生怒气的原因，是父亲对她的煎熬方式：既不离婚，也不原谅。父亲长久地呆在工程队，奔赴所有需要架设铁路桥的原野。只在被别人极力规劝的时候，才勉为其难地回家看上几眼。有时春节期间也留在工地，充当一名保安——我后来相信，父亲之所以那样做，完全是因为他恐惧回家面对母亲。这促使他拼命工作，以至成为这个行当的拔尖分子。甚至他借此成功地实现了退休之后被返聘的目的。母亲对父亲的怒怨，随着时日绵延，而变得复杂难言。她等待父亲完成对自己的说服。他们矛盾地浪费着时光，甚至作为妥协的尝试，在生下我姐之后过上了好几年，又生下了我。到最后，有没有我父亲缪一二这个人，已经不重要了。分房那几天，是他们此生最为亲密的时光：他们彻夜不眠，估算着父亲能打一个占什么位置的分数、这分数能让他们分上几楼。他们为这些左右不了的事情焦虑和兴奋了足足两三天。
……
全世界最不可思议的老顽固回来了。母亲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瞧着她的战利品。凭长相，我们很难认出父亲，因此母亲独特的微笑和目光就尤为重要。我们顺着母亲独特的指引看向缪一二，各人准备着把正确的称呼说出口。父亲作为一个为铁路事业奉献大半生的高级工程师，在遥远的始发地被妥帖地送上列车，并受到列车长一路照看——这更多是鉴于他脑子里的那点问题——和送下火车。列车长把袖章有意无意地亮示给我们，高兴地卸下了这个包袱。我们一拥而上，怂恿两个孩子冲在前头——孩子有着无知的勇气。
爸——这个字从妻子的口中发出。这样的比对，越发封住了我的嘴巴，让我苦不堪言。我的姐夫，当初我姐学校的化学老师、如今的房地产商，叫得比我姐还亲。我姐也成功地称呼了我们的父亲。虽然她恨着他——由于他们的离婚，当年地理老师最终抛弃了我姐。好在化学老师飞快地替补了这个空缺，娶了陷于失恋中的我姐。我低下头，抢着拎起放在站台上的一只旅行包。它很像过去父亲远归携带的那一只。旅行包很轻，到家之后我们才知道原因：只有几个药瓶子装在里面。它们的治疗方向都针对父亲的大脑。
这么说，我们的父亲的确是脑子有点问题了。实际上，他一直是我们的观察对象，重点是我母亲的。当我们簇拥着他走在站台上的时候，母亲分别从左面、右面、后面端量过他。那是一个春季的午后，母亲手里很合时宜地提着一束花——是我妻子买的。她那人平素喜爱花哨。我们都没注意到鲜花是什么时候转到母亲手上的，父亲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场面过于热烈和凌乱。母亲显然也没注意到那花哨的东西，她倒提着它，几朵扶郎滑落下去，一下一下蹭擦着站台。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忽略了手里用以迎接的花束，只顾着把父亲的细枝末节尽收眼底。而我们只注意到他目光的些许呆滞。
咱们要把爸接到哪里？
妻子暗中用肘拐碰碰我，问道。
当然是家里了。我说。
家里的哪个地方？
我承认，妻子的问题的确是个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都忽略了几个基本事实：一是我们的父母已经离婚了，是否适合住到一个家里；二是，我和妻子从婚后就跟母亲同住，我们占据其中一间卧室足足有十多年了。而我们这栋房子，只有两间卧室。我们的女儿缪妙九岁了，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她被迫跟自己的祖母共处一室；三是，我和妻子没有自己的房子，因此，我们不知道除了那间卧室，还能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供搬迁。这一切加起来，令我心里充满焦虑。
但我们很快走完了那条站台，一条像传送带似的扶梯很快把我们送入地下通道；拐个弯，另一条扶梯很快又把我们传送到出站口。姐夫的车停在车场离出站口最近的位置——为了显得隆重，同时免去一部分人打车的麻烦，他自己开一部车，从公司调来另一部加一名司机。我们挤坐进去：母亲和父亲分别坐进两部车里，母亲跟着我们一家三口。司机启动车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姐夫的车子后面。母亲抢先坐在副驾上，目不转睛盯着前车，像一位威风凛凛的女将军。妻子再次用肘拐碰了碰我，但我们都知道谈那个问题为时已晚。
我的焦虑在不久之后即得到了消除：母亲早有打算，那就是，把父亲安置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她找出整套卧具——床单、枕头、被褥，由我妻子帮忙铺好。这套崭新的卧具说明，母亲得到父亲要回来的消息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她在那天的早餐桌上及随后的电话中，才对她的儿子和女儿公布了这件事。对此我也无话可说，她有权利像一个真正的房主那样，决定在什么时候显示出超人的气度，把她的前夫接纳进来。
没想到，要死在我这里。
母亲极其自信地说；把“我”字咬得很重。
3
父亲的一生都和桥梁有关。他晚年和桥梁的关系之中，甚至戏剧化地出现一个和母亲过从甚密的老姜头：那人本来是母亲的朋友，到最后竟然像是命运早就安排好了专等父亲似的。——这是后话。先说父亲和桥梁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回家不久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在父亲回到家后的两三天内，我们密切关注着他，确保每一分钟他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同时，我们致力于弄清他脑子里的问题究竟有多大——这涉及到他是否具有攻击性。虽然那几天他表现出了极为温顺的一面：除了目光呆滞地喃喃自语，他基本像个无助的孩子。
母亲在接长途电话的时候，被扬眉吐气地接纳父亲这一件事冲昏了头脑，其中原委却没问清楚。这个问题交给了我——这责无旁贷，因为我是缪一二的儿子。
工程局早在多年前即已搬到外省，对我来说，那里过于遥远和陌生。我曾计划乘坐怒吼的火车到那里去，了解一下父亲患病的原因，但母亲阻止了我。她建议我先打个电话了解一下，而不要那么兴师动众。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我分别把电话打到工会、老干部部、工程部、局办公室——对于机构建制，我还是懂的，得到情况如下：
二十年来，父亲一直在工程局工作，从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他是局里唯一一个有高级职称的人。局里上上下下都对他崇敬有加，因为他的高级职称并不是空穴来风：甚至，人们认为他的实际业务能力远远不是高级职称所能涵括。他的敬业比之业务更为令人崇敬，最远、最偏僻、条件最恶劣的工地，都是他积极争取的目标。他在那些空旷、荒凉的原野或山区一呆就是一年半载，甚至几年，直到火车怒吼着驶上他修建的铁路大桥。他带出的徒弟一茬茬走上领导岗位——这就是说，他本人如果愿意，会更早地成为一个领导。但他只喜欢修桥。工会那些好事的人，多次想给他找个妻子；多次被拒后，他们——尤其是女工会干部——都说：老缪的情人就是大桥。人们见过我的父亲缪一二抚摸桥墩时那深情的程度，都说他就像在抚摸女人。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人，他到了退休年龄后，当然被挽留下来——严格一点的说法是返聘。
如若不是缪高工精神方面出了点问题，我们是不舍得放他的……这么多年，他真是为那些大桥操碎了心。精神上的问题，难保不是因为那些复杂的图纸……多复杂的图纸啊……
局办的老主任说。他用到的“缪高工”这个称呼，在我向母亲转述的时候，听到母亲的三声冷哼。晚间在卧室里，妻子捂嘴偷笑，对我说：
妈那是嫉妒。她退休时只是一名轴承车工。
妻子的分析不无道理。她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
爸的脑子……真是让图纸累的吗？那这能不能算因工受伤？
我承认，这个我也说不准。但这个问题在我妻子发问的时候，已经不作为问题困扰我们了。尤其是母亲，在听我转述了局办老主任、工会女干部、工程部经理、老干部部长诸人的溢美之词后，不无骄傲——仿佛是她培养了如此优秀的父亲——她说：
算了。脑子生病，能怨得了谁？何况，他这一辈子难道就没有愧疚？
我和妻子都听出了母亲的意思，这也正是她阻挠我动身乘坐火车的原因：她认为，若非被半生愧疚纠缠，一颗那么聪慧的大脑怎么会得病？
我还听出了这个意思的言外之意：母亲不希望有另外的原因来说明父亲的脑病。什么因工不因工的，她宁愿父亲连退休金都没有，完全由她养着——那么一来，她简直是胜券在握，彻底优越地看着父亲死去了。母亲为此加强了对身体的关注，由每天早晨五点改成四点，到小区外面的炮台山上去压腿和舞剑。
这个环节过去，事情起了变化：很多东西都和另外的东西无关了，主要表现为父亲的精神疾病与他毕生从事的工作不相干了。促使母亲接父亲回来的动力，她的情感中心是一种展示其宽容和胜利的情绪。我们都在母亲的态度影响之下，不再深究桥梁、图纸给父亲的大脑造成的戕害，而是把这两者割裂开来。但父亲发病时的表现，却存心在和工作生气：
在起初的几天内，他表现出极其温顺的一面，配合我们源源不断地对他施以爱意。我们猜测着他的口味做出各种经验之内和经验之外的饭菜，带他去爬山、看大海、逛花鸟鱼市场、看人下棋和玩扑克，姐夫带他参观自己的楼群、请他到高档地方消费——包括足疗和芬兰浴。父亲在被那些东西惊吓的情况下，展示出唯唯诺诺的可怜相，像蹒跚学步的孩童一样迈动双脚、转动眼球。他甚至都没空呆滞了。这段日子的后期，当这些东西因熟识而不再新奇，呆滞重新回到他的脸上。常常在进行着那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躯体和表情就木然起来，嘴角流下一串串不雅的液体，滴到崭新的衣衫上。
这些我们还可以泰然处之，他毕竟是一个脑部有点毛病的人，我们有思想准备。但我们缺乏经验基础上的预警——一段日子过后，他重新想起毕生为之忍受了孤独、寂寞、严寒、酷热、蚊虫叮咬、时疫等种种苦楚的桥梁。那天，他无端端地从沙发床上蹦起身，舞动手臂，划水一样拨拉着空气，喊道：
让开，让开！
他拨拉着想象中的众人，从客厅一直走到母亲的卧室，在明亮的玻璃窗前停下，对正在写字台前写作业的缪妙说：
图纸！
他欣喜若狂地捧起缪妙的作业题，眼睛凑到一堆图形上。那是一道很庞大的英语连线题，缪妙在单词和图画之间连起纵横交错的线条，加上英文单词——这些东西强烈地透露出设计图纸的信息。父亲拿起笔，在缪妙的作业题上批批改改，嘴里咕哝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专业术语。第二天，妻子不得不在送缪妙上学时，向老师解释，我们家那只调皮的猫，把作业画得不像样子。妻子向我复述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悲凉——父亲的批改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片乱画的线条。猫也能干出这件事。我生出一个有点可怕的猜测，为了验证，我让我的房地产商姐夫找来几张图纸，拿给父亲看。我们装作向他请教，提了一些早已准备好的问题。父亲怯生生地看着那些图纸，不知所以。
我由此猜测，父亲被工程局送回家来有两个原因：除了行为乖张，最主要的是，他忘掉了自己的专业。他成了一个无用的人。
我又由此猜测：忘掉专业和脑子生病，这两者之间谁是谁的因？这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个无解的谜语。工程局的人想必也推算过其中逻辑。但这其中毫无逻辑可推算，或者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他们又必须说点什么，于是，我就听到了不同部门对父亲众口一词的溢美。
总之，桥梁害了我的父亲。他的乖张行为逐日增加。又有一天，他把家当成了火车，很愤怒地在家俱之间穿行，嚷嚷着：
停车，我要下车！
他把缪妙当成列车员，说：
同志，我要下车；前面没有路了，让我去修桥——只有在这种时刻，父亲二十年前口中吐出含有混凝土质地的话语时那铿锵的味道，才有些许的重现。
类似这样的行为发生过几次之后，就锻炼了缪妙的想象力。她快速穿上我妻子的工作服——我妻子在公交公司上班——堵在门口，对她祖父说：
缪高工，请您回座位去坐好；前面有一座很棒的桥，我们正要通过它。它是您修建的，您大约是忘记了。
我的父亲听到缪高工这个称呼，以及那番很严肃的话，就乖乖安静下来。
渐渐的，我们习惯了在生活中植入桥的概念。我姐姐的儿子戈缪是一名初二学生，后来发展到每个周末都来看他的外祖父。他父亲很忙，派一个专职司机接送。戈缪煞有介事地和他外祖父趴在地上，给一张餐桌、四把餐椅腿命名——无非是编上号码；由缪妙执笔，给一些小标贴编号。他们祖孙三人，给家里所有桌椅腿都贴上标签，让它们有了自己的编号，统一格式为：X号桥墩。为了使桥墩履行职责，他们把它们摆成桥的样子。妻子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到这个弱智游戏中：她竟然买回一列玩具火车。戈缪有一次偷偷撕下一张标签，观察外祖父的反应。外祖父在一觉醒来之后，暴怒地揣断了那根椅腿，嚷嚷着：这个桥墩不行，要重修。我们不得不另买一把椅子，和余下的三把一模一样。
母亲的想象力也有空前拓展，有一次她说：
你们的父亲最后会死在襁褓里。他会变成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婴儿。
——咱们母亲的最新虚构饱含张力，因为具备了文学作品的气质，而超越了过去所有的虚构。我姐说。我姐缪语是一名语文老师，她业余喜爱读书，对文学方面的事情多少有点见地。我们都对她的评价肃然起敬。
4
桥梁就像父亲一生中一个不可破解的谶语。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春日正浓的一个上午。父亲被接回家的时候是早春，不知不觉，两个月时间过去了。
那天上午，母亲在家里看到空气被从未听见过的声音振得发抖，那声音隆隆响着，停在小区门口不远地地方。槐树下玩扑克的人纷纷站起身，几张牌顺风刮走，在半空里翻翻转转。
母亲推开一扇窗。同二十年前相比，大槐树显然已经是一棵老树了。它站在楼间的绿化带边上，树冠完全罩住我们楼下的小路，比过去多几倍的人玩扑克都不用担心被晒着。有一根枝条伸展到我们的窗户旁，像一道桥梁凌空飞架。我们的父亲不止一次站在窗前，端量那根树枝。他疑惑重重，因为只找到一根粗大的桥墩（就是树干），桥梁（那根树枝）另一端触在我们家的一根窗框上。戈缪曾捉弄他，告诉他，我们的房子就是另一根桥墩。戈缪说：这是多功能桥墩，可以撑桥，还可以当房子住。
你们去哪？出什么事了？隆隆响的是什么东西？
母亲把那根有点碍事的枝条往旁边拨一拨，问那些正打算迈动双腿离开窗下的人。
要修桥洞了。刚才一定是大型机械的声音。
那些人说。一边焦灼而兴奋地绕过绿化带，从小区正中间的小路往门口走去。
母亲怔了怔。她回头通过卧室门看看客厅：我父亲正在发呆。母亲拿了一只买菜用的提篮，鬼鬼祟祟打开防盗门走出去，把我父亲留在家里。她急火火地穿过小区，来到大门口。那里已经围站了十几个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消息灵通的人告诉母亲：以后我们就要走桥洞，不走道口了。道口要取消了。
为什么？
母亲问道。她和我父亲自从分到铁路边的这套房子，往来通行就借助那个窄窄的道口。火车要来的时候，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道口工就在石头垒砌的道口房里摁动开关，放下一根红蓝相间的横杆。推着自行车或是步行的居民，就停在横杆外面等候。火车飞驰而过，掀起细密的尘土。道口工手拿小旗子站在铁路边上，目送列车远去，然后返身回屋，摁动开关，升起横杆。人们在火车掠起的尘土里跨过道口。
母亲这样行走已经二十多年了。她诧异地瞧瞧那个即将转岗的道口工。道口工也站在门口往这边看。
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安全呗。看看，这段铁路，曲线有多大！视线有盲区！去年不是有人不听横杆指挥，强行跨越，一下就让火车撞飞了！以后这段铁路要围起来了，用一种很结实的网，一平米好几百块呢。
说话的人有个在铁路安全部门工作的儿子。
母亲在门口转来转去，东打听西打听。最后她搞明白了，要在小区门口的铁路底下掏洞子，而不是在铁路上面架飞桥。母亲略微松了一口气：掏洞子不用架设桥墩，也就不用担心我父亲把家里的椅子腿拿来当桥墩。
为保险起见，母亲上前去咨询那些操纵机器的人，得到一个较为专业化的答复：要在线路下面挖出通道，修建一个涵洞。母亲死死记住涵洞这个名词，以便回家后随时使用。她放心地跨过道口去买菜。
工程很快就开始了。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开工已经好多天了。虽然这个涵洞工程很小，根本不能和我父亲过去修建的那些有二十多根桥墩的大桥相提并论，我们仍小心翼翼避免在家里提到这个词汇。甚至母亲多日不带父亲出去散步，以免他看到那条铁路下面正在挖开的一个小口子。阳台上的窗户则尽量关闭着，幸好炎热的夏季还未到来。虽然如此，父亲仍在一个我们疏忽防范的午后，踱到阳台上，听见大槐树下那群玩扑克的人嘴巴里吐出桥洞的事。父亲屏息静听，不弄出丁点声音，生怕吓跑窗户底下那些嘴巴。他把事情听了个差不离，于是，被欺骗和隐瞒的愤怒、没有从自己毕生热爱的事业中获得荣耀的失望、受到忽略的伤心，一齐涌入他的大脑，化作委屈的哭泣释放出来。母亲在她自己的卧室午睡，一阵嘤嘤的低泣萦绕不绝，令她分不清是来自梦里还是梦外。她彻底醒过来，走到阳台一看，父亲哭坐在地上。
当我们得知这件事后，顿时觉得父亲非常可怜。由于对他走失、闯祸、丢丑的诸多担心，父亲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从未外出过，加上精神疾病必然携带的一点自闭，他本人也没有单独外出的勇气。因此他只能坐在地上，用哭泣表示自己的抗议。
经过协商，我们决定允许父亲走到大门口。在出门以前，不管有没有用，由我母亲对他约法三章，让他老老实实地看人家工作，休要指手画脚。父亲唯唯诺诺地答应。父亲由于迟了很多日子得到消息，他见到的已经是这样一副景象：在小区门口前面二十米远的地方，巨大的基坑已经挖好，在原来没有洞口的地方现出一个口子；一个同样巨大的箱型混凝土框架——现场绑扎钢筋和浇筑——严严实实地立在那里，顶在口子上。口子四周搭建了密密麻麻的钢管脚手架，很多戴着黄色安全帽的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地端量。
我们正看着的时候，那些人都从洞口处走出来。几分钟过后，一列火车轰隆隆从曲线一端钻出，轧过这个正打算挖出一条涵洞的地方，疾驰而去。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如何保证桥下挖空的时候，火车还稳稳地跑在上面，而不掉下来？
听到这句外行才会提出的担忧的疑问，父亲这个高级桥涵工程师的身子居然也担心地哆嗦了一下。我想，他真的忘掉他的专业了。除了对桥涵残存的条件反射般的、没有技术意义的敏感，他和这些晒太阳的退休老头没甚区别。这么说来，他错过了前面那些测量放样、基坑开挖、承载力检测、绑扎涵身钢筋、浇筑混凝土等诸多程序，的确是种遗憾。那些退休老头日日观摩工程进展，可真是大开了眼界。
从那天开始，父亲时时被火车掉下来的恐惧折磨着。他常在一段类似神游的状态中，猛然惊醒，大叫着：桥！
他接着叫道：
哪能这样修桥！
我的房地产商姐夫对他说：
爸，这种小工程，跟您过去干的那些相比，简直就是挖个狗洞嘛！您那些宏伟的大桥都没事，这狗洞能有什么事？您别担心。
我们的父亲缪一二闻听此言，能略略心安一些。但不久他又焦躁起来，把自己想象成正在乘坐火车的旅客。他甩开手臂拨拉着众人，叫道：
桥要塌了！打开车门，让我下车！
这时候就该轮到我的女儿缪妙上场了。她迅速套上我妻子的工作服——为了方便起见，始终有一件工作服挂在客厅的衣帽架上；根据季节变换，前天我妻子刚换了一件长袖衬衣，雪白的颜色，带着肩章；缪妙穿上后虽然像件长袍，但不失飒爽英姿，很像一名列车员。
这位旅客！请您稍安勿躁。铁路部门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火车不可能像汽车那样随时停靠。另外，我们的桥梁技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有像缪一二这样的高级工程师。在过去，我们就曾往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输送桥梁技术人员，我们帮很多国家修建过无数的大桥……
很难想象，我们九岁的女儿缪妙在这期间，语言表达能力突飞猛进。我妻子下班回家听说后，压抑不住高兴的心情，说我们的父亲真是好家庭教师。
虽然如此，我们觉得，还是不要再让父亲到大门口去了。施工现场日新月异，会让他的大脑持续受到刺激。我们的父亲针对再一次管制，不得已地采取了绝食方案。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把他带到门口。
错过了两天，施工现场在我父亲面前呈现了这样一副样子：钢管脚手架横横竖竖地又多出不少，一台掘土机在前面开道，不时扭动大铲刀，把挖出来的土送到旁边去。涵洞一点一点掘进，那巨大的箱型混凝土浇筑物，由几台千斤顶合力往洞里推进。掘进一点，推进一点。很缓慢，人们交头接耳地互相通知：
十分钟顶进一厘米。完成它需要好几个工作日。
那，上面怎么办？火车？
有人提出这个疑问。
每天，在上午、下午、晚上，不同的时段，分别有不同的车次从我们门前的铁路上驶过。我们和父亲站在那里的时候，差不多下午三点多的火车就要驶来。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但马上就有人抢着用道听途说的知识来回答，说线路已经被多次地加固，“换枕”“防止横移”“牵拉”“扣件”等专业术语不停从他口中吐出，震撼着其他那些不懂此项技术的人。
我的父亲缪一二也是被那些词汇震撼的人之一。二十年前，当他最后一次在我家铿锵有力地吐出那些含有混凝土质地的词汇，我们都明确地知道，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了。他的本能和感觉紧紧围绕着的事物，根本就不是我们居于其中的生活——桥梁那高大神秘的建筑物使他成为一个非凡的人。谁能想到，今天，那些东西把他这样地弃之不顾了。
火车隆隆的声音比往常缓慢许多。大家都知道，那巨大的东西是在减速行驶，降低对非常路段的撞击。线路上原本站立的那些人都退到路基以外。所有人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目睹一列火车从底下掏空了一部分的悬空的钢轨上驶过。父亲枯瘦的手指猛然抓住我——专业技术的丢失，放大了本能和懵懂的职业忧虑。我确信，桥梁、图纸、钢筋、混凝土，这些他毕生深刻沉浸其中的事物，已经改变了他的本性；他遗忘的只是具体的一些公式化的东西，更多本能的、模糊的记忆，却是无限放大了。
巨大的铁家伙最终安全地驶过去了，司机摁响一声悠长的吼叫，我们看到它的屁股拐过曲线的另一端。我们视线的尽头，线路拐弯的地方，路基旁边生长着几丛向日葵；巨大的铁家伙拐过向日葵，带起风，吹得花盘抖动不已。父亲凝望着那个地方，眉间积满不解和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