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父亲命运当中的那个不速之客，在清晨敲响我们的家门。
母亲那时候刚结束晨练回来不久。她顺路买了油条，装在一个盘子里，放在餐桌上。盘子很大，长方形，玻璃的——那本来是一个微波炉盘；自从父亲回到家，吃饭的人多出一个，母亲就说原来的盘子不够大，很夸张地拿出这个硕大的东西。她本人钻在厨房里给我们大家熬制一锅大米粥。如今我们家里的常住人口共五人，基本由母亲一人照顾这些人的一日三餐；多或少个把人，在我们看来无甚区别——对母亲来说，简直就是巨变。父亲食量适中，母亲却如临大敌，仿佛家里多了个大肚货。她把所有厨具都换大一码，并不顾初夏即将到来，腌制了五瓶咸菜。她为可以大量储存白菜和萝卜的冬季已经过去而叹息。
那个早上，我们家忽然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它给我们全家人都带来了不适。我记得是在厨房飘出大米粥香气的时候，那精神矍铄的老头站在我家门口。母亲尚在厨房，妻子在帮缪妙编一条很复杂的小辫，所以就由我去接待来宾。我一眼就认出，老头是母亲晨练的朋友——他们都穿那种面料飘逸的白裤子。稀里糊涂的，我就把这明显可疑的老头让进了家门，并允许他绕着餐桌耸动鼻翼。妻子从卧室出来，警觉地用肘拐碰碰我，低声问：
谁呀？
不知道。我说。
不知道你敢放进来？
你看他的裤子。我提醒妻子。
那条白裤子顿时让妻子想到：情况复杂了。她紧张地瞄向沙发，但父亲当时正在卫生间里。那老头继续耸动鼻翼，脸上堆起满意和盛赞的表情；这就像一种特权，于是他干脆从桌边拉开一把椅子，坐下了。
紧接着，母亲端着一瓷盆大米粥在厨房门口现身。老头眼里流露出爱慕之色，像是那盆粥都要端给他一个人喝。妻子很机灵地奔过去，接过那盆粥，避免它被母亲失手扔掉。母亲僵在厨房门口，手指老头，说：
你……尾随我？
接着母亲试图向我们解释，她说：
他尾随我！
老头坐在原处，朝母亲顽皮地眨了眨眼，做出一种刻意给她惊喜的表情。我顿时被噎了一个跟头。从苍老的皱纹里挤出少年的爱意——老年人的爱情居然如此可怕。紧接着，卫生间的门发出响动，父亲在里面拧门锁。他每次都要费些力气去对付那把门锁——生活中有几百个难题需要他去对付。门锁左左右右响动几次，终于打开，父亲走了出来。
那个早上我心绪恶劣，一切都靠妻子辛苦斡旋。我们的女儿缪妙只负责看热闹——她也早就懂得男女感情这码子事。老头的调情方式，令她感到很可笑很幼稚。我们一共六口人围桌吃饭，我们的父亲缪一二出奇地安详，令我们不安。母亲暗中严厉批评老头的眼神特别多，都被老头刻意视而不见。最后母亲小声说，尽量保持语调平稳：
吃完这根油条，就快走吧。
老头说：
我要跟老哥下盘棋，比试比试。
他……不会下棋。母亲有点不悦。
那我们就比试剑法。我带了剑。
你带剑干什么？谁让你带的？母亲提高嗓音。她提高嗓音其实还不如语调平和地说话，二十年前那根神秘的鱼刺破坏了她的喉咙。虽说后来她不再感觉到疼痛，也到医院找医生用高瓦数灯照射过，没什么异常，但说话声却受到了影响，一提高嗓门，就变得很沙哑。
我从山上下来，直接就来了，不带着它，怎么办？
我朝门口一看，果然老头的剑立在地上，红穗头很英武地垂着。就连剑都和母亲的一样。他们两人白裤红衣，手持一模一样的剑，令人想起武侠剧里的人物。
我说：
这位大伯，我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一生与科学技术打交道，不擅俗常喜好。
我妻子是一个善于周全的人，她以要迟到了为由，把我和缪妙强行拉走。缪妙走在小区里意犹未尽地跟我打赌：两个老头能不能打起来；如果打起来，谁赢谁输。
妻子说，老人的事，咱们不要管。
我担忧地说，万一有个好歹的呢？
妻子果断地说，去医院。上药，包扎。必要时缝针。
那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
妻子深刻地看我一眼，没给答案。我头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和妻子之间的差距——她的入世和圆通，映射着我相反的一面。多年来，或许是在她的囿容之下，我们才得以和谐共处。
在单位里我一直开着手机，并把早上的情况说给缪语，让她通知房地产商准备好一部车子。缪语问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说，准备一下有利无害。爸脑子一旦发病，谁敢想象？退一步说，即便没动手，也难保不发病。都老大一把年纪了，一不小心就可能栓上。
一般来说，我羞于提及自己的工作。比起其他家庭成员，这件事总是我的心病。我的姐夫原来是化学老师，自从在实验室研磨药粉搞过一次爆炸，他改了行，竟奇迹般成为一个房地产商；我的姐姐缪语一直是语文老师，但获得过很多荣誉称号，是全市十大优秀文化人才之一，上过广播电台和电视；我的妻子，是公交公司十二车队的党支部书记，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有一手；我的父亲，那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他如今忘掉了专业；我的母亲当了一辈子车工，但前不久，轴承厂被一家外国企业兼并，更名为铁姆肯公司，她摇身一变成为外企退休职工。我如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企业的普通科员，这家单位裙带关系严重，我整日小心翼翼，仰人鼻息。
自从父亲回家，我经常在办公室喝着茶想想这些事。二十年前，父亲临走前留给我的那句话，现在看来，不如当时照办。当然，母亲肯定阻挠我报考工程院校；核心问题是，我本人没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
那天我在办公室里乱想了很多，看了五份报纸。其中三份报纸都提到铁路涵洞，称这是我市涵洞施工史上第一例顶进施工方式。我认为，这对我父亲来说太小儿科了。我直到下班也没接到家里的电话，等我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奇迹般地看到早上那自称姓姜的老头，仍在我家里逗留着——在和我父亲下棋。带红穗头的剑立在门边，老姜头仍是白裤红衣：这副景象让我不得不相信，他在我家逗留了一整天。他们都完好无损。
确认这一点后，我的担忧变成不悦。母亲在厨房做饭，饺子已经包了一盖帘，第二盖帘也覆盖一半。她居然用这么工序复杂的饭来招待姓姜的老头。但无论如何，在父亲和老姜头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理解、一种配合，甚至隐隐有友谊的端倪。父亲真傻。倘若他脑子没病，这么一个只会晨练舞剑的老头，怎么可以和他形成这种关系。
我催促妻子向母亲问个明白。妻子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有一套。妻子脱下制服，就去厨房帮母亲包饺子，嘀嘀咕咕。晚上她在被窝里告诉我，母亲和老姜头关系不错，每天都在晨练时见面；他们先在山脚广场上跟着舞剑队耍一阵子剑，然后一起爬上两百级台阶，到山头上的一棵大树下压腿。他们两人比赛谁的腿压得高。接着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把后背在树干上撞击一会儿。这种招式究竟是锻炼身体的哪一部分，他们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满山的人都这么干。最后，他们从山北面的小路下山。有的地方坡度有点陡，老姜头会搀扶母亲几把。下山后，他们各回各家。老姜头是个孤老头。
他们这样已经很多年了。妻子说。
母亲为什么不和咱们说？是担心儿女不同意吗？我猜测着。
最近这两个月，老姜头发现咱妈老是躲着他。今天早上就不请自来了。妻子说。
当时老姜头终于告辞回去了，我听到他们在门口告别时约好次日清晨一起爬炮台山。他们竟然真这么干了：母亲和父亲相伴着跨过铁路，穿过炮台路，在炮台山脚下和老姜头会合；三人一起爬山晨练。过了两日，母亲自觉不妥，但又无法退出，因为父亲毕竟是个精神病人。母亲积极地想着让父亲离开老姜头的办法。
父亲非但没有离开老姜头，他们甚至其它时候也泡在一起：老姜头晨练后就和父亲一起，蹲在大门口，看修桥。他们在这个工程上也可贵地相遇了，彼此有许多共同的看法，比如排水问题、安全问题。
6
后来，再后来……我一直把父亲的最终命运归咎到老姜头身上。老姜头又是母亲晨练时认下的交好，这其中的人物逻辑关系，就有了些微妙复杂。
在那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里，涵洞缓慢而坚定地推进着。千斤顶具有无法想象的力量，我每天下班走到大门口，都能明显看出那缓慢的进展。有一次，父亲不知用什么方法征得了施工方的同意，戴上一顶黄色安全帽，站在线路上，煞有介事地向下观望。和他一起获得这特权的，还有神秘的老姜头。我们小区里的退休老头们簇拥在门口，把钦羡的目光投向这两个老头。有人大声喊道：
老缪站在那里很正确！他修了一辈子桥！
施工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是负责技术的，我父亲缪一二慈爱而宽容地不时看看他，仿佛那人是他年轻时的化身。我跨过道口，在小区门口驻足观望，我父亲朝眼镜耳语，对着我指指点点。接着，他朝我高扬手臂，喊我上去。眼镜吩咐站在路基下面的人发给我一顶安全帽。我头一次戴这么沉重的家伙，帽壳里那油腻腻的带子一下子罩住了我的头发。我顶着它，很小心地走上路基，站在一根枕木上。父亲和老姜头一起往下看，对我不理不睬；几分钟后，我明白，父亲喊我上去，只是出于一种老子在儿子面前要炫耀一下的虚荣心。
他越发严肃了。
我的双腿有些哆嗦，因为通过枕木和支撑之间的许多狭窄缝隙，能看到线路下那缓慢推进的箱型建筑。那就是将来我们要日日通过的涵洞吗？它居然在像一个现成的抽屉被千斤顶推到抽屉匣子里——这样的技术，我不敢相信。父亲和老姜头探讨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门专业：水利。我站在那里和那些人旁边，不自觉地心生畏惧，感觉到我是如此渺小。
这个坡，太陡了。
父亲扭转身子，指点着涵洞另一头，说。由于涵洞另一头的出口紧靠炮台路，所以坡度想而易见会很陡。父亲忧心忡忡强调说：
涵洞将会像一口井。马力不够的车，要上到坡顶，恐怕会吃力些。
父亲这时候说的话，很像一个高级工程师应该说的话，完全不像忘掉了专业。他一手叉腰，另一手横着一扫，纵横捭阖的架势非常唬人。他接着说：
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排水的问题。坡度这么大的涵洞，雨水量大的时候，排水不及时，积水量恐怕也会很大。
老姜头这时候接过话茬说：
完全正确。排水系统一定要做好。
父亲又目测了一下，说：
涵洞在顶进到坡底的时候，要和上坡形成一个大约在X度和X度之间的拐弯。这个拐弯，是个很危险的视线盲区。
眼镜点点头，说：
您老人家说得不错。起初的设计中不存在这个拐角；但挖基坑的时候，发现地下有一些管道。所以只能改道，形成拐角。
嗯。父亲体谅地说：
施工中遇到地理条件的妨碍，这是常有的事。
接着，父亲就和老姜头讨论排水的问题。他们断言，无论排水系统做得多么好，将来都会积水严重。这么一断言，他们的思路就眺望到了未来。他们边说边迈动双腿，一根根踩着枕木，走下路基，回到大门口普通退休老头们的队列中。
你应该设计一下。
临别时，老姜头怂恿我父亲。他看着我父亲很庄重地点头答应，就放心地跨过线路，溜溜达达回家去了。老姜头住在炮台山南面，而我们家在北面。他从我家返回自己家，就不爬山了，而是沿着马路步行，绕过一个很大的半圆。他家和我家恰好隔着一座山，但这座山只是从形式上略略起到一点阻隔作用，两家之间微妙复杂的联系，却坚韧地存在着。
我心情复杂，因为父亲似乎又想起了他的专业。但是他在用过晚饭后，跟我女儿缪妙讨要了几张白纸，打算做做未来的排水设计时，先前的那个状态又回来了：他不知道跟桥涵有关的设计是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父亲缪一二，徒劳地浪费了好几张纸，但只是画了一些不知所云的线条。他站起身子踱步，迈着记忆中那些灵感奔涌时的步子。但毫无用处。他悲哀地对他的儿子发出疑问：
缪议，我怎么了？刚才在线路上站着的时候，明明有无数的设想在我头脑里出现！很缜密可行！可我此刻就像一个文盲。
显然，我的父亲，您对专业的遗忘是间歇性的。我想对他这样实话实说，但考虑到这样未免残忍，就咽下去了。我说：
您就不要操心了。外面那些戴眼镜的和不戴眼镜的人，都是精通桥涵这门学问的人。虽然他们肯定不如您，但这么个小工程……实在太小了，根本用不着您。
不对。他们排水问题没考虑好。
父亲嘟嘟囔囔了大约半小时。之后妻子和女儿也回来了；母亲掐算着时间，把饭菜摆上桌。父亲闷头不语，吃了两口米饭，忽然扭脸去看客厅里的电视机。原来那里正在播天气预报。他紧张地看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们：
今夜到明天，阴。
天气的真实状况，完全和预报相符。那几天，天气持续阴着，不见阳光。顶进工程缓慢而快速地结束了。那天我下班，看到一个黑呼呼的洞口大张着，工人在固定限高标志，以便阻挡身量过高的车辆。又过了两天，洞口两头的土坡铺上黑黝黝的沥青。这个过程当中，父亲的真实表现，和一个高级工程师时而吻合，时而差之千里。戴眼镜的技术人员以为父亲在跟他开玩笑，直到小区里的退休老头暗地跟他讲了父亲的病症。那之后，戴眼镜的技术人员就不把父亲放在眼里了。父亲嘟嘟囔囔地对他就排水问题提出担忧，常惹得他眉头深皱。碍于对一个同行前辈的必要尊重，他不便口出不敬之词。这些我都痛心地看在眼里。
父亲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暗沉沉的天空。他对一场雨既期盼又恐惧。在早上的晨练中，他和老姜头各自用后背捶打一棵树干，父亲脸上滴落了两颗水珠，他惊慌地跳开两步，大喊道：
下雨了！
老姜头观察天象，告诉他，那是露水。父亲带着哭腔，说他不相信那是露水。母亲见他又要发病，赶忙把他哄骗下山。在通过涵洞的时候，父亲两腿蹒跚，像在蹚水。新修的涵洞新崭崭的，路面硬结得很好。母亲指着几个下水道口对父亲说：
谁说人家没考虑好排水问题？你看，好几个下水道口呢。
父亲将信将疑地注视着那几个下水道口。但母亲看得出来，他不那么焦虑了。
在我看来，父亲时好时坏，和老姜头关系很大。每当父亲在我们绞尽脑汁的安抚下变的稍稍正常一些，老姜头就找他谈论排水问题。他们每次谈论排水问题，父亲就回家奋笔设计，没一次成功。那些纷至沓来的想法，都只在他脑海里停留上一两秒钟。在同老姜头打交道的日子里，我断定他是一个狡猾的人，成心令父亲露出难堪的一面，以抬高他自己在我母亲眼里的形象。当我把这层意思告诉我姐缪语，并由她委婉地向母亲提出以后，母亲大为不悦。她发誓老姜头是这个世界上最正派和忠实可靠的人。那么，有一次，我们就跟母亲商议，让父亲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这地方由我姐夫想办法解决。离开这个桥洞和老姜头。甚至，我们提议，如果母亲觉得老姜头真那么忠实可靠，值得托付，他们可以去登记结婚。母亲激烈地反对，说那完全是两码事。
你们的父亲绝不能住到别的地方去。他必须死在这个家里，这张沙发床上！
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当绿色防护网在长长的铁路线两边架好以后，道口撤销了。蓝红相间的横杆和手持小旗的道口工都不知所踪，只剩下石头垒砌的道口房，孤零零地立在原地。小区居民、附近花鸟鱼市场里的人、狗或野猫，全都正式从涵洞穿行。我们的母亲坚决不同意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住，宁愿每天陪他看很多遍天气预报，凝望乌暗或阳光炽热的天空。下过两场小雨，不足为患，小区里的路面浅浅地湿了一层，随后就干了；父亲仍惊慌失措地奔赴涵洞，就像奔赴事故现场。母亲在后面跟着，唠唠叨叨，咒咒骂骂。
父亲的精神中心完全浓缩为铁路下那黑暗的涵洞。不仅仅是天气情况成为他时刻关注的焦点，火车驶来的怒吼声，也会令他瞬间异常。很难说他的那些症状——呆头呆脑、惊跳而起、魂不守舍、骂骂咧咧、摔东砸西，是更为正常还是更为恶化。有时他拧锁眉头深思的时候貌似正常，但不久你就会发现他那是走火入魔了。缪妙有一次试着在他这样的时候从身后拍打他的肩头——我们的父亲大叫倒地，手脚抽搐，嘴巴里冒出白色泡沫。老姜头当时也在我家，正是他们共同探讨水利问题后，我父亲发生这样一幕。他安慰母亲说，别紧张，这是羊癫疯发作了。
可是，我们的父亲，以前从未发作过羊癫疯这种让人颜面尽失的怪病。
7
蝉喧嚷，狗吐着舌，热浪晒得路面发软。这就是父亲在那年常常看到的盛夏景象。干燥的天气在持续地考验着他的心绪。我们时常看到他和老姜头蹲在小区门口，眺望这干燥的风景。钢轨在日头下发着闪烁的亮光，犹如白色的闪电。
闪电。父亲太渴望看到那如枝杈纵横的大树一般悬吊在天空中的闪亮之物了。他向老姜头详细描绘在野外施工时遇到过的大大小小的闪电——
六百多次，经常劈毁大树。甚至看到过几十次球状闪电。他说。
老姜头立刻逢迎他说：
球状闪电！那不就是大火球吗？我老汉活了这么大，还没见识过呢。
他们两人异于常人的谈吐，常常吸引小区里的退休老头驻足旁听。但他们也只是听听而已，不一会儿就走开了。有一对从邻近盛产西瓜的乡镇赶来卖瓜的年轻夫妻，因为要长时间地看摊，不得已地聆听了他们几乎所有疯疯癫癫的话。据他们回忆，父亲和老姜头在那个盛夏里谈论了许多话题，比如，由闪电谈到如何保护建筑物，然后谈到如何保护涵洞免受闪电袭击。因为涵洞状似一口井，更容易接电——他们这样说。接着他们商议在何处安装避雷针。安装避雷针就涉及到要把闪电中的电引向一个安全区。这个安全区选在哪里，他们进行了一番论证，从花鸟鱼市场到小区外面的一片棚户区。棚户区里还住有一些没有楼房住的人，他们觉得应该把他们遣散到旁处去住。
再比如，父亲和老姜头谈论最多的，还是水利问题。他们不厌其烦地分析涵洞积水的两大原因：一是铁路上的雨水渗漏至此，二是周围的雨水因涵洞地势较低而自然汇聚至此。接着他们不厌其烦地商议解决方案，大致包括加高路面、加宽暗沟、设立警示标志、在旁边修建泵站、排水公司和武警官兵介入，等等。这些方案有些根本经不住论证，比如在限高两米的情况下加高路面，那将会造成轿车车顶和行人头部被涵洞顶刮擦的危险后果。加宽暗沟显然也不可行，父亲从戴眼镜的技术人员那里早已得知：涵洞底部铺有复杂的管道设施。还有的方案不用论证就可实施，比如设立警示牌，可以这样写：此处积水严重，请司机控制车速，一慢二看三通过，防止被淹。关于警示牌的内容，引起父亲和老姜头多次探讨，字斟句酌，让卖西瓜的年轻夫妻大开眼界。他们讨论修建泵站的建议，倒是让年轻夫妻觉得是件正事，尤其他们商讨利用闲置的道口房，这样能为国家省下一笔开支。但泵站修建成后，抽上来的积水处理到什么地方去，这又是个难题。附近没有水库和平塘之类蓄水场所，于是他们商讨修建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地点选在棚户区。拆掉棚户区是唯一选择。这个建议引起卖瓜夫妻的抵制——他们每年夏季都在此地卖瓜，租用棚户区一户阴湿的房屋。年轻女人怂恿自己的丈夫和两个老头理论，遭到老姜的恐吓，说要动员小区居民不再买他们的瓜。他们接着商议的问题是，抽到蓄水池里面的水可以自然风干，也可以灌溉。可一旦遇到持续的大雨天，来不及风干的水就只能用作灌溉，尽快转移出去。而灌溉到哪里去——他们放眼四望，不禁深深叹息。这时候他们想到楼顶花园，觉得应该把所有尖顶红瓦的楼房顶全都改成平房顶……
我们所有人都坚信不疑的一件事是：除了老姜头，没有任何人愿意和父亲长久地谈论涵洞问题。而在卖瓜夫妻看来，这些谈论都是白费口舌——因为天气干燥，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何况，老姜头和父亲谈论中的雨不是一般的雨，而是强降雨。
有一天，父亲照旧蹲在小区门口四处观望。当时太阳金光四射，一道光芒甚至从另一头坡底拐角处的困难角度，照进涵洞里，缩小成一束，打在涵洞这一头的坡道上。母亲拎着提篮去买菜前，看到父亲和老姜头蹲在门口——父亲情绪正常，无甚大碍。她吩咐老姜头好生照看父亲。
母亲此生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太阳四射的那天，把父亲交给老姜头。她要去买一条大鱼，在那个晴好的日子里，做一道清蒸鱼。父亲早晨在沙发床上赖着不起来，为的就是想吃这条鱼。天气那么热，他面朝墙壁，露出瘦骨嶙峋的脊梁，让人怜惜。母亲呵斥未果，就不管他，兀自照顾我们吃油条喝豆浆。我比平时速度快些地吃完，到客厅去看他，他委屈地在流眼泪。在我的再三哄劝下，他才说他想吃鱼。他还强调道：
就那年那样的鱼。
我知道他犯病了。他犯病的症状有很多：比往常强悍，或比往常柔弱。
母亲为了买到二十年前那样的鱼，决定乘公交车，去火车站旁边那个水产市场。她下了公交车，在水产市场湿淋淋的地上选鱼的时候，听到头顶的塑料大棚上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有人从外面跑进来，说：
下雨了！很大的雨！
盛夏是惯常的休渔期，水产市场里的鱼都个头很小，勉为其难。母亲选了一条鱼，远不如二十年前那条，正要决定把它凑合着买下来，就听到那人咋咋呼呼的叫声。母亲手一松，鱼落回到鱼群中。她愤怒地说：
怎么会这样！下起雨来！
那时候，我父亲缪一二的情绪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在那之前，老姜头和他讨论了一会儿涵洞问题，抬头看到太阳金光四射，我父亲神态正常，就决定去看看水泵。我父亲也十分支持他去干那件事。他郑重其事地和老姜头握握手，就像往常在施工现场经常和人握手一样——他认为那代表信任及其它很多东西。
老姜头走后不久，太阳就收敛了炽热的光芒，乌云瞬息布满天空。卖瓜的年轻夫妻咕哝着说：
真是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
关于我父亲情绪饱满地奔向暴雨之后的踪迹，众说纷纭。卖瓜的年轻夫妻说，他奔向了涵洞，说要看看排水情况怎样、侧墙上是否有裂痕；一个退休老头说，看到我父亲忽然出现在涵洞上面的铁路线上，大张双臂，要阻止一列在不远处发出怒吼的火车，并大声嚷嚷着说桥要塌了。他怎么穿过防护网上去的，这是个谜；还有一个拾荒的老太太，说看到炸雷过后，落下一个巨大的火球，它将我父亲袭裹而去。
那天，我姐夫百忙之中路过炮台路，一看天下大雨，决定到我家暂避一时。他从坡顶往下开的时候，看到下面积了一汪水，但仗着开的是一辆宝马，很轻率地就开下去了。结果，他的宝马在涵洞中央熄了火。他说他恍惚看到我父亲正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在侧墙上敲敲打打，并不时附耳细听。我父亲还弯下腰，在水里摸索，手里拿着一根临时捡到的木棍。我姐夫试图打开车门，但外面水压挺大，他又担心脏水漫到车里来。正在这一瞬间，他再抬头看时，我父亲就不见了。
那场暴雨下了三天。过后，很多事情的发展都符合了我父亲的愿望：涵洞口立上了警示牌；在废弃的道口房修建了泵站；排水公司和武警官兵介入了应急排水预案，泵站外墙上写着他们的电话号码。
只是，母亲失去了她的爱情。她苍老了许多，不再去炮台山上用后背捶打树干，也不再理老姜头了。有人问我父亲去了哪里，她就淡淡地说：
缪一二啊，修他的桥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