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两轮大车与北狄——附论独轮车之原产地
北狄以乘高轮车著名，所谓高轮车，《北史》言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此必为牛马曳引之两轮大车。此族之乘两轮大车，据今日所知，当中国西周之世，即已有之。铜器小盂鼎记周康王伐鬼方而有俘车两之事，车称两，自是两轮大车。此为狄在周初曾有两轮大车之证。至殷商先世相土、王亥以服牛乘马著称，古代仅以牛马曳引大车，不以耕田。故《尚书·酒诰》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诗·大东》云“彼牵车，不以服箱（箱指车厢）”，皆谓以牛曳引大车。是服牛即为牛服车役。《山海经·大荒东经》记王亥与有易之故事，称“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仆牛即服牛，高丽好大王碑，称其先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则北族亦有河伯传说。河伯仆牛即河伯所乘之车，王亥以河伯乘车托于有易，或于此学驾御之法，颇与申公巫臣教吴乘车之事相类。《论语》称“乘殷之辂”，殷商乘两轮大车，见于甲骨文中车字之象形文，而殷墟发掘中又得有车马饰具及车轮遗迹甚多。殷人之有两轮大车或即自北狄输入。《考工记》言“胡无弓车”，随即说之云：“胡之无弓车也，非无车也，夫人而能为车也。”郑司农注“胡今匈奴”，匈奴之车，据《盐铁论·论功篇》云：“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此条承劳干先生见示）匈奴之善制车器，必受其前此先住民族北狄之影响。《考工记》之作当成于西汉以前战国之世。其所谓胡，当泛指中国北境之外族，必兼古之群狄在内。此族在先秦即以善制弓与大车著称，故元魏之世，在一次作战中即俘获其高车二十余万乘。及后唐宋之世其遗族居契丹之北者，尚以黑车子著称，而契丹亦自此族处学作车帐。胡峤《陷虏记》云：“（契丹）又北黑车子善作车帐，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引）据此而言，北狄乘高轮车，实具有极悠远之历史。
至我国旧有之车不外两式，一为独轮车，一为两轮车。独轮车汉人谓之鹿车，梁鸿、孟光挽鹿车是也。鹿乃辂之转音，鹿、辂同为来母字。古音鹿属侯部，辂属鱼部，侯鱼古多通用，故汉人谓辂车为鹿车。今或谓之手车，言以手推也。或谓之土车，则以别于两轮大车而言。今蜀人谓之鸡公车，似谓其轮毂辗地有似公鸡啼声也。两轮大车驾马或牛，曳之而行，古代用之战阵，用之田猎，用之驰逐，用之载重，而士大夫阶级不可徒行，出必乘此以代步，凡经典所称车，类皆指此而言。
独轮车谓之辂者，辂古亦通作路。金文路之偏旁各作，从像倒止之形，甲骨、金文止皆像足形，从○像无辐之椎轮，今蜀中之鸡公车皆椎轮无辐。足在轮上，正会乘车之意。各当为独轮车之专名，辂、路皆为后起之形声字。因其为独轮故，各有各别、各自之意。
车《说文》籀文作，即甲骨、金文之讹，像两轮两毂及辕轭之形。甲骨、金文复有于两轮外兼绘车箱形者：
《甲骨文编》十四卷
以上《金文编》十四卷
此诸字两轮之中为车箱形，其第四字于车箱上更绘有形者，即兵车所立之旌麾也。小篆及今隶之车形，乃省其两轮而独存车箱之形，观上列第五字可证。《说文》谓车字为象形，段注谓像两轮一轴一舆之形，段所谓舆即此所谓车箱，段所谓两轮则以车箱上下各一横画当之，盖两轮大车中最重要者为车箱，即人所乘载之处，《诗·大车》即以箱为车之称，故制字于车箱所绘特巨。据此则车即当为两轮大车之专称。
古兵车皆立乘，故金文乘作：、、、《金文编》卷五。
从从木，像人两足立于木上之形。此乃因两轮大车而制之字，与各之取象于足在轮上者全同，但立乘则知所乘为两轮大车矣。
两轮大车又谓之两，故《诗》有百两之称，小盂鼎有俘车两之文，后世因制字为辆。两与各适为相对称之名。
据此而言，此两种车制在中国文字中皆各有其专字，而不相袭。且其动作一推一曳，形式绝异。由手推之独轮车，其不能演进为牛马曳引之大车，则可以断言无疑也。故此两种车制，必为各自独立发明事物。
夫两轮大车曳之以四马，其车箱、车轮与马之辔衔，在在需铜为之连缀、为之密接，必使之坚实牢固而后可以致千里之远。谓中国自仰韶或龙山之新石器时代之末期进于小屯之铜器时期，短短数百年中，即能于独轮车之外，复能创制两轮大车，其可能性实属不多。
殷商时代之两轮大车，就文字及遗物言，其形制与巴比伦遗物图绘四马或二马之车，无不相同。而巴比伦之时代，则远较殷商为早。且服牛乘马并非简易之事，即谓东西两土皆可独立发明，但亦不能相似如此。故殷商之有两轮大车，必为自西土输入之物。其为之传播者，则为居中国极北之森林地带，东自黑龙江土拉河以北，西迄黑海之滨之北狄也。
独轮车为中国本土所固有。《隋书·勿吉传》称其“车则步推，佃则耦耕”，《后汉书·东夷传》称马韩不知骑乘牛马，此即东土原有独轮车，而无两轮大车之证。古代耦耕一推一发，谓之一坺，其动作如今人之用锹锸，习之既久，则手推之车，不期然亦作此式。牛耕以牛曳犁，其动作与服牛乘马同，在中国最早不过春秋、战国之世。《晋语》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此实为记牛耕最早之文献。牛耕盖远在两轮大车盛行之后，且牛马原非东土所训畜，则两轮大车不能在东土独立发明，亦无怪其然也。
《左传》定公元年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薛为今之下邳，其地实在东土邻近黄河下流大平原之丘陵地带，实为独轮车产生之理想地区。盖河流沮洳之地或高山峻岭之区，皆不需此。史称诸葛亮以木牛流马运粮，木牛流马即本独轮车而制之运输工具，蜀本无此，诸葛盖自中原输入其制。夏如有车，即当为此独轮车。又辂之所行为路，所至为格，入室为客，皆由辂引申之义，其名必起于大车输入以前，夏之有辂，或属可能。
七、北狄与中国在文化上之关连
高车之俗有与匈奴绝异者，《北史》称高车“讳取寡妇而优怜之”，讳取寡妇则与匈奴、突厥、蒙古及西羌诸族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之风绝不相同矣。优怜之究作何解，史无明文。《北史》又载高车副伏罗部阿伏至罗长子蒸阿伏至罗余妻，则已渐染匈奴妻后母之俗。夫游牧民族妻后母妻嫂之俗，固为承袭父兄遗产之权利，而实亦为其义务。盖游牧民族固以战伐寇抄为业，又随畜迁徙，无藩篱城郭之固，父兄即没，后母与嫂之生存，即赖其维护也。优怜之者，或即讳取寡妇至妻后母嫂之中间阶段。胡峤称黑车子知孝义，中国人许其知孝义，则其俗必无妻后母妻嫂之事。《后汉书·东夷传》称其“妇人贞信”，《隋书·室韦传》称其“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凡此可见北狄与东夷之俗，其初皆当与汉族为近，其改从游牧经济者，如乌丸、鲜卑，则鲜有不与匈奴同化矣。
《北史》又言高车部帅倍侯利“普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此法适与《周易》同。《系辞》云“大衍之数五十”，相传易即以五十蓍筮吉凶。《北史》称高车“族类粗犷不任役使，别为部落”，则是此族在元魏时犹未渐染华风，此种筮法，必为其部落所固有，而不必效法于华人。考殷商卜法，龟甲与牛骨并用，而骨卜在龙山黑陶遗物中已有之，实较龟卜为早。以牛羊骨卜，必为驯畜牛羊民族所创始，宜非东部大陆所先有。史称北狄以狩猎掠夺为其天性，狩猎掠夺之需要前知，必较耕渔民族为亟。殷商之卜法，或即由此族输入。至筮则为由卜法演进之简易占问术，卜必有专人司其事，吉凶须视其经验决定，筮则其辞先已编撰成书，如《周易》之上下经，及后来金钱卦、牙牌数与祠庙中之神笺，视其所占，即可检得其词，非专门学习之人，皆能为之。《洪范》称“筮短龟长”，即以此故。夫骨卜即为北族所先有，而筮法之书又称易，则所谓《周易》者，其法或即自北狄输入，亦未可知也。
此外《高车传》所载尚有两事可以与殷商故事相比拟：一为其开祖传说，一为射天之俗。传说或云高车之先为匈奴之甥，即其母系出自匈奴。其传说如下：“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此高车族开祖传说，与《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者颇相似：“有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溢隘。二女受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及。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此所载简狄之故事仅及其半，必与《商颂》．《玄鸟》、《长发》合观之，其事始完。《商颂》为宋人歌颂其祖德之诗，《玄鸟》之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之诗云：“有方将，帝立子生商。”《史记·殷本纪》综而述之云：“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为殷商之开祖传说，与《高车传》说极相似，仅玄鸟与狼为异。盖殷商父系出自东土，东土盖以鸟类为祖，高车父系出自北族，则以狼为祖也。又《高车传》称其射天之俗云：“俗不清洁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回竖之，以乳酪灌焉。”射天之俗，亦殷商所有。《史记·殷本纪》载武乙射天，其后出猎为暴雷震死，《宋世家》及《吕氏春秋·过理篇》又载宋王偃射天，宋为商后，其俗尚存于战国之世。中国自周以来敬天法祖，其环中国而居之民族，如匈奴及东夷夫余、高丽，史称其皆有祭天之俗。盖农业民族以其艺植有赖于天时，故无不敬天。游牧民族先亦有粗耕，故亦祭天。射天之俗，必出于射猎畜牧全无艺植之民族。此亦殷商与北狄接近之证。至高车“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当即今日东北与蒙古通行之萨满教也。
《高车传》之外其俗之见于《隋书·铁勒传》者：“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此婚嫁埋殡之俗，亦存于古代东夷中。《后汉书·东夷高句丽传》云：“其婚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于厚葬，积石为封。”据此知元魏时铁勒之俗实全与汉时高句丽同。《新唐书》所载室韦之俗仍与此为近。其传云：“婚嫁则男先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旧唐书·北狄室韦传》“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力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北狄东胡之婚姻，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盖即以己身之劳力，为娶妇之代价。《室韦传》所谓先佣女家者，即说明所以就妇家之故。古代人少，劳力价值高，一妇之值，必积十余年之佣工，待生子长大后始能自由将还。及隋唐之世，人口增殖，劳力之需要当已渐减，故男子仅须佣工三岁即可将还。又室韦之俗附载于《隋书·契丹传》者：“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娉，更将妇归家（案即指女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男家）。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此与《新唐书》所载略异，仍可补其不足。盖佣工之年限以有娠为期，固不必待至三年。以妇女妊娠之后为生育所累，其劳力价值实已减低不少。佣工之年限既已缩短，则于娉礼方面必先有所补偿。凡此婚俗，实与当时社会经济相转移。据此言之，高句丽、铁勒之婚嫁当为较原始之方式。其在中国古代，至迟为西周之世，亦当如此。以中国亲属称谓中舅、姑、甥、四名，适可以此婚俗为之解说也。
舅、姑、甥、四名甲骨文虽未见，但《诗经》、《左传》中已为通称。至迟在西周时当已有之。《释名·释亲属》以久释舅，以故释姑，以生释甥。今即以高句丽、铁勒之婚俗为引申说明之如次。
舅有久意，而由旧居之义得名。舅旧同从臼声，故声同义近。盖丈夫挈其妻及子女自妻家返至己舍之后，其子女每忆旧居，有母之兄弟在焉，因而母之兄弟遂有舅称。
姑有故意，姑故同从古声，古者较旧为尤久远，古昔之居，犹今人言老家也。丈夫居其妻家，产乳子女之后，每谓其子女，其老家有己之姊妹在焉（因兄弟皆随妻居，老家唯姊妹在），因而父之姊妹遂有姑称。
甥与姓，本为相对之称，同从生得声，生者新也。《庄子·箧篇》释文引向注：“新者为生”。《荀子·礼论》“饭以生稻”，生稻新获之稻也。《太平广记》每谓有生人气，谓陌生之人，即新人也。《庄子·天地篇》“生熟不尽于前”，生者陌生之人，熟者习熟之人。后世称生女真、熟女真，生苗、熟苗，生黎、熟黎，皆此意。甥偏旁从生，即男子初居妇家之称，从生之姓即女子初居夫家之称。皆谓新人也。今人称新郎、新娘，即此语之遗。《孟子·万章下》“帝馆甥于贰室”，谓婿为甥，即谓婿为新人。女子称姓者，春秋时王姬、齐姜、戴妫、燕嬴、徐嬴、江芈之类皆是。盖妇初来时谓之姓（即新人），继即以族国之名代之也。自周之贵族盛行新迎之礼，女子于归，男子不复再居妇家，战国秦汉之世，居妇家者谓之赘婿，秦汉之世重农贱商，《史记·始皇本纪》集解引臣瓒云：“赘谓居穷有子，使就其妇家，为赘婿”，《史记·淳于髡传》称其为齐赘婿，《汉书·贾谊传》称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其时居妇家者，皆平民之贫贱者，贵族及富室男子既不复再居妇家，于是女子之姓，遂为族外婚之标帜，因而即以称妇之名称妇家之宗族为姬、姜、妫、嬉、嬴、芈矣。春秋之世，男子称氏不称姓，如王孙、公孙、东门、司马、高、国、荀、范之类皆是。即秦汉之世金石刻辞及奏疏，亦仅称臣斯、臣去疾、臣光、臣去病，皆称名而不及姓。此皆男子古不称姓之征也。
《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与出适为相对之称。从至，至为来为到，盖男子居妇家，产乳子女之后，其男子同产姊妹仍居故处者，时时盼其兄弟挈其子女来至，因谓之。姑与亦为相对之称。《仪礼·丧服传》“谓吾姑者吾谓之”，盖姑居父之故居，因得名之为姑。子女初从母居，及返至父之故居，因得名之为。其自妇家来归时，即出自妇之同产兄弟之家，因得名之为出。
据此而言，舅、姑、甥、得名之故，适与父系家族男子初从妇居，等产乳子女而后归宗之婚俗相合。是古代中国家庭之组合，与北狄盖无一不同。从而诸史称东胡民族如高丽、如室韦皆居丧三年，夫死不再嫁，黑车子人知孝义，就此诸端言之，中国文化当匈奴帝国崛起以前，曾远播至大漠以北，盖可深信不疑也。
至舅、姑、甥三名，《尔雅·释亲》所指之人与此复有不同者，如：
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
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
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昆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
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