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匈奴之统一，则由变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而为单纯之游牧。往时社会学家每以渔猎游牧农耕，为人类社会演进所必由之三阶段。不知农业有精粗不同，低级之粗耕农业，实与采捕畜牧等业并营。观《汉书·匈奴传》、《三国志·乌丸鲜卑传》注及《北史》高丽诸传所载匈奴、鲜卑、奚、契丹等族，于游牧之外，仍有麦之获。如今之青海、西康游牧之外复种青稞，原非单纯之游牧社会。今日蒙古、新疆及中亚吉尔吉思草原一带单纯游牧经济，乃由人类骑上马背以后之特殊环境孕育而成，原非人类社会普遍现象。夫游牧经济以牛、羊、马为主要畜产。中国史籍上记东亚滨海之岛屿，如日本、台湾、海南岛多无牛、羊、马。如《后汉书·东夷传》称倭无牛、马、虎、豹、羊、鹊，《隋书·流求传(即今台湾)》称其多猪、鸡，无牛、羊、驴、马，《汉书·地理志》称珠崖、儋耳郡（即今海南岛）无虎与马。夫日本、台湾、海南岛，皆近亚洲大陆之海岛，有史以前实与大陆相连。当其未与大陆断绝以前，大陆之牛、羊、马，如已为家畜则此诸岛上不应皆无。今此诸岛之无牛、羊、马，即为此诸岛离开大陆前，大陆尚未驯畜牛、羊、马之明证(据地质学及古生物学家之研究，日本在上新统末期尚与大陆相连，其时已有牛、羊、马，故日本有马化石等，惟与今日之种或稍不同。见德日进Early Man in China，p17)。且中国史籍所载不仅中国滨海之大岛无牛、羊、马，即东北海滨黑龙江流域，如《晋书·肃慎传》、《魏书·室韦传》等亦无牛、羊，或无羊少马。此即东亚大陆，尤其东部亚洲古代不畜牛、羊、马之证。由此言之，游牧社会原非亚洲东部所有，亦已明矣。至于东亚大陆骑马之历史，据今所知，或即由西元前六、七世纪自黑海滨斯克泰民族输人。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上《西域古地考·康居奄蔡条》下云：“希腊、罗马古史，谓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尔居之（原注距今二千六百余年，案即西元前六、七世纪顷），盖东方种类，城郭而兼游牧者（案城郭游牧实营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非单纯游牧，中国史上所称东北部族皆如此。原注“黑海北境有辛卑尔古城，黑海峡口初名辛卑尔峡，今俄人名乌拉岭一带曰西悉毕尔，殆由于此，中国汉后鲜卑部名，尚系后见”。案西悉毕尔，今译作西伯利亚）。厥后有粟特（案原文作Scyche，或译塞，今或译为斯克泰）。族越里海北滨，自东而西，夺辛卑尔地。辛卑尔人四散，大半窜于今之德、法、丹、日等地，有众入罗马，为罗马击杀无遗。东汉时有郭特（案原文作Goths，或译作峨特）族人，亦自东来，其王曰亥耳曼。粟特族人，败溃不复振。”此斯克泰族据黑海之北约自西元前六、七世纪顷至西元一世纪顷。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此族生活习惯栩栩若绘。其所记与中国史中之匈奴、罗马史中之匈人丝毫无殊。十九世纪初俄人复于其地发掘其大酋之冢墓，得玺印、银币及鞍辔饰具等物，其雕镌之饰往往作胡服骑马之状。骑马之记载，西元前十四世纪巴比伦即已有之。西元前六世纪亚述军队中且有骑兵（见Lowie，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p47）。但东方史上记胡服骑射之事，则始于西元前三世纪初，当由巴比伦经黑海滨越阿尔泰山循阴山山脉缓缓输入。其时距冒领单于兴起，不及百年，盖自骑马技术输入东方之后，昔之营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者，今则因奔驰较速之故，仅射猎与游牧，已足资给而有余，遂不屑再为采耕等烦缛之劳作矣。夫游牧民族骑上马背驱牧其牛羊群以从事于长期与大规模之战争，较之高度精耕农业社会，尤富于机动性。故冒顿单于继秦皇之后，不转瞬间遂完成其空前之漠北帝国，其后继匈奴而起之柔然、突厥、蒙古，无不以游牧为其凭借之资，其高车、回纥不能采取完全游牧经济者，即不能完成统一之帝国。据此而论，游牧经济实为构成北方军事帝国之要素也。
当游牧社会在中国北境出现之后，即匈奴帝国完成以前，中国北境乃感受绝大威胁。此时燕、赵、秦之北垂，凡与此部族相接触者，皆各筑长城以为守御。《史记·匈奴传》综论此时之形势云：“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中国史上有名之秦长城，即肇端于此。
自长城兴建之后，中国与北族间，遂有截然之鸿沟。此新来之游牧部族，自中国观之，实为一种极陌生之人物，故司马迁作《史记·匈奴传》乃详载其俗云：“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先秦典籍所载殊方异俗亦多矣，然不闻有此。此必非前此与中国杂居通婚之群狄所宜有。秦汉之世，中国骤睹此类陌生之殊俗，故史公因得而详记之。
往日学者每以秦汉时之匈奴，即为出自前此之北狄，如高诱《吕氏春秋·审为篇》注：“狄人猃狁，今之匈奴。”又《晋书·匈奴传》云：“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此仅就其先后所在之地相同而言，实为一种错觉。就匈奴之习俗言，如其谓之为狄，不如称之为羌，尚为有据。《史记·匈奴传》称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夏后实出于羌。如西汉人多谓禹出西羌，此非数言可尽，姑从略。至猃狁之族亦当为羌。《左传》称姜戎氏为允姓之奸，又谓其出于瓜州。姜戎即羌，瓜州即羌之所在。羌为西戎牧羊人（《史记索隐》引《说文》如此），而华化之姜姓民族，乃以农业著称，如《世本》称神农为姜姓，周后稷之母为姜。盖此族羌或姜，其初必农牧兼营。其居近西北草原之羌，以善于牧羊之故，则转而营单纯之游牧；其居渭水、汉水流域之姜，则进而为单纯之精耕。同原而异趋，并为可能之事。至匈奴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之收继婚，则尤与两汉时西羌之俗同。此俗在隋唐时之哒及今日之西藏，皆兄弟共妻，尚有其近似之婚俗。哒与西藏皆羌之后裔也。
游牧部族在中国北境出现以后，中国即称之为胡。史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称其服为胡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燕人庐生奏录图书曰，“亡秦必胡也”，于是始皇乃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而筑长城。《考工记》言“胡无弓车”，郑司农言“胡为匈奴”。《史记·匈奴传》屡称匈奴为胡。据此而言，胡实为西元前三世纪时此族之特称，所以别于前此之北狄也。
胡既为游牧部族之特称，西汉之世又适为此族统一漠北极盛之时，于是胡遂为中国其北境一切之外族之通称。其在东北之乌丸、鲜卑等，则称之曰东胡。其在西域如龟兹、乌孙、康居等，则称之曰西胡。此犹如唐时吐蕃兴盛以后，名一切外族为蕃，今日西洋各国兴盛以后，名一切外族为洋，其例正同。
匈奴称胡，其意义如何？《说文》：“胡，牛垂也。”《汉书·郊祀志》：“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注云：“胡，颈下垂肉也。”《诗·豳风·狼跋》以胡与尾对言，尾为尻下垂，则胡即颈或下垂也。《考工记》称戈戟有胡，即以戈首援之下垂为胡。意者此族颈或下垂肉，如今蒙古人种，其颔多阔大下垂，倘即其征欤？至以高鼻深目而多须者为胡，则又突厥兴起以后，以西胡之貌为胡之代表风范也。今俄人称西伯利亚迤东之亚洲民族为通古斯（Tungus 或 Tunguz），则实为东胡之音译，盖又出突厥兴起以后对高鼻深目多须者而言矣。
胡既由颈或下垂肉得名，则此本应为中国固有之称，而非由音译。盖其初本以称居邻中国北方，而与中国文化风习相异之林胡。及匈奴兴起之后，因其居地同，遂转移以为匈奴之称。
林胡在春秋时代或作令狐，《左传》秦、晋有令狐之役（见文公七年及八年），又有令狐之会（见成十四年）。其地在今山西猗氏县，其初当为林胡曾经居处之地，因而即以名其地。令与林同为狄之次一辅音来母之音译。如《左传》襄公十八年季武子作林钟之林，在西周铜器中则作或，并从音。林、古同属侵部来母，故此得并从其音。但此在东周铜器中则作铃钟（见楚王领钟），此为林、令同译狄音之证。又狐与胡古同属鱼部，故得相通。晋文公母犬戎子狐姬（见《左传》庄二十八年）《晋语》称“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韦注“狐氏重耳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案狐氏为姬姓之支属，姬姓支属有在白狄者，如鲜虞、如骊戎皆是。姬从，《说文》“、也，象形”；此即颐之本字。《汉书·东方朔传》注“颐，颌下也。”《易·颐》郑注“颐者口车辅之名也”，金文姬之偏旁作，如横视之，正像颔下，或口车辅之形。象颔下，实与胡为颈或下垂肉之意相应。又案狐之本义，与狄从犬同，本会中国视北族为犬种之意，中国或迳称之为犬戎。韦昭以为狐氏为姬姓别在犬戎者（犬戎亦为中国之称，非译其音），即谓此也。又应劭《风俗通》云：“胡者，山戎之别种”、“胡者互也，言其被发左衽，言语贽币，事殊互也。”（见《御览》七九九卷引，今本已佚）此又以胡为山戎者，盖林胡居林中，自必依据山谷也。狐本为北族之称，自《诗》、《易》以狐为狐狸之名，于是公元前三世纪后遂别以胡为北族之称矣。
四、狄之分布地域及其命名之本义
自匈奴帝国崛起以后，前此居其地而与中国杂居通婚之群狄，如非同化而服属于匈奴，则必奔逃窜伏于大漠之东北西三方，而效顺称藩。此其事与汉族南下以后，原住江淮迤南及西南之蛮族，如今日之苗、徭、僮、傣、摩些、之属，或同化或迁徙之情景，正复相似。盖当匈奴鼎盛之时，史称其控弦之士三十万众，此中杂有狄之成分，当为不争之事实。因此辈每经一次战争之后，其败亡者，则妇女夷为妻孥，少壮更为武士，虽仍统以本族，实已臣伏于胜者。如京相所称赤涉胡，即古之赤狄，《晋书·匈奴传》称匈奴居中国者十九种，而赤涉为其一，即其明征也。至秦汉以来窜伏匈奴境外之群狄，其见于记载者，如《三国志·魏志》注所引《魏书》云：“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鲜卑自为冒顿单于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犹自与乌丸相接。”案乌丸、鲜卑族类相似，史并称之为东胡，盖即前此之群狄，以别于匈奴，故称东胡。元魏为鲜卑族，《魏书·乌洛侯传》称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墟，又其国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北海今为贝加尔湖，鲜卑原住地，当即在其附近。《汉书·苏武传》云：“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此必匈奴北海无人处与丁令接壤。是鲜卑所居，即汉人所谓丁令也。《史记·匈奴传》云：“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此传下文又称其“后北服浑庚、屈射、丁灵、鬲昆、薪之国”，是匈奴所服之北夷，即为此诸部族。此诸部族惟丁灵一名屡见，丁灵《汉书》或作丁令、丁零，其种落甚繁，无大君长，汉人即总称之曰丁令，隋唐之世又为铁勒、特勒，当匈奴势盛时即服属匈奴，当突厥势盛时，即分属东西突厥。而汉代西域三十余国中，其中行国如康居、乌孙等，皆当为其族类。《汉书·匈奴传》载汉昭帝时匈奴衰耗，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又《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魏书》云：“鲜卑亦东胡之余也，……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此乌桓、鲜卑、夫余原皆居匈奴之东。匈奴衰弱之后，鲜卑檀石槐据其地。其西北之丁令、乌孙仍与匈奴时同。此皆古代群狄遗种，自与中国隔绝后，环居匈奴之三方。历汉魏之世四百余年，犹依然可考见也。
东晋之世，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在中国所建之汉、赵诸国，相继灭亡。虽鲜卑、蠕蠕、突厥相继代兴，然其规模已远非匈奴可比。于是往昔居中国北境之群狄遗落，又复蠢然思动。其分布之广，据《隋书·铁勒传》云：“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洛职、乙、苏婆、那曷、乌、纥骨、也、于尼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勒儿、十、达契等，一万余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曷拨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余兵。拂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此传所载铁勒种落甚悉，今不暇为之详说。其居地之可考见者：独洛河可以此定今外蒙古库伦之土拉河，伊吾为今新疆哈密，焉耆为喀喇沙尔，白山即天山，金山即阿尔泰山，康国在今俄境锡尔河北，阿得水依白鸟库吉说为今俄境伏尔加河（见王克鲁译《塞外史地论丛》315页）。得嶷海洪钧以为即今里海（见《元史译文证补》二十七下“咸海、里海、黑海”条），拂林则为东罗马帝国。凡此诸地，其位置在今地图上，适当蒙古、新疆及中亚吉尔吉思等大草原迤北之山岳森林地带。此传所谓依据山谷往往不绝者，则非草原可知矣。此诸族自西徂东，绵延至于万里以上而总名为铁勒，非必其种类齐用，盖同居森林之中，生活同，风俗习惯亦大致无殊也。
狄之本义应为林木。丁令、铁勒皆狄之异译。《北史·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令。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惟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案元魏一代，自太祖拓跋迄东魏高欢之时（自公元386—547），一百六十余年间，征伐高车之事，不绝于书。其种落之被掳及归降者，皆徙置漠南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盖此族频与元魏接触，而又能别为部落。故此传所载名号风习，亦远较他书为详。此族以乘高轮车得名。高车为诸夏所命，而狄、狄历、敕勒、丁令则为其本名。其译述不同者，乃古今方俗之殊。此传谓诸夏以为丁令者，乃指当时南朝及中原相传之旧说。此传谓北方以为敕勒者，乃元魏治下北朝之方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