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彝器言之，李济之先生《殷商陶器初论》（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及《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就殷墟出土之陶器及铜器之型式，详加比较，知殷墟铜器实仿自陶器，而殷墟陶器，又衍仰韶、龙山之坠绪也。殷墟铜器之型式，不能较殷墟陶器为早，此亦殷墟以前无铜器之明证。
最近李济之先生在本所讲演会上，谓殷墟铜器必非自中国本土孕育而成，冶铜技术可能由外而来。李先生战前主持殷墟发掘及调查河南、山东及安徽寿县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下十余处，几经审慎而后有此结论。
再以两轮大车言之。当殷周之际，已能征集民间所有之车辆用为主要攻战之具，黄河流域封建大帝国之形成，实有赖于此。夫两轮大车，极四马之力，致千里之远，其轮毂辔衔接续连缀之处，实赖铜为之固结，两轮大车之发生在铜器发生之前容或有之，但其普遍使用必在既有铜器之后矣。
中国古代两轮大车，其型式实与巴比伦遗物上之图绘无殊。而巴比伦之有两轮大车，则为西元前三千年之事，其时代较殷墟为早。
龙山、仰韶遗物中既无铜与车马饰具之发现，由龙山进于殷墟其间不过短短数百年，如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为东西两土各自独立之发明，在此短短数百年间实无可能。故冶铜与两轮大车之由西方输入，当已无可置疑。
本文则继此就古文字及边裔史料，以探求其输入之部族，与其所经由之路途。夫中国文字之创造容在既有铜器与两轮大车之后，但其命名之故，在文字构成其形，音、义时，不啻即已为之说明其原起矣。而边裔民族之生活习惯，往往经过数千年之后，仍能保存其原始状态而不变。孔子曰，“礼失求之于野”，即此意也。本文所论虽不足遽为定论，但当古代史料与遗物缺乏之今日，舍此则几无所措手。近代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往往利用残缺不全之资料，或由一骨一齿一破片而恢复其全貌者，往往而有。凡兹所论其所得据依者，尚远为过之。而西伯利亚之铜器，至今尚不能断定其年代者，得此或亦不无裨助也。
至于铜器与两轮大车非我国所固有，在笃爱我国文化之人士言之，宁非憾事。但吾人尚论古史，当以史实为依归。吾人由此知中国文化在远古并非孤立，此亦非无益之事。吾人观殷墟文物之盛，即在能撷取他人之长而迅即融会为己有，且发扬而光大之。吾人今日之耻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发明与日俱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犹不能仿佛其什一也。
此文脱稿后，承夏鼐先生指正数事，高去寻先生为校读一过并为增插图，敬志于此以表谢忱。
二、古代北狄及其生活习惯
秦汉以来，中国称四方之外族，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此种整齐划一之名称，最初见于《礼记·王制》及《明堂位》，其后东汉经师所著书如《白虎通德论》、《说文》及郑玄、何休等经注，均沿用不改。在先秦著述中，本无此类严格之分别。如《周礼·职方氏》以西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并称，而不别其属于何方。《诗·大雅·韩奕》称王锡韩侯以北国之追貊，而总之曰“因时（是）百蛮”，虢季子白盘记伐狁之功，而称“用政蛮方”。梁伯戈称鬼方曰“鬼方蛮”，是蛮并指北族而言。春秋之山戎、北戎、无终戎乃在齐鲁之北境，《尚书》有徐戎，铜器有南淮夷、南夷。《史记》、《汉书》有《西南夷传》。则先秦之称蛮、夷、戎，实为外族之通称。独狄为专名，从不以称东、西、南三方之外族。铜器曾伯“克狄淮夷”，《鲁颂·泮水》“狄彼东南”，则假狄为远，实为由狄引申之意，而非称东南之淮夷为狄。盖狄居中国北方，种繁族巨，自来即不与他族混，故其名独著。
狄之见于记载始于《春秋》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秋伐邢”、闵公二年（公元前660）“狄入卫”。其时适当齐桓霸业初盛之时，故其史迹较为彰著。《左传》闵公元年载其事云：“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请救邢以从简书。”管仲谓戎狄为豺狼，谓诸夏为亲昵；戎狄异类，诸夏同族。异类而谓之豺狼者，北族多自谓其祖为狼。如《北史·高车传》（《魏书》卷一百《高车传》目注“阙”，今殿本及百衲本乃录自《北史》者）、《唐书·突厥传》及《元秘史》所载皆是。故《说文》于狄下云：“狄，赤狄也，本犬种，狄之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声。”狄为犬种，即本其自称之词而名之。犬与狼同类，故狼字亦从犬。狄从亦省声者，古狄属支部，亦属鱼部，支鱼类远，故段云“非其韵”，但狄、亦并为入声字，同收K音，仅发音吐气不吐气为异。《论语·述而》“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郑注云“《鲁论》读易为亦”，此即鱼支通用之证。
狄之见于记载虽始于公元前660年顷，但狄之活动于中国北境，实远在此期以前。《周易》卦爻辞及西周以前所流传之故事中，实称此族为易。
狄与易古同为支部入声开口字，故殷周之世称狄或作易。《史记·殷本纪》称契之母曰简狄，索隐引旧本作易，又作，《汉书·古今人表》作。《山海经·大荒东经》载王亥与有易之故事云：“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当作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山海经》及《竹书》之有易，在《楚辞·天问》中则作有狄：“该（即王亥）秉季德……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此古称狄为易之证，据此《易·旅》“丧牛于易”，《大壮》“丧羊于易”之两易字，亦当指狄言。又燕之易水，齐田单所代之狄，或即狄踪迹所及之地。而齐桓时之易牙，《大戴记·保傅篇》及《论衡·谴告篇》并作狄牙，或即狄族之同化于中国者。
春秋之世，中国与狄交接频繁，故其族类见于《左传》者亦较多。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裔表序》云：“狄之别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长狄。长狄兄弟三人，无种类。而赤狄之种有六：曰东山皋落氏、曰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铎辰。潞为上党之潞县，处晋腹心。宣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明年并灭甲氏、留吁、铎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广平，铎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种有三，其先与秦同州，在陕之延安，所谓西河之地。其别种在今之真定、藁城、晋州者，曰鲜虞、曰肥、曰鼓。鲜虞最强，与晋数斗争，而肥、鼓俱为晋所灭。狄之强莫炽于闵、僖之世，残灭邢、卫，侵犯齐、鲁，其时止称狄，未冠以赤、白之号。其后乃稍稍见于经传。”盖狄之种落不一，亦不相统属，而赤狄尤杂，故《左传》每称之曰群狄，曰众狄。长狄似以长大著称，《穀梁传》文十一年称其兄弟三人佚宕中国，及死，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鲁语》称其骨节专车，意谓骨节可专载一车。）左氏亦载其兄弟三人及其祖缘期而不及其部属，故顾云“无种类”。至狄有赤白之分者，仅唐孔颖达《春秋正义》于宣公十五年下释之云：“谓之赤白，其义未闻，盖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孔氏去古已远，不敢自信，虽谓俗尚赤、白衣，仍著疑辞。考京相《春秋土地名》于赤狄下云“今曰赤涉胡”，于白狄下云“故西河郡有白部胡”。京氏西晋人，于此赤、白二字均不释其义，当是其所见赤涉胡、白部胡，即尚赤、白衣仍与古之赤白狄无异。《三国志·魏志·夫余传》称夫余在国衣尚白，晋人称鲜卑为白虏，今朝鲜衣仍尚白。《新唐书》称黠戛斯之君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而西藏喇嘛今尚以红教著称，此中国边裔部族尚白尚赤沿袭迄今犹未改者。据此知孔氏俗尚赤白衣，实为赤白狄之正解。
《左传》、《国语》、《世本》称狄为隗姓。隗金文作，古姓氏字皆从女旁，字以作者为是。古以国为姓，当是鬼方氏之后（鬼方亦称鬼国，古方国并称意同）。《易》称“高宗伐鬼方”及小盂鼎所载之鬼方，并即此族。此族在周代屡与中国相为婚姻，《左传》、《国语》载襄王有狄后隗氏，晋文公纳狄女季隗，赵衰母曰叔隗；东西周铜器著录姓之器不下十余，皆其证。以此例之，《史记·殷本纪》称契母曰简狄，为有氏女，有氏又见于《商颂·长发》及《吕氏春秋·音初篇》。从女与姓氏字偏旁从女同，其本字当即戎。曰戎曰狄，明殷商之母系，实出北狄。是中国与狄相为婚姻，更远在殷商之世矣。
狄在殷周之世虽屡与中国相为婚姻，但其风俗习尚，在经传中极少记载。即偶有记载，其词又甚简略。必须取后来史家记述边裔之土俗相与对照，庶得窥其全貌。如《礼记·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言其穴居。《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和戎之言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此又言其荐居。服虔释荐为草，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此两书所言北狄之俗虽若相反，而实互文见义。盖穴居为冬日之事，而逐水草居徙无常处，则夏日之俗也。《旧唐书·北狄传》云：“俗……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又《金史·世纪一》云：“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之以土。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汉言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盖此俗当唐、宋之时尚存于黑水（即今黑龙江）之间。其较早之记载，如《后汉书·挹娄传》称其土气极寒，常为穴居。同书《杜笃传》注“同穴挹娄之属也”，挹娄即《魏书》之勿吉，《唐书》之黑水，即东胡之女真部族，金之先世也。盖冬日穴居，即适应北土苦寒之气候。此俗与匈奴之毡幕穹庐随畜迁移者，实异其趣。盖穴居掘地架木，其事非旦夕即可完成。《后汉书·挹娄传》称其穴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在古代之简陋生事中，其缔构之艰难，当不在近代建筑之下。其必长养子孙，屡世居之。虽夏逐水草迁移无常，但一至冬日，则仍当入此室处。因此穴居之民，为居地所限，必不能随畜迁移，远至数日之程以外。因而亦不能保有大群牛羊。《魏书》卷一百，有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干、库莫奚、契丹、乌洛侯诸传，如就地理分划言之，如地豆干、库莫奚、契丹皆在大漠之边缘，近于匈奴地带，则皆沾染匈奴之风，而有牛羊群。但其北诸地，如勿吉，失韦、豆莫娄、乌洛侯，则皆冬日穴居，夏逐水草，多畜猪而无羊少马，有粟、麦、、麻等，其生活所资实为一种田畜射猎之混合经济，《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裴注云：“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渟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汗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汗国，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至今乌侯秦水上有汗人数百户。”汉魏时代鲜卑原居地在贝加尔湖附近。《魏书·乌洛侯传》云：“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有神灵，人多祈请。太武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石室之壁而还。”乌洛侯入贡事又见《魏书·世祖本纪》。所谓北海之于已尼大水，即贝加尔湖，亦乌侯秦之异译。乌侯喻匣母、于影母，并属喉音。已尼为秦之合音。乌洛侯即当由乌侯秦大水之乌侯得名。此为元魏先代所居，其人即以田畜射猎为生。《魏书》称乌洛侯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乌洛侯有谷麦者，裴注：田猎之田或即指农田而言。或其谷麦即自檀石槐所掳汗人传入。《后汉书·东夷传》称韩有三种，皆有农业。汗人即三韩之人。据此言之，北狄之原始生活，必为穴居而田畜射猎之民族。其初或无农业，故《王制》称其有不粒食者矣。有之云者，谓其中有一部或若干部，非谓所有北狄皆如此也。
以裴注鲜卑田畜射猎不足给食之事例之，知凡营原始穴居生活者，其生计之艰窘盖可想见。此种部族自不得不以寇抄为生。至其生计较优裕而安定者则又必严为偷盗之禁。如《后汉书·东夷传》所载，夫余盗一责十二，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汉书·地理志》称东夷“无门户之闭”，《魏书·乌洛侯传》称其人尚勇，不为奸窃，故慢藏野积而无寇盗。其所以致此者必以禁令过严之故。其为防止邻族之侵盗者，则因穴居不便迁移，又必有城郭垣墉之防，如夫余以员栅为城，而《左传》载白狄之肥、鼓亦有城。凡此皆北狄之俗所宜有，而不必拘拘于《王制》所言之数事。且此诸俗皆与中国为近，而与匈奴之游牧文化相距较远也。
三、游牧民族之兴起及其与北狄之关系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廷因议帝号而称颂始皇功德云：“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秦并六国，废封建为郡县，树立此后中央集权帝国之鸿规。此秦廷之颂辞，以今日衡之，实不为过。同时而稍后之匈奴冒顿单于统一漠北，亦为东方史上空前之伟业。此两大统一帝国，在东方史上几于同时出现，此其故何在？
考秦以农战兼并六国，盖中国高度精耕农业，如牛耕、粪田、灌溉等技术，直至战国之初期始普遍利用。因此战国时代之列国，始能利用较少之人力，耕种较多之土地，因而得聚集大量壮丁及屯贮巨额食粮，以从事于长期与大规模之战争。而秦孝公用商鞅开辕田，没收贵族之田宅，奖励三晋之移民，尤能发挥农战之功效。其后韩之水工郑国为秦凿渠，使关中益为富厚。故秦汉之世“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传》语），使秦无此种凭借，则王翦安能趋六十万众，悬军数千里外，以与楚争战于郢都之下？《战国策·赵策》称秦以牛田、水通粮（即后世漕运），为不可敌，《吕氏春秋·贵当篇》云“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真一语破的之言。秦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者，此实其最简单之说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