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戟、胡乐所写《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有一节《突厥问题上的芥蒂》。这一节可谈之处颇多。文章中谈到，在玄武门事变前夕，突厥突然入侵乌城，“突厥进兵南下，直打到长安北渭水边，这是一场偶然的巧合吗？突厥十余万大军倏忽而来，悄然而去，事甚蹊跷，特别是渭水桥边李世民单独和颉利可汗的那阵密谈，谁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就轻易说突厥退了兵，更是一个永远不可解的千古之谜”。
进而追述到李世民在唐初称臣突厥一事中的地位作用及他与突厥的亲密关系，由此一步步推证出很可能突厥军是李世民招来配合他发动玄武门事变的。
这一论点，记得在某一本书上我也曾见过，可惜那本书的书名及其中的理由具体是什么，我已大半忘记了。我只记得那时感到这种观点荒谬之极，难以置信，似乎那书中所述理由也不太详细，所以我没放在心上。
本文的论点与那本书极似，而且论述十分详尽，牵涉到刘文静之死等我在前面论述中已有定论的问题，应该加以详细分析。
我们且按时间顺序先谈太原起兵时李世民称臣突厥一事。
文章说，突厥始毕可汗得知李渊起兵后，提议李渊自立为天子，一笔勾销他与隋政权的关系，那么突厥就愿意全力支持他。这显然是在暗示要李渊与隋朝脱离关系，完全投靠突厥。
李渊听后犹豫良久，不愿答应。当时兴国寺的兵士知道李渊不听从突厥的提议，就私下说：“唐公（李渊）如果不听从突厥，我们也不能听从唐公的号令了。”
文章指出，兴国寺兵是刘文静的部下，归李世民统领。刘文静这样以兴国寺兵来兵谏李渊，实有胁迫的成分在内。李渊由此怀恨在心，成为他后来杀刘文静的因由之一。而刘文静既归属李世民统领，恐怕此事是李世民在背后主使的。
关于兴国寺兵谏之事，我也记得从前看过有文章谈及，不知是否与上面提及的那本书同出一处。这件事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有记载，其余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无此事。是否出于李世民事后删改，这很难说。
我想指出的是，那时才刚刚太原起兵，李世民是否会大胆到倚仗自己下属军队的势力来胁逼李渊按他的意志办事？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诚然，李世民奋发进取，常常敢于超越李渊的意志行事。但二人的意向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程度。若说二人意见相左时，李世民会以武力来操控李渊，那就太不可信了。即使李世民真有此举动，李渊又岂能容忍他这样胆大妄为？
既然我们已经考证出太原起兵的主角是李渊而不是李世民，则不得不同时承认主持称臣突厥一事的是李渊而不是李世民。这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不能主张一者而反对另一者，否则就有逻辑矛盾之嫌。
所以，我估计这一记载恐怕是为了美化李渊，为他称臣于突厥开脱，将形势设计成如此迫不得已。甚至很可能，兴国寺的兵谏实际上是李渊暗中指示刘文静去“演戏”。这跟后来的史书中着力描写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是受其手下怂恿相逼而致，其用心是一样的——都是将动机转派到部下头上，为真正的主角开脱罪名。这本是史书中一贯所使用的“弃卒保帅”的手法。
文章还谈及旗帜用色之争。
突厥军用白色旗帜，而隋军用绛赤色旗帜。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说，刘文静请求义军用白色旗帜。这样旗色与突厥一样，实际上是表示完全臣服于突厥。但李渊最后还是决定杂用红白旗帜，以示不纯臣服于突厥，还是尽忠于隋朝。文章称《资治通鉴》的叙述与之有出入，不确切，所以弃而不用。
我翻看《资治通鉴》，原来是说将领劝说李渊称帝，但李渊拒绝。裴寂、刘文静都说若不听从突厥，因此拖延，恐怕日后要后悔。李渊要大家再想退一步的办法。最后裴寂等人建议遥尊杨广为太上皇，拥立长安城内的代王杨侑做皇帝，旗帜用红白杂色旗。李渊称这一建议是“掩耳盗铃”，但还是接受了。
我自己认为，当时北方起义的割据势力，无一不称臣于突厥以自保，而刘文静被派去与突厥联系，建议李渊臣服于突厥，不过是按当时的常规办事。若因此而认为刘文静（暗指李世民）亲突厥，甚至于胁逼李渊，那就太不公平了。
至于李渊本人，一方面迫于形势称臣于突厥，一方面又想尽量保持独立性，那正说明了他不同于一般割据势力的领袖的鼠目寸光，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文章中由此说：“刘文静和李世民成为李唐政权中和突厥关系最近最深的两人。”我猜想，也许一开始李世民本人跟突厥并无来往。而在起兵称臣突厥事件中，刘文静一直从事联系双方的工作，再加上他隶属于李世民，而李世民为了日后的政权稳定和进一步对付突厥，就乘此机会与突厥结交。很可能就在这时，他与突利结拜为香火兄弟，承诺彼此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说到刘文静之死，文章认为其被杀在时间上与突厥协助刘武周进犯太原极相近，很可能是防范他会乘此机会勾结突厥，同时也是打击和警告李世民。
这种推测极不合理。那时唐政权仍处在强敌环伺之中，李世民怎会动念在突厥攻打太原时派刘文静去勾引突厥呢？若无李世民的撑腰，刘文静又怎敢有此意图呢？李渊又何必因此猜嫌而杀他呢？所以我不同意这篇文章的推论，仍坚持我在前面对刘文静被杀原因的分析，即李渊此举确有打击李世民之意，但应与突厥无关。
文章又谈及，在刘武周攻击太原时，突厥遣五百兵协助他。当李世民出兵对付刘武周时，处罗可汗反派其弟弟步利率二千骑兵支援唐军。陈寅恪评论说：“（突厥）前后态度变异至此，其关键在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
我相信在此事中，李世民肯定在突厥身上下了工夫、使了手段，那是他笼络突厥支持唐政权的成功例子之一。但因之而说他从内部勾结突厥，那就未免过分了。
文章还说李渊向来特别防范内部有人勾结突厥，并举例说他在处死刘文静后又处死并州总管李仲文，其主要罪名是说他想趁李世民率主力军在洛阳与王世充作战时引突厥入攻长安，受突厥封为“南面可汗”。
幸好此事我曾看过《资治通鉴》，不然听起来好像证据确凿似的。其实李仲文被杀明显带有冤狱性质。李仲文在李世民对刘武周的作战中，一直协助他坚守浩州，不止一次击退刘武周的攻击，为唐军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浩州是交战双方争夺的战略重地，李仲文苦苦守住该城，意义极大。他若要勾结突厥，当时岂不是更好的机会？何必等到后来唐室称霸中原已成定局时再枉做小人？
李仲文被杀，是典型的诬以谋反。他是接壤突厥边境的军区总司令，要杀他，当然最方便的借口就是说他勾结突厥了。
文章又谈到迁都之争。据《资治通鉴》所载，当李世民提出反对迁都之议时，李渊的反应是接纳他的意见。但文章指出，《旧唐书》对此事的记载却是李渊大为生气，只让他率三十余骑去对付颉利。
这件事与《资治通鉴》记载很不一致。《资治通鉴》所载，是先有迁都之争，然后另一天李渊带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到郊外打猎。李建成有一匹貌似肥壮却易于在奔跑中马失前蹄的马，他让李世民来骑它。结果这匹马果然连续三次栽倒，李世民每次都及时跳离马背，等马爬起时再骑上。宇文士及从后面赶上来帮忙，李世民就对他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
李建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唆使妃嫔将李世民的话加以歪曲，告诉李渊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果然勃然大怒，先召李建成、李元吉来查证。二人自然只会落井下石，不会澄清事实，这更令李渊怒不可遏，再召李世民来，责备道：“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这句话露骨之极，完全将父子之间仅存的一点点虚情假义的面纱都撕下来了，直斥李世民有夺位之心。
李世民受此冤屈呵斥，羞恼交加之下，倒还能保持冷静，知道此时李渊正在火头上，争辩说理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火上加油，所以脱下冠帽，叩头要求由司法机关来调查这件事的真相。
李渊的愤怒一时犹未化解，忽然传报说突厥入侵。李渊这才换了副面色，让李世民戴回冠帽，遣他去对付突厥。
此事仅见于《资治通鉴》，但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应该属实。《旧唐书》显然是将这两件事合并为一件事来写了。
后来的事情值得在此处提及。李世民与李元吉出兵后，适逢关中连日大雨，道路泥泞，军粮无法接济上。而军队连年征战，厌战情绪很强烈，军备也残破不堪，形势极其险恶。
唐军在豳州与突厥军猝然相遇，李世民对李元吉说，应该出城与突厥打上一仗，不可示弱。李元吉则很畏惧，说敌我悬殊，不可轻率出战，万一失利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
李元吉其实并非真的畏惧，而是他随军出征，实负有监视李世民之责。他故意令自己部下的兵将按兵不动，那是要进一步削弱李世民的兵力，引他打一场败仗，以乘机打击他。
李世民自然看穿他的用心，但他也已胸有成竹，所以说你不愿出战就留下来观战，我自己去好了。于是他率骑兵到突厥阵地喊话，指责对方撕毁盟约，无故入侵，并挑战说若颉利愿单打独斗就与他来打一场；若要出动大军，他就以这一百骑兵应战。
颉利一时摸不准李世民的虚实用心，未作反应。而李世民又向前逼近，对突利谈起“香火之情”，这是史书第一次记载李世民与突利间的密切关系。
而颉利听到“香火之情”的话，霎时间疑云大起，疑心突利私下与李世民有密谋，忙阻止李世民继续前进，只说自己来不是入侵，只是重申前盟，于是率军后退。
李世民在稍后又乘大雨和黑夜而率军逼近突厥大营，令突厥军队骚动不安。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分析利害关系，说服他与自己和解；所以在颉利打算反击时，突利反对，遂使颉利不敢轻举妄动而撤军。
突利又与阿史那思摩去见李世民，二人再次结拜为兄弟。阿史那思摩更随李世民回长安见李渊。
由上述史实可知，李世民一直在突厥中采取分化拉拢的手法。这一手段非常成功，多次在突厥中造成意见分歧，从而一再击退突厥的入侵。后来李世民登基后大举扫平突厥，也是突利首先率部归顺唐政府，造成颉利的孤立与失败。
而阿史那思摩由于相貌不像突厥人，被疑心是通奸生子，在突厥中一直受到冷落排斥，可能也是在这一次被李世民趁机拉拢了过去。
后来他受到李世民重用，被赐姓李，因而史书中称之为李思摩。
由此可见，所谓李世民与突厥的关系密切，主要是与他着意拉拢的那一批较失意的突厥贵族关系密切。陈寅恪因此而说“可见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是失于笼统了。
另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李建成也曾派手下去招募过突厥骑兵三百来补充东宫军力。可见利用突厥并非是李世民的专利。
在谈及玄武门事变时，文章猜测说，事变前突厥入侵可能是李世民招来的。这种论点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因为突厥入侵对李世民有什么好处呢？从事件发展来看，李渊剥夺李世民的军权，李元吉、李建成等策划“昆明池政变”要置他于死地，逼得他不得不在无把握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发动政变。政变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李世民又怎能预见到自己会成功而事先安排突厥来攻呢？
若说李世民原本是打算借打突厥而重握兵权，反过来以军队对付李建成，却被李渊识穿其用心，反而夺其兵权，那也是不近情理的。因李世民若真有此心，他早在那次于豳州击退了突厥兵时，就可以实施这种以军队夺权的方案了。那时他的处境仍比玄武门政变前夕较好，胜利的把握要大得多。
再说，到突厥攻到长安时，玄武门政变早已结束，李世民已登基为帝。突厥此举反而会严重威胁到李世民政权的稳定，成为他登基后马上要面对的第一个棘手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