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李世民在渭水边和颉利悄悄的一席话是什么内容，史书中早有透露：是李世民答应贿赂突厥大量的金银绸缎，以换取他们撤军。以贿赂来使突厥退军，是唐初的惯用手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据刘餗的“小说”所载，李世民曾以突厥围困之事问计于李靖，李靖提议一面倾府库金银来贿赂突厥，一面派军队抄截其后路。
以贿赂求和使突厥退兵，说起来毕竟不大光彩。史书出于溢美李世民，将他描写成正气凛然，一番理正词严就能斥退敌军，所以对渭桥之盟中的谈判详情不予细述。此亦人之常情乎。
李世民在此事中实在是委曲求全，既要维护中原大国的尊严颜面，又要竭力避免挑动突厥和唐军即时开战。所以，他对此事深以为耻，史书记述时有所隐略，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章也承认，“本节讨论成为李渊、李世民关系中的芥蒂的突厥问题相当微妙，很没把握”。
事实上，李世民诚然需要靠对突厥作战之机来抓兵权，但若极端到说他勾结突厥来对付李建成，则不大可能。因为这种事太危险，一不小心就会玩火自焚。一个处置失当，则即使可以打击李建成，自己的皇位也会弄丢，甚至前拒虎而后入狼，连大唐江山也会拱手让于异族，那样的结果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
李世民在历史上以精明的政治家著称，想来他还不至于会犯下石敬瑭、吴三桂之流的大错吧。
昆明池政变：剑拔弩张的争斗前奏
据史载，在武德九年夏初，突厥数万骑入侵乌城。若在平时，率军抵御之事往往委于李世民。但那次李渊却一反常态，不让李世民出征，而命李元吉领兵。
李元吉乘机奏请将秦王府下的骁将精兵如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秦琼等调归自己统辖。同时，他又与李建成密谋在昆明池摆下鸿门宴，在出征的饯别宴上埋伏刺客杀死李世民及尉迟敬德等人，然后入宫逼李渊让位。
这就是所谓的“昆明池政变”。
对于这场未遂的政变是否存在，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昆明池政变”是一个谎言，只为捏造出来将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掩饰为迫不得已。
《枭雄兴亡录》持此说。文章这样分析：“李建成的整个计划，是对李世民的力量逐步加以削弱。如果李世民乖乖交出兵权，放走秦府的几员战将，他不过是个空头王爷，哪里还需设什么‘鸿门宴’？政治家从来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
另一种意见是：“昆明池政变”确实存在。胡如雷持此说。他认为，李建成、李元吉的谋划中逼迫李渊一说应属杜撰，只为后来李世民的逼父退位开脱。而除此之外，其他的记载应该属实。
他举的理由有二：当时李渊已下了牺牲李世民的决心，李建成等摸准这一点而向李世民下手，并不奇怪；这一阴谋是由东宫太子率更丞王晊揭发出来的，有此人证，当属事实。
我个人的意见是比较倾向于胡如雷的看法。
《枭雄兴亡录》说如果李世民交出兵权，就不需设什么“鸿门宴”了。但问题正在于，李世民决不肯交出兵权。因为权在人在，权亡人亡，李世民若交出兵权，就等于伸脖子到李建成的刀锋之下，听候宰割。李建成也一定猜想出李世民会使用非常手段来反抗的，所以才搞“昆明池政变”来诛杀他。他只是没想到自己的谋划竟会被李世民事先知道，抢先动手。
胡如雷说的对，王晊告密是“昆明池政变”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明。史书中对王晊的姓名、在东宫的官职、告密的详细过程，全都记载得很清楚，毫不含糊，不似是伪造出来的。
我们只要将它与史书中其他伪造出来的史料进行比较，就更清楚了。如史书中捏造唐朝刚建立时，有大臣将佐请求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史书只是说有人这么请求，那人是谁？他说过什么话？完全含糊其辞。而遍查唐初各大臣将领的传记事迹，也缺乏与之呼应的记载，所以可断定是伪作无疑。
而王晊告密则不然。史书除了没有载明他是如何给李世民收买做奸细之外（为尊者讳，当然不能记载李世民有此等小动作），其他情况都说得很清楚明白，可见应属事实。
此外，还可以用推理之法来证明“昆明池政变”的存在。
《枭雄兴亡录》中说李建成对付李世民的办法是“蚕食式”的，那基本正确，但失之片面。我们应该注意到，李建成和李世民争权，是有两个战场的：一是在京师内，这是主要战场，因为李渊仍在世，对于政权继承的人选，他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二是地方上，这里的斗争由于战场面积大，短兵相接的情景不易出现，所以显得较为隐晦。再加上史家为了掩饰李世民的夺位野心，对于他在地方上的种种经营都避而不谈，所以地方战场上的斗争不易为后世史家发现。
但现在基本都认为地方上的确存在着两兄弟的势力范围：河北、山东（崤山以东）一部分是李建成的势力范围，而河南、山东大部分是李世民的势力范围。
从前面几节的分析中可见，在京师这一战场上，李世民是全面处于劣势的：从朝中大臣到后宫妃嫔，从李渊到李元吉，无不是支持李建成而反对他的。
但在地方战场上，优劣之势却是逆转过来了。因为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又担任过地方上的尚书令，所以地方上拥戴他的力量不少。
而李建成直到武德六年才在魏徵的建议下，利用对刘黑闼第二次战役的机会，在山东庆州、河北幽州等地培植地方势力。时间太短，远不及李世民的长期经营。而且，李建成培植力量的方法主要是以金钱来拉拢。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关系很脆弱，缺乏真正的忠诚。顺境时乐于锦上添花，一旦转为劣势就很难指望他们能雪中送炭。
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后，地方上尽管也一度骚动，发生了李谖作乱之事，但终究不成气候。李世民还未派兵平定，他自己的内部就先自相残杀而告瓦解。这一方面是由于李世民对政变后遗症处理得很好，想乘乱浑水摸鱼者难以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却也说明李建成在地方上的经营并无太大效果。
反观李世民，他与地方力量的结合，是通过并肩作战而成的，属于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非常忠诚可靠。“张亮事件”便是证明。
李建成对这一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他曾欲借“张亮事件”来打击李世民，破坏他在地方上的势力，但告失败。这必定令他体会到李世民在地方上力量的强大。
史书上有一记载可说明李建成对这一点的认识。史载，李建成曾召李世民夜宴饮酒。李世民忽然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李渊知道后一面勒令李建成不可再召李世民夜饮，一面到秦王府探病。他估计到此事可能是李建成在酒中下毒，便对李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李世民此时内心想必大喜过望，面上却是“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李渊就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
但后来李建成、李元吉得知此事，就商量说：“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所以在李渊面前游说，说李世民身边的人多是山东人，“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李渊遂打消了让李世民迁往洛阳之心。
这一记载疑点甚多。如以李世民之精明谨慎，在他与李建成争权的形势下，怎会轻易接受夜饮之邀而不防备对方会在酒中下毒？另，人的体内能有多少血？李世民竟能吐血数升而不死，岂不成了医学上的奇迹？此处史书怕有夸大其词之嫌。而李渊承诺让李世民在洛阳建天子旌旗就更加不通。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李渊这样做岂不是制造出两个天子来，等于是制造国家分裂？
这一段史料真真假假，估计真相可能是李渊当时还未下定决心牺牲李世民，又看到两兄弟若挤在京中，争斗必难避免，所以想将李世民暂时调离长安到洛阳，以缓和二人的矛盾。所以，让李世民去洛阳是真，建立天子旌旗等则应属伪造。
而在李世民来说，当时他备受打击，完全处于挨打的境地，若能暂时离开长安，到他的势力强大得多的洛阳去，无疑是给了他一个喘息休整的大好时机。所以说秦王府内上下人等都欢欣雀跃，并非诬造。
但李建成对此点显然看得很准确，知道一放李世民出长安，就是纵猛虎归山、放蛟龙入海。而他此时正处于乘胜追击的阶段，岂能轻轻巧巧就让李世民溜出他的五指关？所以极力阻挠。
从唐初统一战争中李世民的表现可知，他堪称杰出的军事家。只要手上有兵，李建成就未必是他的对手。但在长安城中，李世民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根本没有军队可供调度。仅就法定允许的武士人数而言，东宫和齐王府合起来可有几千人（胡戟、胡乐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一文提到玄武门事变时，东宫、齐王府出动的兵数达三千之多），而秦王府却不过八百。虽然李世民曾私蓄兵力，但人数绝对不能太多。因为人数太多就会目标太大，易于被李建成发现。再说，东宫、齐王府同样也可以私蓄兵力。
不仅如此，由于李建成长期镇守京师，城中几万禁军，名义上虽不属他统辖，但暗下里的私交想必不错。再加上李渊站在李建成一边，一旦发生什么事变，李建成若要求李渊下旨将禁军调度权交给他，完全是可行的。
这么一对比，李建成以几万兵马对李世民的不足一千人，力量悬殊到这个地步，李世民想在长安内抗衡李建成简直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李建成才这么自信地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
正因如此，想来李建成推测李世民要有反抗行动，一定是潜逃出长安，到河南去纠集支持者和他对抗。若真的被他溜出长安，必定是兵连祸结、后患无穷。
首先，跟李世民打仗，他有把握胜吗？其次，就算侥幸胜了，那时一片锦绣江山亦必尽为焦土，对于他这个未来的统治者有何好处？所以，将李世民困在长安，尽快将之诛杀，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决非如《枭雄兴亡录》中所言是“徒劳无益”的。
研究历史，若能进行一些横向比较，有时会有很好的效果。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它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局面与中国颇为相似，可拿来借鉴。像日本尊氏足利不能守住天皇就是一个好例子，可与上述李氏兄弟的争权参照来看。
日本幕府时期的尊氏足利，“挟天子以令诸侯”，将天皇困在京城中，没有将他杀死。后来天皇男扮女装混出京师，召集起显家等效忠他的家族与足利对抗。虽然最终是足利胜了，但在战争中却使尊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以致后来两兄弟反目成仇、兵戎相向。
不妨假设，李建成若不诛杀李世民，而李世民又不敢孤注一掷在玄武门发动政变，而是潜逃出长安到洛阳振臂一呼，号召起效忠他的地方势力跟李建成打仗。那时李建成一定得倚仗李元吉去应战。姑且不论李元吉能否是李世民的对手，即使退一步说，李元吉真的打败了李世民，他是否会像足利之弟在平叛中功劳赫赫，不甘心屈居于兄长之下而与之决裂呢？从上述分析可看出李元吉有先除李世民再对付李建成之心，这种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李建成不能不考虑到后果代价之大，所以他定谋设下昆明池这“鸿门宴”来诛杀李世民，是合乎情理的。
从上述的分析也可看到一点：即李建成没有考虑到李世民会发动宫廷政变，因为他认定李世民在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下，在这种绝对的劣势中，决不敢轻举妄动。正因这一招想差了，直接导致了他的灭亡。
此外，证实“昆明池政变”存在的还有一条有力证据。在李世民上奏章指斥李建成欲冤杀他后，皇宫中一直支持李建成的张婕妤马上得知这一事情，将之转告给李建成。李建成与李元吉开始商量此事。李元吉感到李世民此举非比寻常，一定有非常行动紧随于后，所以建议李建成命令东宫中的卫队做好作战准备，同时假称有病，不去上朝。
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对李世民的谋划往往比李建成要看得更清楚。他这一建议本是十分明智，但李建成不以为然，说：“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李建成这一话中的“兵备已严”，是说京城各处兵马已经出动备战，进一步证实他已备下兵马来发动“昆明池政变”，否则无缘无故调动军队，岂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