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李渊已下定决心牺牲李世民时，他便开始听从李元吉的建议，不合理地惩罚李世民的下属。如李渊削了秦王府中程咬金的公爵封号，将他贬到康州做刺史。程咬金并未犯错而遭此贬谪，自然是出于打击李世民的意图，属于不合理的惩罚。
结果是程咬金坚决抗旨，对李世民说：“知节以死不去。”宁死也不屈从。可见秦王府属下对于李渊的无理圣旨是坚决抵制的，哪怕是因此而背上违旨死罪，也决不退让。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秦王府将士对李世民的忠心耿耿，部分地解释了李世民虽处劣势却仍能获胜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杜淹如果真的是无罪而遭流放的话，他是决不会顺从的。
那么，李世民本人又如何呢？李世民当然更不会接受这样的压制。同样是在玄武门政变前夕，李渊又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将尉迟敬德逮捕下狱，也是无理降罪。
李世民此时以极其强硬的态度，逼李渊将之释放。可见李世民在面对李渊的无理圣旨时，同样是顽强抵抗，决不屈服的。由此事可再次证明，若杜淹是被无理降罪的话，即使他自己不敢抗旨，李世民也必定会为他在李渊面前争个公道，不会坐视不理。
但从史书记载来看，李世民对李渊的降罪是默认了的，并没有公开抗辩。而杜淹也没有像后来的程咬金那样宁抗旨而死也不遵旨，有任何的反抗行为。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李世民在此事中是理亏的，李渊的降罪是合理的，所以他不敢抗旨。
但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李世民率兵平叛，只会有功，不可能理亏。这一矛盾的存在，只能有一个解释——史书的记载不真实！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大致作一些推测：很可能李建成派尔朱焕、桥公山到庆州送盔甲武器给杨文干这件事是真的。李建成为了对付李世民而在地方上暗自集结兵力，以为日后之用，并不奇怪。而尔朱焕、桥公山二人显然被李世民在暗中收买了过去，所以行到半途折去仁智宫，诬告李建成这样做是为了马上命杨文干起兵作乱。
李建成送兵器给杨文干虽然不是为了造反，但毕竟是非法的，再加上告他的是东宫下属，李渊没有不信以为真之理。李渊果然中计，勃然大怒之下急召李建成。
李建成虽无作乱之心，但已陷于嫌疑之地。当时李世民在李渊身边，李建成自然会害怕自己孤身前往，一旦李渊听信李世民的唆使，他很可能会有性命之忧。所以当时东宫僚属中有人提议李建成据长安起兵，真的作乱，这一记载也应该是真实的。
但李建成若听从了这一建议，可就正中李世民下怀了。因为这样一来，不管李建成最初是否有心作乱，他已造成了反叛的事实。李世民若领兵前往镇压，乘乱将之诛杀，那也是名正言顺，不仅不存在“手刃亲兄”的诟责，反而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他就成了大义灭亲的功臣。
李建成最终选择了遵旨前往拜谒李渊，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明智，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的确没有造反之心，所以胸怀朗朗，有信心李渊会明辨是非，查出他是无辜的。
但李渊当时狂怒不能自禁，根本听不进李建成的解释。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悲愤得以头撞柱，其内心之委屈，可见一斑，几欲以死明志。但李渊仍不能谅释，命人将之囚禁。
当时宇文颖受命去召唤杨文干。据史书说，李元吉勾结宇文颖，让他将李渊召见的真相泄露给杨文干，杨文干于是恐惧而起兵作乱。这件事真实程度如何，现在很难推测。到底是杨文干知道李建成被下狱而判断李渊已经不能分辨忠奸，恐惧自己前往解释也只会步李建成的后尘，所以不顾一切起兵欲求一逞呢？还是李世民在其中做了什么手脚，逼得他铤而走险呢？但不管怎么样，即使情况属于前者，杨文干起兵也绝非李建成的授意，而是间接为李世民所逼。
情况发展到武装斗争的地步，读李渊愤怒之余自然也惊恐不安，便召来李世民与之商讨对策。读史书所载二人的对话当真是妙不可言。尤其在读史者已经知道此事其实是李世民在背后一手策划，而李渊又蒙在鼓里时，更是十二分的有趣。
李世民说：“文干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读史者须小心体味这一番话的言外之音。李渊既召他来问对策，早就是在暗示要他去率兵平叛了。以李世民平日之乐于抓兵权、出征战，竟然说出上述似乎是想置身事外的话来，岂非大谬？可见他并不是真的不想去平叛，而是在跟李渊讨价还价，要李渊先答应他的条件，他才肯出兵。什么条件？他当然是不便公然说出来的，只能暗示而已。
李渊也是聪明人，岂有听不出这言外之音之理？而他既想求李世民出兵，应早料到要做这次“交易”，妥协之心早就定下了的，因此他回答：“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在这番话中，李渊既有妥协让步的一面——答应废李建成而立李世民；但也有画出了底线，决不再退后半步的一面——决不能做当年隋文帝杨坚废杀杨勇而立杨广之事。
李渊在此，已是尽可能做到不卑不亢，不失天子的尊严。但危难当头（他以为是这样），又不得不求助于李世民。
李世民既已得许诺为太子，夙愿已偿，大概也心满意足了；再看到李渊对底线坚持的态度颇为坚决，还暗许他日后可在李建成不服管制时予以镇压之权，也就没有再得寸进尺，答应了出兵平叛。
这一场父子对话，表面上说得婉转漂亮，暗里却是在进行政治交易中激烈的讨价还价。
另外，后来李世民即位后回忆，称李渊曾有许诺立他为太子之事，这一说法与史书上通常说的有将臣请求李渊改立太子，而李渊也颇有废立之心属于伪作的不尽相同，应该是实有其事，指的就是这次李渊的亲口许诺但又事后反悔。
但就在李世民离开之后，李元吉及一些倾向于太子的妃嫔乘机为李建成求情。而其中发生转折的关键则在于封德彝。据史书所载，经封的“固谏”，李渊遂罢废立之心，并且很快就释放李建成回长安，居守之职也恢复原样。
封德彝到底说了些什么，令李渊回心转意了呢？我们也可以猜出个大概。封一定是向李渊详细分析了李建成的处境：他身为太子，只要安于本分，以后自然而然就是皇帝，那又何必弄巧反拙，急于起兵夺权呢？再说，李建成若真有作乱之心，事败后理应据长安马上起兵，断无孤身来谒之理，否则岂不是自投罗网？
综合种种因由，李渊惊愤之心一去，清醒镇静下来回心一想，自然马上意识到李建成作乱之事太不近情理，十有八九是李世民诬陷所致，态度遂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此有一个问题须谈及：以李世民策划此事之天衣无缝，他何以没想到在他离开后会有人向李渊澄清事实，以致他前功尽弃，而且因此而失尽李渊对他的信任？
这就得谈到封德彝和李世民的关系了。
前已述及，封德彝在两兄弟争权中表现得最为狡猾。他表面上亲近李世民，实际上却是在帮助李建成。他这种态度如此隐秘，以致李世民一直不知道他的真面目，直到他死后才揭破此事。
李世民又是怎样跟封德彝结交的呢？早在平定王世充之役中，唐军曾因久攻洛阳不下而疲敝思归。李渊当时在长安也听说士气不振，故派封德彝到洛阳下旨召李世民撤军。李世民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而不从，反遣封入朝向李渊解释战况。封出色地为他完成任务，打消了李渊的误解，可能正因为此而受到李世民的器重，并与之结交。
在窦建德军来支援王世充时，唐军将领中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撤军，一派主张分兵迎头痛击夏军。封支持前一派意见，但李世民考虑再三后采纳了后一派的主张，结果大破夏军，生擒窦建德。事后李世民曾对封说：“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虑，不免一失乎！”由此可见李世民虽没听取封之意见，但仍视之为“智者”，对他仍是很看重的。
到玄武门政变之后，李世民迅速将自己的心腹将领安插到要害职位之上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在这批新官中，大部分是秦王府的原班人马，如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侯君集、段志玄等。小部分是朝中与他亲善的大臣，如萧瑀、高士廉、宇文士及、颜师古等。其中只有封德彝、薛万彻、李客师、刘林甫等人不是李世民的嫡系力量。
其中李客师是李靖之弟（李靖字药师），李世民后来重用李靖，提拔他弟弟应是为了安抚他，争取他的支持。刘林甫的经历无法查明，且不去说。薛万彻倒是李建成的人，且在玄武门之变里效忠于李建成，为他而与秦王府部属殊死作战。李世民重用他，一方面是为了摆出他诚心不计前嫌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像薛万彻这样忠肝义胆的军人，李世民能凭直觉信任他，就像当年信任降将尉迟敬德那样。而封德彝当时被封为右仆射，实质乃是宰相之职，握有实权，可见在李世民心中是将他视为朝中支持自己的“秦王派”的。
正由于此，李世民离开时认为李渊身边的封德彝是自己人，若李渊有反复之心，封必能为他打消此心，一如当初为他打消李渊召他撤军之心一样。所以他能如此毫无顾虑地领兵出战，而不必担心事态会发生逆转。可他做梦都没料到，封不仅没有维护他，反而站到反对他的对立面去；不仅扭转了李渊的废立之心，而据《旧唐书》所载，封德彝甚至游说李渊，说李世民恃着自己有大功劳，不甘屈居太子之下，李渊如果决心不改立他为太子，就应该乘早将之收拾，竟开始劝李渊下决心诛杀李世民了。
这次“杨文干事件”，李世民的谋划可谓天衣无缝，但只因没察觉到肘边隐伏的大敌，以致功败垂成。否则的话，他不必于日后发动玄武门政变，不必亲手射杀同胞兄长，在历史上的评价当对其更有利。
另外，在此事中仍可找出一些疑点，如李世民在平叛中，杨文干被部下所杀；而派去宣召杨文干的宇文颖被指称泄露秘密，并勾结杨文干起兵，亦被俘杀。二人都是如出一辙，不及送回京师审问就已被杀，如此巧合，不由得令人疑心是否出于李世民要杀人灭口。如果是的话，那么杨文干起兵很可能就是受了李世民暗中设计相逼。但如今史料湮没，后人是很难勾沉出其中的真相了。
那么，“杨文干事件”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先说对李建成的影响。李建成在此事中较之李世民是有利的。他虽受了一场委屈惊吓，但使李渊更坚决地站在他这一边，李世民日后再也无法重施故技，靠挑拨李渊与他之间的关系来达到打击他的目的。
同时，李世民这次直接危害到李建成的性命安全，使他改变了以往不欲以流血手段来对付李世民的态度。在此之前，李元吉曾扬言愿为他手刃李世民，也曾私自安排过行刺李世民之举，但他原则上并不同意，也多次予以制止。但在这一事件之后，李建成终于下了决心要置李世民于死地，所以后来就接连发生了数起谋害李世民的事件。由此推测，史书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
后来，在玄武门政变之后，李世民曾斥责魏徵离间他和李建成之间的兄弟之情，魏徵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可见魏徵曾劝李建成杀害李世民。那么他是什么时候作出这一建议的呢？可以推想，很可能就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
但李建成在此事中也受到打击。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王珪等人被当做替罪羔羊而遭流放。这使东宫的智囊团的素质有所下降。因为李建成在地方上培植武装力量，毕竟是非法的，李渊不能不对此有所表示。
不过要指出的是，这种非法行为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在“杨文干事件”之前，李建成就曾在东宫内私蓄超出法定编制外的武士，组成所谓“长林军”，结果被李渊发现了。李渊非常生气，下旨斥责，并勒令将“长林军”解散。
很可能李世民从此事中得到灵感，查出李建成在庆州私蓄武装力量，若只是揭发出来，不过是第二次“长林军事件”，虽可破坏其武装力量，却不足以打击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所以一直隐忍不发，直到李渊去仁智宫避暑时看准时机才设下圈套。
而事实上，李世民自己也私蓄了个人的武装力量。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尉迟敬德劝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政变时曾说：“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这句话就泄露了李世民的确私自蓄养武士，只是未被李渊、李建成等发现罢了。至于地方上的武力集结，李世民也并不落后于李建成。“张亮事件”就可说明这一点。
“张亮事件”的前后原委是这样的：李世民曾担任过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所以在河南一带颇有势力。再加上他平定洛阳时将洛阳行宫中的宫女放还民间，又大肆封赏助平洛阳有功的官员，在当地有良好的声誉，深受拥戴。所以在争权之中，李世民早已看中了洛阳，便重点经营该地。
他派张亮率领王保等千余人到洛阳暗地结纳豪杰。这件事后被李元吉发现，向李渊告发。李渊将张亮下狱，严刑拷打，逼问其背后主使者。其实不必逼问，李渊早应知道幕后的主使者是李世民。但他要拿到人证口供才能名正言顺地对付李世民。
但张亮咬紧牙关，在严刑逼供下始终一言不发、守口如瓶，竟无法将罪名推附到李世民身上，最后只好将之放回洛阳。“张亮事件”未能扩大成另一次针对李世民的“杨文干事件”，完全是由于张亮经受住了严刑拷打。这又再一次证明李世民下属对其之忠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李渊、李建成等对他的打击。后来张亮官至刑部尚书，而他原来的出身只是农民，能居此高位，自然是出于李世民对其忠诚的报答。
再说“杨文干事件”对李世民的影响。李世民这次谋划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结果是打草惊蛇，不仅令李建成的戒备之心更盛，并坚定了杀他之心；更令李渊丧尽对他的最后一丝信任。这等于是将自己置于刀尖下过活了。
如果说在“杨文干事件”之前，李世民突然雄心尽失，不欲再与李建成争夺太子之位，散尽身边的将佐部属，甘心做个藩王，那么他还能及早抽身，退出争斗；但在此之后，他就是后悔也已来不及了。结果只能有两个：或者成功而登基为帝，或者失败而身败名裂，再无第三条道路了。因此，后来的宫门喋血，至此势所难免。
自此，两兄弟的争权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联络突厥：曲线救国的险招
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如果自己的实力不如对手，就会想出“借力打力”的办法，或者借用对手的力量补充自己的实力，或者拉拢第三方力量作为自己的助手。
面对拥有合法继承权的太子李建成，面对父皇李渊对太子的极度信任，李世民只能寻找合作者，扭转局势。于是，他打算借助突厥的力量，里应外合，夺取太子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