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换了李世民自己，恐怕在这种局势之下也只能这样抉择。事实上，在十多年后，当李世民自己也为废立太子之事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他的行为大致来说与其父李渊并无重大出入。李世民宠爱嫡子中的次子李泰，感情上严重地偏向于他。但一旦李泰仅因一次行动不慎而被李世民察觉到他野心勃勃，恃强凌弱欺压幼弟时，李世民马上就打消了改立他为太子的念头。而李世民对太子李承乾的不长进失望了一次又一次，却还是再三再四地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李世民最终是在贞观十七年四月废了李承乾的太子之位的，但直到贞观十六年，他还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以平息朝廷内外猜度他要废立太子的疑心；而到贞观十七年正月，他还公开向群臣保证决不更换太子。若非李承乾最后被牵涉进谋反事件中，李世民最终能否废他，还是未知之数。
由此可见，李世民是何等厚太子承乾而薄次子李泰。那我们又怎能责备李渊当年厚太子建成而薄次子世民呢？
齐王李元吉的态度
李元吉为什么倒向李建成一边？
李渊儿子虽多，但除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外，其他年纪均幼，在政治上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建成既与李世民相争，李元吉的倾向就具决定性意义了。结果李元吉倒向了李建成一边，力量对比遂呈以二敌一之势，使李世民陷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那么，李元吉何以会倒向李建成呢？
历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出于史书记载，也为大多史家所采纳。据史载，自从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后，李渊就一直派李元吉随同李世民出征。史家认为，李渊这样做是为了让李元吉跟从李世民学习行军打仗之法。但前文已经提到过，这恐怕是李渊要分散李世民的权力，免得他过于独揽兵权。但不管怎么说，直到对刘黑闼作战时为止，李元吉在军中的作用基本还是协助作战而非监视掣肘。
何以见得呢？在窦建德进军支援王世充时，李世民亲率三千五百军士奔赴虎牢堵截夏军，将对付王世充之责委于李元吉，可见当时对他并无戒备之心。到李世民大败王世充、窦建德回军长安时，凯旋军队列队游行进入长安城，李世民身披黄金甲于前，身后是二十五员最骁勇的大将方阵，而领头的正是李元吉。到对刘黑闼作战时，李世民在洺水之役中击垮刘黑闼，胜利已有把握后，因李渊已多次召他回长安，他就将兵权移交给李元吉。
由这一系列的兵权顺利交付的情况来看，当时李世民对李元吉并不猜忌，两兄弟的关系大致正常，不存在矛盾。
转折点是在第二次对刘黑闼的作战中。那时李建成深感李世民的军功对己已造成压力，便要求此次出征由他领兵。李渊也一反常态地答应了，并命李元吉从旁协助。从后来的事件发展可推测，李元吉就是在此次与李建成的合作中被拉拢过去了。
史书记载，李元吉之所以倒向李建成，是因为他自己对皇位也有野心。若他追随李世民，以李世民的精明强干，他永远也压不过头去，只能为李世民所驾驭。但追随李建成却不同，因为在他看来“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一旦除掉李世民，李元吉就会向李建成下手，将他也干掉，他自己就可以做太子了。
第二种看法以胡如雷为代表。他认为李元吉其人在李氏兄弟中排行第四，文才武功不仅不及李世民，也远逊于李建成，齐王府的力量与东宫或秦王府相比都处于下风，他根本就做不到“取东宫如反掌”。而且他本人肤浅狂躁，也不可能有先除李世民，再除李建成的深谋远虑，更不会得到李渊的认可，所以第一种看法完全不近情理。
胡如雷认为，李元吉投靠李建成的原因有四：（1）李元吉是想从李建成、李世民的相争中借机攀附一方来谋取政治资本。（2）李建成身为太子，继位可能性大于李世民，李元吉自然将赌注下在筹码大的一方。（3）齐王府一旦与东宫合作，再加上李渊的偏袒，秦王府必处绝对劣势，李元吉认定自己这样选择是赢定的。（4）李世民执法严明，而李元吉行为放荡，不守法纪，若李世民在位，他的日子恐怕不太好过。
对于上述的两种看法，我认为胡如雷的分析很有层次，提的四条理由都是事实，但并不能由此而证明李元吉就没有要自己当太子的野心。胡先生似乎忽略了一点，即李元吉的确是缺少政治资本，但没有政治资本并不等于没有政治野心。若李元吉能那样将齐王府的地位看得如此透彻明白，那李元吉就不是他所形容的“肤浅狂躁”，而是“深谋远虑”了。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历史人物能像后世史者那样通观全局，思前想后，历史就将永远严格遵从理智设定的轨道来前进，就不会出现这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了。
所以，我个人仍较偏向于第一种想法，虽然胡先生所举的四条理由都可以成为辅助的因素。这一点是可以用史实来证明的。
据史书所载，李元吉曾多次在李建成面前激情表态，称自己愿亲自为他手刃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李元吉暗伏刺客欲于席间击杀李世民。反而是李建成心地仁厚，怕因此而惊骇了李渊，及时制止了他的行动。
事后李元吉埋怨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这一句话很妙，读史者可要注意其言外之音。从上文的语气来猜测，这句话想来是在李建成事后责备他轻举妄动、大胆妄为时李元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说的，完全是一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情景。
李元吉如此急巴巴地要干掉李世民，其“热心”之过分，简直好像是他在和李世民争位，而不是李建成。这就令人不得不疑心到他深层次的动机是什么。
而在玄武门政变前夕，又是李元吉在李渊面前公然请求削李世民的王号，将之诛杀。李建成这时说过什么？史书没有记载，若他有比李元吉更激烈的主张，史书一定会大书特书，以显示他是何等不念兄弟之情。但竟然没有！这只能说明李建成还远不如李元吉那样急于要置李世民于死地。
这一方面再次证明李建成的本性善良，另一方面也显露出李元吉的心急背后有掩饰不住的勃勃野心。
这里也可以兼谈李建成的人品问题了。古代史书为了粉饰李世民夺位的合理性，将李建成丑化成“喜酒色游畋”之徒。在诸史书中，倒以《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平实可靠，肯定了李建成“性仁厚”。而至于说他喜欢饮酒、女色、游猎，老实说这可算不上什么大缺点，李世民自己又何尝没有这些毛病？作为封建统治者，这样的小毛病也实在不足为诟。
相反，在进军长安途中，李建成提出的建议不少与李世民是一致的，可见其有一定的军事修养。而武德年间，他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得中规中矩，并未发生什么大错，可见他是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的。反而是李世民当时长期在外征战，虽也兼任过尚书令一类的文职，但对武德年间的政务影响不大。
说到军事方面的才干，李建成诚然望尘莫及于李世民。但做皇帝首要的乃是政治家的才能，而非军事家的本事。更不必说李建成手下也网罗了魏徵、王珪等人才，这些人后来都为李世民所重用而成贞观年间的一代名臣，可见李建成也是擅长招贤纳士的。而他在第二次对刘黑闼的作战中，采纳魏徵的建议，以怀柔为主，武力为辅，迅速而彻底地平定了叛乱，也显示出他政治和军事完美结合的才能。
至于在后来的争权之中，李建成更是数次阻止了李元吉对李世民人身性命的攻击，就更反映出他性情宽厚的一面。
总而言之，李建成绝非史书上所载的那种心胸狭隘、无德无才的人，中人之资还是有的。若他能继位，据现有的史料推测，即使不能开创“贞观之治”那样罕有的治世，但至少可以媲美于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之治”。
但既有了李世民的盖世之功，及因之而起的勃勃野心，李建成只好走上了一条他完全不能预计的道路，直到死亡作为它的尽头。
主动出击：李世民的策略
旧史书为了掩饰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所负的不道德的责任，都歪曲了史实，将李世民描绘成是逼于形势才和身边的部将谋臣而行动的，在整个事件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整场争权之战中，李世民是主动的，而且是始作俑者。早在平定王世充时，李世民就曾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过一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称他为“圣人”，还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史书上记载李世民的态度是“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想当天子之心已是昭然若揭。
到平定王世充返回长安后，他身披黄金甲，后跟二十五名大将，铁骑万匹，前后部军乐鼓吹，真是威风显赫，红极一时！在这种荣耀的驱使之下，有谁能不萌动取太子之位而代之之心呢？
但在后来争权的过程中，我们却一直只见到李建成、李元吉采取各种行动打击李世民，而不见李世民采取什么反击行动——直到玄武门政变的爆发。那么，李世民是否还处于主动地位呢？
出现上述情况，原因之一可能是史书是在李世民在位时编写的，自然极力渲染李建成、李元吉一方的咄咄逼人，却隐瞒李世民的反击行动。
原因之二则也可能是李世民当时处于劣势之中，确实也无力采取什么反击的行动，于是就显得只有招架之势而无还手之力了。
原因之三，则是其实李世民还是有所行动的，像“杨文干事件”、“张亮事件”及后来发动的“玄武门政变”都透露出他一直在积极地培植地方势力和收买李建成的手下。只是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不像李建成、李元吉的打击是公然而为。再加上后来史家的讳莫如深，真相就更加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中了。
杨文干谋反：兄弟之争的变奏
武德七年六月，爆发了惊人的“杨文干起兵事件”。据史书所载，李渊于该年夏天到宜君县仁智宫避暑，由李建成留守长安，李世民和李元吉随同前往。李建成乘机命杨文干起兵，以举大事。
他派尔朱焕、桥公山二人到庆州送盔甲武器给杨文干，不料二人走到豳州时越想越不妥当，因为密谋作乱可是株连九族的大事，一旦不成功就是灭门的大祸。于是二人半途上改了主意，驰往仁智宫向李渊告发此事。
李渊一听，自然惊怒交集，一边召李建成孤身前去进谒，一边派兵加强仁智宫的防守。李建成得知事败，害怕不敢前往，问计于僚属。徐师暮劝他据守长安起兵，赵弘智却劝他前往仁智宫谢罪。李建成最后还是采纳了后者的建议，亲赴仁智宫叩头。
李渊怒不可遏，将他监禁起来，只用粗茶淡饭维持他的性命，同时命宇文颖前往庆州宣召杨文干。杨文干闻讯举兵作乱。李渊先派钱九陇、杨师道出兵镇压，后又向李世民许诺改立他为太子，以换取他去率军平乱。
李世民出征后，李元吉与妃嫔乘机为李建成求情，再加上大臣封德彝的“固谏”，李渊竟又改变了主意，放李建成回长安。最后只说此事起于“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将他们流放到隽州。
李世民领兵到宁州时，杨文干的军队已经自行瓦解，他本人则被部下所杀，宇文颖亦被俘斩。至于改立太子之事，李渊只字不提。
我们看这一段记载，会有何感想？在这一事件中，无理取闹者是谁？李建成也！不守信诺者是谁？李渊也！功高不赏、受尽委屈者是谁？除了李世民还能有第二个吗？
上述记载看似合情合理，因此一直少有史家质疑其真实性，大多都认为受害者是李世民。这跟其他有利于李世民的史料被逐一怀疑而澄清出真相的情形大不相同。现代史家虽然由此事得出的结论与古代史家不尽相同，如胡如雷谈及此事时得出的结论是：“建成在如此不利和无理时，其父尚且这样对他包庇……（可见）李渊始终是向建成一边倾斜的。”却没有疑心过这一事件记载的真实性。
我自己关注唐初历史多年，但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一度也掉以轻心。在我所见到的研究论文与专著之中，最初提到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有可疑之处的是袁英光与王界云合著的《唐太宗传》一书，谈到“杨文干事件”时，以注脚的形式提到，一篇唐人笔记中有一句评述“杨文干事件”的话：“人妄告东宫！”因此提出杨文干事件中李建成可能是冤枉的意见。但该书只是以注脚形式处理这一问题，没有更深入地加以分析，因此当时我还没有太过注意。
后来，我再看到胡戟、胡乐二人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此文写得非常精彩，其中谈及“杨文干事件”时，指出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史家疑心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并引用了李树桐所著的《唐史考辨》之《唐杨文干辞连太子建成案考略》。文中称李树桐的见解是转引自日本著名的专考中国隋唐史的学者布目潮沨所著的《隋唐史考究》。而“人妄告东宫”一语原来出自刘餗所著的唐人笔记“小说”，并早在司马光的时候就已经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被提及。
既然有关李建成在“杨文干事件”中受冤枉的疑点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被史家所注意，但为什么迟至近年来史学界才开始澄清有关的真相呢？
显然原因在于“人妄告东宫”这一明确的记载是存在于私人野史之中，而且就这么一句，证据未免显得有些薄弱。但恰恰是因为它记载于野史之中，而正史里一切有关这一事件的真实性的记载都已经被李世民消灭得干干净净，只有这类存在于非官方的野史笔记的记载，才使李世民鞭长莫及，不能将之消除，则此话之真实性当无可置疑。
而且，这一句记载即使还不足以完全颠覆我们对“杨文干事件”的整体评价，也足以撕开被正史重重遮蔽的一道口子，为质疑“杨文干事件”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立足点。
据这一句话的含义，“杨文干事件”中，东宫是处于受诬陷的境地的，那么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正史中的一切已被李世民所篡改，我们虽可知其不实，但可否借助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还原出真实的面目来呢？
前已述及，李世民已将正史中一切有关此事件的真相都消灭殆尽，但一些破绽还是存在的。不妨细看一下李渊在事后的处置手法，就可以找出这些破绽来。
李渊事后将事件归罪于东宫、秦王府的下属，将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流放了。问题正在于此，按正史所载，此事无理一方完全在于东宫，流放东宫的下属并不奇怪，但秦王府一方完全是无辜的，反而还是平叛有功。李渊即使事后反悔不守承诺改立李世民，甚至不封赏其平叛之功，也绝无理由说秦王府下属有罪而将杜淹流放。
李渊此举若当真无理到这个地步，李世民岂肯默然接受，其下属又岂会屈从？或者有人会说，李渊是君，李世民是臣，君再无理，臣也违拗不得，李世民不能反抗何奇之有？
但只要纵观史书在其他事件上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确实是很奇怪的，因为它明显不符合李世民的一贯作风。只要看一看其他场合中李渊真的无理时李世民及其下属的反应，就可知上述意见大为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