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苾何力去世后，唐高宗追赐他为辅国大将军、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阿史那社尔，东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少年时就以智勇双全而闻名，受命统领臣服的东部铁勒诸部。乘西突厥汗国内乱之际，于公元628年率部迁至西域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占领了西突厥汗国土地的一半，拥有部众十余万人，自称都布可汗。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发兵一举灭亡东突厥汗国，威名远扬。阿史那社尔正确地判断了形势，于635年毅然率部投附唐朝，受到唐太宗的厚待，任命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并将皇妹衡阳公主嫁给他，为驸马都尉。阿史那社尔在归唐后，忠心耿耿，立下了赫赫战功。
公元640年，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为行军总管，率师出征高昌。由于阿史那社尔熟悉情况且出谋献策，使唐朝西征战事进展顺利，高昌很快被平定，唐于其地设西州，并设安西都护府管理，完成了统一西域的第一步。唐军班师回朝后，唐太宗册封他为毕国公，赏赐甚厚。
公元648年，唐太宗任命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出征龟兹。阿史那社尔既极其熟悉西域的情况，又能谋善战，因此出色地完成了唐太宗托付给他的这一重大任务。在谋划用兵龟兹时，他不是直接去攻取龟兹王城，而是分兵夹击，各个击破，俘虏其王。在龟兹另立新王，受到龟兹人民的欢迎。西域各国也纷纷遣使纳贡，归附唐朝，安西都护府由高昌移置龟兹，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基本控制了新疆南部地区。
阿史那社尔为官清廉。唐军征伐高昌时，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私取其珍宝，将士知之，竞为盗窃，君集不能禁”。但是阿史那社尔认为没有诏令，因此“秋毫不敢取”。当唐太宗有关诏令下达后，他又表现得十分谦让。唐太宗对他的这种高尚品德非常欣赏，为了表彰他并奖励他的军功，特将在高昌所得宝刀及丝绸千段赐之。出征龟兹时，将领郭孝恪的生活十分奢侈，“床惟器用，多饰金玉”。有一次，他把这类豪华的器物赠给阿史那社尔，却被拒绝了。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感叹地说：“二将（指郭孝恪和阿史那社尔）优劣，不复问人矣！”
阿史那社尔逝世后，唐高宗为了褒奖他的功绩，赐以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的称号，并下令把他葬于自己的父亲唐太宗的昭陵旁，立碑留念。
唐宗宋祖边疆战略的比较
唐宗宋祖，是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统治者之一。在军事方面，唐太宗最大的军功是攻灭东突厥，宋太祖的最大军功是统一中国（除燕云十六州），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大军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贡献。
自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中国大分裂的开始，这是中国自南北朝后的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二百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中国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只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宋初的统一战略的决策和提出者是谁的问题。《宋史·赵普传》：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这一段史料明确指出，先南后北是太祖提出的，只是征询赵普的意见而已，哪里来的“先北后南，当时已不是柴荣北伐之时，契丹北汉已稳住阵脚，如不是其弟及赵普等人力劝，只怕逃回的会是他”的结论？再说，宋朝建立离柴荣北伐有几年？半年！就这半年中，中国与辽的形势已经有了大变化？不大可能。
据《旧唐书·李靖传》：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曰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
很显然，这是两次突然袭击的结果，背景是“突厥部种离畔”，而颉利可汗的表现也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根本没有草原之主的半点儿风范，初战失利，已经决定向唐投降，就在此时遭到了第二次突袭，身俘国灭。颉利本人表现太差劲，李靖表现太出色，关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突厥内讧，人心不稳，已经众叛亲离，才有初战失利就想投降的意图，也才有可能在投降过程中被再次袭击。说句实话，李靖有点儿胜之不武，如果呼韩邪内附时，汉军突袭，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战果，但胜得也并不太光彩吧。这次战役过后，唐朝的版图就扩大到了蒙古高原，可这种领土和中国内地的领土性质和价值是一样的吗？根本没有有效的赋税和户口管理（根本没有人，哪来的管理？），与西域一样，只是唐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故在正史上叫做“羈糜”，连古人也知道这与真正的版图是两回事，千万不要现在自作多情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所以这些领土才得之也速，失之也迅，仅几十年后，突厥汗国重新建立，蒙古高原就不再属于唐朝的羈糜区。因此不要以此作为评价一个皇帝的外王之功。
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一下中国面临的敌人的变化。
匈奴—突厥系和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的民族一直是中国的头号大敌，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匈奴—突厥系建立的帝国是纯粹的游牧“行国”，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而东胡系的民族是以游猎为主，但他们占据中原地方后常常会变成“住国”，即有固定的居所，有城池，有耕地，有稳定的经济生产，而不像匈奴—突厥系纯粹以游牧为生的行国，经济基础极为脆弱，一遇天灾，人口牲畜死亡大半，战斗力也就锐减；另外，由于没有城池防卫，一遇到突然袭击完全可能一战亡国。试想，东突厥如果有城池据守，唐军还能胜得如此容易吗？举个简单的反例，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威远征高丽这个农耕民族，结果如何呢？突厥比高丽强大得多吧？在冷兵器时代攻城实在是件困难的事，尤其是对方在城外还有实力相当的野战部队可以支援的时候。
自辽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中国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根本无法处处有效设防，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因此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设防，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以前中原政权没有面临过的问题。
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游猎政权，而是兼游猎与农业的一国两制国家，攻有游猎的劲骑，守有农业区的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
这些都是汉唐时期匈奴、突厥们所不具有的优势，并非全是宋军的战斗力问题，更关键的是中原敌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并不是单纯的游猎民族，中原政权可以趁其不备突袭，一战而胜，这恰恰是汉唐军队取胜的法宝。以后的金、西夏也是如此。汉时期没有马蹬，匈奴骑兵并不能充分发挥像以后游猎民族那样的战斗力，这也是汉军取胜的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汉军的弓箭射程射速远过于匈奴。李陵以五千步兵可敌数万匈奴兵（因箭尽被俘），如果面对的是契丹、女真和蒙古，无疑是天方夜谭。而实际上，唐朝时，唐军与周边游猎民族的战争并不是一直很辉煌，和吐蕃的战争是失败居多，甚至首都也被吐蕃攻陷，边境就在长安西边不远处。即使是在极盛时，与同样农耕民族的南诏作战，唐军败得更是惨不忍睹。西夏、辽、金比南诏、高丽如何？所以用宋对外战争的失利来比较唐、宋军功是只及其皮，不及其里。
在宋初期，宋辽基本上是均势，宋攻辽深入必败，辽攻宋深入也必败，宋真宗的时候辽兵一直深入到黄河边，可一座城池也攻不下，只好谈和退兵。双方看清了这一点，才有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晚死，按照他的战略计划，是必然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宋辽大战不会像军事才能极差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难看，胜负还在两可之间。宋初的两次北伐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困马乏，不听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授阵图，越级指挥，以至众将不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