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这时不紧不慢地说：“人无非追求荣华富贵，子子孙孙都不贫穷罢了。如果大家交出兵权，你们和我之间没有猜疑那多好啊！你们回到老家去，多多地添置田地房屋，再买一些美女歌妓，天天喝酒，这才叫朕放心，你们也快活。这么办怎么样？”
众人一听，不住地叩头说：“好，好。”
宋太祖笑了笑：“大家不要这样，都快起来，让咱们君臣痛饮一杯。”
酒虽进了肚，众武将心里却不是滋味。
第二天，众人借口有病，请求辞掉官职，宋太祖高兴地答应了，从此赵匡胤就把军权收归己有了。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自20世纪40年代，“杯酒”一事的真实性开始为个别学者所怀疑。近年来，又有若干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杯酒”一事发出质疑，认为此事“疑点甚多，不足征信”。其实，“杯酒”一事虽然在某些细节的记载上不无渲染，但却并非后人编造。作为一桩历史事件来说，基本是可信的。如此大事的措置，当然要有许多严肃、正规、细致的操作程序，不会是杯酒一席间的事情。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们又都通过杯酒一席间，营造出一种和缓、机智、温厚的政治氛围。所谓“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发生的一幕喜剧，它的真实性是有其时代依据的。
宋太祖即位后，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调整。赵匡胤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这几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都指挥使韩重【yūn】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将一妹三女中的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
“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地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杯酒释兵权”，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宋初的“杯酒释兵权”，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退，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留下许多如不轻杀大臣、不搞文字狱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
纵观大局的举措
洪武科场南北榜之谜
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方式，中举之人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天下学子尽趋之。按成绩取士是最公平不过的了，可洪武三十年“南北榜”事件却反常规，按地区取士，这不是简单的科举改革，而有着不寻常的政治意义。
明朝会试重开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式颁布科举章程，会试在乡试的次年，即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因为考试时间在二月，所以又称“春闱”。洪武十八年（1385年）定下考官人数，主考二人、同考官八人，其他又有会试提调官、收掌试卷官、弥封官、誊录官等等，体制十分完备。唐宋两代尤其是唐代科举看重人情请托，明代虽不能根本杜绝，但已趋于相对的公正。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初五，是三年一次会试放榜的日期。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经过层层选拔，会试高中后，必须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三甲，一甲三人，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殿试的象征意义重于实际意义。殿试结束，按照科甲排名，新进士获得在京或在地方上做官的权利。
举子们早早来到张榜的地方，秦淮河北岸的贡院门前。放榜时分，监场官员手捧黄榜，在鞭炮声中高悬于辕门之前，上有52名贡士的名字。落榜者心中不平，一位举子发现上榜之人全部为南方人，他的发现引起了北方举子的愤怒，人群大哗，他们向黄榜投掷泥团石块，认为考官偏袒同乡。落第举子成群结队，从贡院来到主管科举的礼部，要求与考官对质。礼部官员请来“皇家警察”锦衣卫镇压，但面对群情激愤的大批士子束手无策。很快，南京的街头巷尾贴满了匿名传单，指责主考官员只选拔南方人，其中必有隐情。考场骚乱发展成一场南北对抗的政治运动。事件愈演愈烈，礼部官员不敢隐瞒，向皇帝上奏本，陈述此事。
会试主考、翰林学士刘三吾为学界泰斗，他负责制定明初科举章程，修订《寰宇通志》、《礼制集要》等书籍，为人清正。本科考试取士都经过再三挑选，没有接受人情请托。他在朱元璋召见时详述经过，认为由于北方一直处于元朝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民不聊生，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相比，举子在文化素养上确实有所不同，才会造成一榜尽是南人的局面。朱元璋虽然同意这一解释，但要求特选几位北方举子以安定人心。刘三吾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刘三吾被赶出宫城，副主考白信蹈被停职。朱元璋命令翰林院侍讲张信主持考卷覆审。北方举子在礼部衙门前高呼万岁，表达对皇帝的感激之情。张信领受朱元璋旨意，组织一些人重新阅卷，20余日与阅卷诸人关在贡院，不得回家，不与任何人接触。会试复审成为京城人人关注的头等大事。
四月十三日，皇帝亲临奉天殿，听取复试结果，六部九卿官员与原主考人一起进宫听旨。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认为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他突然掉转语气，将南方卷与北方卷相比，承认北方卷确实不如南方卷，一榜尽取南人事出有因。此论出于所有人的意料，也出乎朱元璋的预料。
朱元璋大怒，指责官员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张信受刘三吾的指使，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北方卷子送交皇帝审阅。他宣布自己将亲自复卷，以前结果一概无效。张信、刘三吾、白信蹈等人被缉拿下狱，严加追问。刑部无法从这些官员身上得到所需要的口供，便转而施酷刑于他们的家人，罗织张信的罪名是“为胡惟庸鸣冤，反叛朝廷”，刘三吾、白信蹈等人变成蓝玉余党。此时上距胡惟庸之死已17年，蓝玉之死5年，朱元璋明知罪名为罗织所致，但为了打击廷臣的反对势力，安抚北方人心，仍将在案人士处以极刑。四月底，张信、白信蹈、司宪、王侈华等被凌迟处死，刘三吾年老免死，发往边疆充军。高中的陈安有行贿嫌疑，被同日处斩。
五月，朝廷宣布复审结果，新选61名贡士全部为北方人，河北韩克忠居首，第二名山东任伯安，南方举子无一人入选。史称“南北榜”或“春秋榜”。
为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洪熙元年（1425年）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宣德、正统年间，南北各让出五个名额给中部地区，以取得地区间的平衡。以后虽然名额有所变更，但按地取士的制度相沿不变。
这次“南北榜”事件，表面上看是朱元璋亲手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许多正直无辜的官员惨死在专制皇权之下，朱元璋应该是个残暴的昏君了。但是，综观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从大局出发，朱元璋此举是用心良苦的。
其一，朱元璋采取极端措施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是为了维护国家政局的安定。因为，当时南北方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长期处在元朝政府统治之下，民不聊生，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而南方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南北相比，差距很大，这是客观存在。朝廷选拔官吏，如果简单地以文章好坏取士，势必造成南方人当官越来越多，而北方人则永无出头之日，这不但影响北方落后地区的发展，也将引起北方人的不满，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按地区取士，则会缩小地区差距，化解这些矛盾，有利于朝廷的统治。
其二，北方地区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北方原来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当时是明代的军事要地。明初之时，北方士人迟迟不愿依附明朝，对朝廷取观望徘徊态度，因此，用科举收伏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而张信等人眼光短浅，就事论事，体会不到“圣意”，难免成了牺牲品。
朱元璋不以成绩取士，绝不是简单的科举制度的改革，而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
宫廷演义离奇案
明末三大案之谜
明朝末年，宫廷内接连发生三起离奇案件，搅得朝廷天翻地覆，其内在因素曲折复杂，扑朔迷离，时至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围绕着三案的斗争仍未停歇。
明朝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发生了著名的三大案，按发生时间先后，分别为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与皇帝后宫有关。
万历帝非常宠爱郑贵妃，爱屋及乌，也特别宠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本来这是个人私事，但皇帝的偏爱则发展成为令朝廷上下不安的大问题，即所谓的“国本”之争。因为郑贵妃之子不是长子，按照传统儒家伦理规范，册立太子应遵循立长或立嫡的原则，也就是说长子或正妻所生之子才有资格被立为太子。
神宗没有嫡子，他的长子朱常洛为恭妃王氏所生，一直受冷遇。万历皇帝采取拖延的方法，迟迟不册立太子，他表示要把三个儿子同日封王，以示自己一视同仁。由于廷臣的一再抗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朱常洛才得以正式册立为太子，朱常洵同日封为福王。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发生梃击案，梃击的目标直接对准太子。
梃击案的经过并不复杂，一个名叫张差的大汉，拿着枣木棍，闯进太子住地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在大殿廊檐下被捕。对于审讯结果，大臣的意见各不相同。巡按皇城御史刘廷元、首辅方从哲等人认为张差无人指使，属于精神不正常。提牢主事通过私下探听，断定这是谋害太子的阴谋。经过三法司前后仔细调查审问，最终查出果然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张差所为，庞保、刘成还对张差许诺，如果打杀了人，他们将保他安然无事，他自己一辈子也就不愁吃穿了。
这一结果令朝野震动，朝臣强烈要求提审庞、刘二人，从而使案情大白于天下。但神宗见此事涉及郑贵妃，不愿事态扩大化，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坚持只处理到庞保、刘成为止。而朝臣们偏偏又是不依不饶，眼见着又一场君臣交锋要起。最后，皇太子朱常洛为了息事宁人，出面劝道：“庞保、刘成是张差疯口诬陷的，只将张差治罪便罢了，不要株连他人。”他请求众大臣不要再追究了。这时，神宗也拉着太子的手，以其与太子非常亲密形象，共同召见大臣，并对大臣们说：“朕想皇太子是国家根本，今年已34岁，素来孝顺有礼，朕很器重他。众卿家何必疑心我有他意呢？若要换太子，早就换了。何况福王已移居外地，没有圣旨，他是不能回来的。”众臣无奈，只好将此案草草了结，张差被判死刑。后来，张差供词中提到的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充军边地，庞保和刘成两人在宫中被秘密处死。
这就是名震一时的“梃击案”。对于梃击案的真相，后来史书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件事是由宫中拥戴福王的势力策划的，与郑贵妃脱不了干系。以张差一介平民百姓，从没进过皇宫，能在深宫重殿，手持棍棒，一路毫无阻拦，直奔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这不可能是偶然的，若不是有人暗中指点及至保护，这是做不到的。
梃击案后，太子朱常洛的地位总算是确立了。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病逝。八月，朱常洛登基，是为光宗。岂料光宗在位仅短短的29天，便随父归西。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粒“红丸”竟要了皇帝朱常洛的命，酿成了明末三大疑案之一：“红丸案”。
事情是这样的：
万历末年，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定。于是，阴险毒辣的郑贵妃为了讨好朱常洛，投其所好，送了8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此番又与这些女人淫乐，渐渐体力不支。登基仅十几天，就因酒色过度，卧床不起了。
可是，他并不节制自己，照样与这些人鬼混。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狂笑不止，精神极度亢奋。次日早，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下了一服泄火通便的猛药。结果，朱常洛一宿腹泻30余次，危在旦夕。这下子，闯了大祸，朝廷上下唇枪舌剑，吵声骂声不绝于耳。
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崔文升反驳说并非误用，而是皇帝用了“红丸”造成病重。两颗“红丸”一条人命，震惊朝野，酿成大案。红色药丸是不是“红丸”？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丸”，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
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还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危重病人吃，有悖常理。李可灼明知自己不是御医，病人又是皇帝，治出了问题，脑袋都保不住，为什么还这样大胆进药？况且，朱常洛纵欲伤身，急须静养，怎么还用这虎狼之药？由此推断，李可灼必是受人指使，有意谋杀皇上。再一追查，崔文升曾是郑贵妃属下之人。崔该杀！崔的幕后指使也该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