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死后，他的妃子又上演了一出闹剧，光宗宠爱两个妃子，习惯上称“东李”、“西李”。郑贵妃决定与西李联合起来掌握后宫，两人一拍即合，郑贵妃建议立“西李”为皇后，而“西李”投桃报李，建议封郑贵妃为皇太后。谁知这些建议还未变成现实，光宗便撒手归西。按常规，“西李”应该搬出居住的乾清宫，让位于继任皇帝。但“西李”坚决不同意，不仅如此，她让太监把大臣的奏疏送到乾清宫由她审阅，颇有“垂帘听政”的架势。那时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熹宗年纪尚小，无计可施，只有继续住在慈庆宫。这时外廷有一帮忠烈的大臣，以杨涟、左光斗为首，向熹宗上书，批判“西李”的不合理做法，从“西李”和太监手中“抢”出小皇帝，接受朝臣的跪拜大礼。熹宗与他们里应外合，先是迫使“西李”搬移到仁寿殿，九月初六正式登基后，下旨历数“西李”的罪状，把“西李”赶到宫女养老的冷宫。
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夺取大权后，与强迫西李移宫的大臣成为政治上的对立派，有意颠倒是非，打击政治对手。以后魏忠贤颁布《三朝要典》，为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翻案，原本清楚的案件因此变得扑朔迷离。两派的斗争延续到南明小朝廷。
神宗死后的一个多月中，宫闱风云变幻，疑案迭起，皇位两次更替，闹剧不断。梃击案和红丸案中留下了许多不解隐秘，如今早已无从知晓，它们和移宫案一起，并称为明末三大案。
无奈出走的天国功臣
石达开出走之谜
石达开早年随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文武备足，叱咤风云”，不久成为起义军重要将领和杰出的领袖，为天国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杨秀清、韦昌辉的内讧事件，石达开也受排斥，被迫出走……
石达开（1831—1863）是太平天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85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石达开任左军主将，十二月在永安被封为翼王、五千岁。1854年督师西征，1855年，与秦日纲、罗大纲等合力击败曾国藩湘军，夺回武昌。1856年6月与秦日纲一起攻破江南大营。石达开可以说既是首义之王，又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立下赫赫战功。
正是这么一员赫赫有名的将领，1857年却从天京带兵20万出走，给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严重损失，6年后被清军杀害。其出走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历来史家对此争论不休。
1856年夏，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天京事变发生了。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结果，韦昌辉利用洪杨矛盾，奉洪秀全密诏杀杨秀清，又趁机斩杀杨秀清部众及家属2万人，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损失。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鉴于北王韦昌辉激起民愤，下令将韦处斩，贬其封号为“北孽”。这时，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之中，只剩下天王洪秀全和翼王石达开两人。天京事变使得洪秀全威望大大下降，急需一个能够力挽狂澜、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出面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民心。而石达开有才能，有威望，恰是最理想的人选。洪秀全尽管对石达开不无猜忌之心，但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召石达开回京辅政。当年11月，石达开从宁国带兵经芜湖到天京，受到军民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
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勇敢抗击韦昌辉滥杀暴行的胜利，对洪秀全曾给他加以“反顾偏心罪”，下诏通缉，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金“购其首级”的错误做法，他亦不计较，显示出不计个人恩怨的宽阔胸怀和崇高品德，这就博得天京广大军民的尊敬。因此，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本人崇高的威望、品格和文武俱备的才能为广大军民所信赖和拥戴的结果。回京后，他以正义的行为，竭尽全力，把天国从面临覆亡的危机中挽救过来，在他辅政的半年里，政治上安定人心，加强团结，重用人才，甚至连杀害了他全家的韦昌辉的父亲和兄弟都得到保护。又重用19岁的青年英雄陈玉成，主持江北军事，显示出他用人的胆略和魄力。他争取主动，力挽危局，在清军全面进攻面前，采取“南守北攻”的战略。在西线坚守长江中游重镇九江和瑞州、临江、抚州、吉安等战略要地，稳固江西根据地；在东线，固守天京东南的门户句容、溧【lì】水（在江苏省南部）、镇江等地。他通令各该地守将们坚守不战，用固守方针挫败了敌人的攻势，稳定了长江以南的军事形势。在皖北战场，则向清军进攻，陈玉成、李秀成等联络捻军，全力出击，屡败清军，收复了皖北、淮南许多地方。1857年5月，陈玉成部进入鄂东，太平军威逼武汉，迫使敌人从九江分兵北上救援。石达开南守北攻的战略，抑制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稳定了军事形势，特别是北线的进攻，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初步争回了战场的主动权。战争的胜利，又极大地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安定了人心，使天国转危为安。这一切表明石达开没有辜负广大军民对他的热爱和拥戴，没有辜负天王洪秀全对他的委托，也表明他忠于天国事业，忠于天王洪秀全的一片赤诚之心。
也许是杨秀清大权独揽，逼封万岁给予洪秀全的刺激太深了，他渐渐对石达开心生疑忌。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加上他年轻而有才干，辅理政务多有建树，使得洪秀全深为不安。为了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他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破坏了洪秀全自己制订的非金田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
在这种“疑多将图害，百啄难分清”的情况下，石达开出走不失为一种缓解矛盾，避免大规模火并的上策，当然其中也含有保全性命的意思。谁能保证即使天王不杀石达开，而安福二王为己之利不会对石达开下毒手呢？这样看来，石达开出走责任完全在于洪秀全等人，而不在于石达开本人。
在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有几条路摆在他面前：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待毙、率军远征。在当时敌我斗争处于殊死搏斗时刻，解甲归田、退隐山林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叛变投敌不符合石达开嫉恶如仇的性格，他不肯背叛自己的信仰，取而代之对石达开也行不通，他“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而对天王愚忠也换不来洪秀全的信任，这一点石达开也十分清楚，在此情况下，似乎也只有率军远征一途了。
1857年6月2日，石达开离开天京去安庆，一路张贴布告，表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的原因，从此一去不返。随之出走的将士达20万人，皆是太平天国精锐。太平天国一时出现了“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清军乘机反扑，天京外围许多地方又陷入敌手。洪秀全极为惊慌，多次派人请石达开回天京，但石达开不为所动。
近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石达开率军出走，为何决定远征西南？从战略意义上讲，西南有天府之国的成都，夺取西南重镇成都，与清军争夺长江上游，使长江上、中、下游连成一线，既可切断南北清军的联系，起羽翼天朝的作用，又可利用“天府之国”的有利条件，扩大太平天国的势力。一旦形势有变，东西两路北上合攻北京，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如此看来，远征西南也许正表明了石达开的远见卓识。
1863年5月，石达开大军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失败，6月，他想用自己头颅换取数万将士性命，自投清营，不幸牺牲。
告密失败的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之谜
“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是谭嗣同对变法失败的慨叹，这里面的实情还很复杂，让我们去探个究竟……
1898年是中国的戊戌年，清朝的统治即将走向灭亡，为了挽救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年轻并想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在这一年中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辉煌也最悲惨的一件事，那就是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的103天中，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改良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命令，称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六君子被杀害而告终。
对维新派的态度，清朝廷内部存在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1898年8月3日，光绪皇帝的又一个密诏送到康有为手里，密诏中光绪皇帝以紧迫的语气向康有为叙述了自己的皇位很难保住，慈禧太后随时都会对他下毒手。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着皇帝的密诏，痛哭一场后，决定铤而走险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他们商议把实行兵变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当夜，谭嗣同秘密赶到袁世凯的驻地法华寺面见袁世凯，袁世凯当面慷慨激昂，答应兵围颐和园，杀掉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囚禁或杀掉慈禧太后。那么光绪帝有没有参与此事？袁世凯有没有告密，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
一种意见认为，光绪帝参与其中，是他命令袁世凯具体实施。如果没有光绪帝的共谋，维新派决无这样的胆量。其主要依据有：随侍光绪帝多年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一书中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指责光绪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乎？”足见慈禧此时已掌握光绪与康有为等串通密谋的证据；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中有比这更明确的记载，说到慈禧太后破口大骂光绪：“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其禽兽不若矣”；袁世凯的一名幕客，在《古红笔记》一书中也有具体的记述，写到光绪帝曾亲自召见袁世凯令其带兵围困颐和园；英人濮兰德等在《慈禧外传》一书中有同样的记载：“初五日晨，袁请训往天津，帝召见于乾清殿……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命袁往津，即于督署内捉杀荣禄，随荣兵星夜入都，围执太后。”
另一种意见认为，光绪帝根本没有参与此谋，也不知有其事。袁世凯在他的《戊戌日记》中，提到此事共有三次。一是说谭嗣同确曾前来夜访，请他举兵诛荣禄，围颐和园，并说有朱谕在手，但拿不出来；二是当袁向光绪“请训”时，劝光绪对变法持慎重态度，光绪颇为动容；三是当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时，一再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可见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包围颐和园的计划是瞒着光绪帝的。至于袁世凯告密之事，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答应维新派的要求，骗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另一面看到慈禧太后的势力强大，决定投靠旧派。他用假话支走了谭嗣同。8月5日，袁世凯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向慈禧太后汇报。8月6日清晨，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捕拿维新派，杀了变法六君子，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官帽上的顶子，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的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