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只有推翻自负感，允许自己的本真浮出水面，才能解放孩子，让他们的真实自我蓬勃壮大。
如果父母能够接受自己的局限性与不完美，孩子也会坦然接受自身的一切，从容地做真实的自己。
孩子将会引领父母走出自负感，拓展真实的自我，充分享受当下的生命，最终进入觉醒的境界。
要想彻底地接纳孩子，我们就必须面对精神上的选择：要不要丢掉自负感呢？
作为父母，我们难免产生自负感。“这是我的孩子。”一想到这个事实，我们的自负感就开始膨胀。事实上，一旦涉及孩子的问题，很少有父母不表现出自负感，因为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我们最关心的：他们在学校里吃得好吗？他们看起来如何？他们同谁结婚？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很少有父母不把孩子当作是自我的延伸。
我曾问过一些父母为什么要生孩子，他们的回答包括： “我想体验这个过程。”“我爱孩子。”“我想做母亲。”“我想要一个家庭。”“我想向所有人证明我能做个好母亲。”每一个回答中都弥漫着自负感，毫无疑问这是许多父母的心态。
为人父母的旅程是从高度自恋的状态开始的，其中包含着我们倾注在儿女身上的巨大能量。结果，我们会不经意地利用孩子来填补自身的某些需要。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会把自己想象成充满爱心、牺牲自我、辛勤哺育的家长。我们会利用孩子医治自己过去的创伤，让他们在家庭中扮演不属于他们的角色；我们会利用孩子找到自己的价值，并扩大一种错觉：我们对世界的影响似乎也大大增加了。
要想打破这种不健康的自负感，我们就得改变原先的看法，正确认识为人父母的真正意义。我们将会被不健康的情绪淹没，除非我们能正确认识自负感的负面影响，并使自己渐渐从中解脱。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就会在错误的状态下教养儿女，最终我们将无法同他们核心的本质达成沟通。
自负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自负感是一种盲目的情绪，是我们对自我形象的一种观照，也就是我们脑海中的自己。我们的情感特征、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举止都植根于自我形象之中。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负感，回忆一下我之前举过的例子。当时，我建议父母务必作出改变，如此才能使孩子的行为有所改善；而父母坚持认为我弄错了，接着又一再地辩解，认为他们自己同孩子原有的关系没有问题。
要承认是我们自身的某些问题导致了生活中那些消极的事，总是有些困难的；我们更喜欢把责任推给客观情况，推给自身以外的那些原因。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完全来自脑海中的自我形象。如果要作出改变，自我形象就会受到威胁。所以，我们总是会热烈地为自己辩护，徒然地希望其他人作出改变，而不是自己。
一旦我们陷入某种思维模式或信仰系统，自负感就会开始运转。如果情感上不曾受到触动，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已深陷其中。然而，愤怒、悲伤、焦虑、控制欲，甚至是正面的情绪，比如开心……一旦它们占据了我们，“正当感”就会凌驾于我们之上，此时我们就深陷于自负感之中了。一旦这种死板的“正当感”发生作用，就会把我们引向预先形成的臆测、理想、判断。一旦某种状况或某个人与我们的心意不合，我们就会试图控制这种状况或这个人，将其置于我们的支配之下。
生活在自负的状态中，我们将无法看清他人的真实面目，也就看不到他们的本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斯图亚特的儿子塞姆尔是个精力充沛的活跃青年，不管做什么都很出色；塞姆尔尤其擅长表演，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演剧活动。斯图亚特对此持反对意见。作为第一代移民，他从事的是不稳定、低收入的蓝领工作；这使他全心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从事稳定的工作，享有安全感，而不是去从事变数太大的演艺事业。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塞姆尔想申请戏剧专业领先的学校，但斯图亚特坚持让儿子去读商学院。父子两人每天都为此争执不休。最后，斯图亚特威胁塞姆尔说，如果他申请了演艺学校，自己将不负担学费，并且永远与他断绝关系。塞姆尔见父亲如此坚决，只好妥协。他是个优秀的小伙子，考入了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后有了一份很好的职业。
尽管放弃演艺事业是塞姆尔自己的决定，但他还是怨恨父亲打击了自己当初的激情。大企业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填补他精神上的空虚，更不能替代他在舞台上的成就感。对他来说，演艺事业是对他最真实的召唤，是一种本真的表达，是他的核心本质所系。如今，他成了按揭和大学贷款的奴隶，他感到自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自由。
斯图亚特的为父之道完全是自我投射。关于儿子的职业选择，他产生焦虑的根源是自己的心头独白：不稳定就是不好。身为第一代移民的他沉浸在这份焦虑之中，于是他决定左右儿子的命运。
只要自负感的柱石不受触碰，像斯图亚特那样，我们就无法真实地生活。如果我们带着自负感教养孩子，就说明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正确的。结果，我们将会驱使孩子进入我们的世界，导致他们错失机会而无法进入自己的世界。悲哀的是，当孩子在我们的专断下就范，听从我们的说教时，我们却感到自己是最尽责的。
我们的自负情绪是内心恐惧的面具，但其中最大的恐惧也会屈服于生命的神秘本质。当我们从自负感而不是从生命本质出发，就无法联络到孩子的真实内心。结果，他们一边成长，一边远离自己的本质，对与自己关联的一切事物都变得不再信任。带着恐惧感的生活将会使人受到遏制，不能展示不受限制的真实自我。因此，我们需要推翻自负感，允许自己的本真浮出水面，继而解放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真实自我也能蓬勃壮大。
如果我们把自己从自负感中解放出来，然后朴素地观察一下孩子自发成长的状态，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小老师。换句话说，真实的生活状态是我们不再把孩子当成空白的画布--任由我们在上面涂画想当然的景物。当我们把孩子当成同一旅程中的旅伴时，他们对我们的改变将与我们对他们的改变一样巨大。
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放弃“我知道”的错觉，迈出自负感、权威感的轨道，允许自己向身边的小生命学习，因为他们的生活状态里是最没有自负的。
要想真实地生活，而不是活在自负当中，我们就得敞开怀抱，不断地接受进步和演化。要明白我们是不断变化的生命，永远处在进化的过程中。不管生命里有多少喧嚣，最原始的本真都会召唤我们倾听心灵的最深处，那是一方宁静的天地。尽管这种本真的状态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与引导，然而它的存在却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相反，它需要的是与我们的心灵同步，时时刻刻与我们的身体连在一起。
当我们真实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许依然拥有感情生活、房子、车子、其他奢侈品（比如斯图亚特希望儿子拥有的那些东西），这些都是在自负感的驱使下人们乐于去追求的东西；然而当我们真实生活的时候，这些东西的存在目的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的感情生活、工作、房子、车子，以及其他身外之物变成了我们幸福的基础，那我们就成了自负感的奴隶；如果它们的存在是服务于我们正当的目的，那它们就成了我们真实自我的延伸。
尽管自负感在每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不同，但却有着共通之处--几种普遍的表现形式。了解各种自负感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将对我们大有帮助。
形象的自负感
一天，史黛西接到了校长办公室的电话。她被告知，自己9岁的儿子尼克和另一个小男孩打了一架。她无法相信自己的宝贝儿子怎么也变成了“那种孩子”，感到羞愧和挫败。该怎么办？怎么回应？
为了让自己获得解脱，史黛西开始责备所有其他人。她和校长争吵，和另一位男孩的家长争吵，并坚称自己的儿子受到了不公平的指责。她还给学区总监写信，汇报儿子的情况，声称尼克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
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史黛西带着自负感把整个事件看成是对她本人能力的质疑--她是个不称职的家长。她没有将自己同儿子的行为区分看待，感觉自己遭到了人身攻击，就像是被校长叫到办公室去接受责备一样，所以未经思考就把事情弄得很难堪。结果，尼克本该承担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现在却要为母亲的言行不当感到内疚与尴尬。
许多父母都会陷入误区--将自己的尊严同孩子的行为混杂在一起。当孩子的行为违背常规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自己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我们不能将具体情况和内心的自负感分离开来，就会处理失当。
我们谁也不愿意被人当成不称职的家长，自负感需要我们在人前做一个优秀的家长。一旦我们感到自己不够完美、达不到期望值的时候，就会感到焦虑，感到自己在别人眼里“掉价”了。接着，我们就会表现得非常情绪化。
完美主义的自负感
绝大多数人都会抱有完美主义的梦想，然而这种情结会让我们无法与真实的生活达成同步。
例如，纳迪亚花费了3万美元为自己的儿子安排成年礼，精心设计每一个细节。虽然折腾了好几个月，但当那一天到来时，她还是高度紧张。结果，当天的状况在纳迪亚看来是一个又一个灾难性的事故：一早就来了暴风雨，所幸她准备了预案，支起了帐篷；随后DJ塞车迟到，晚点了一个小时；不久，她又发现儿子醉了，并且在亲戚和有身份的朋友面前吵闹起来。
纳迪亚极为尴尬，大失所望。尽管客人在场的时候，她竭力维持着母亲的完美形象；但当客人离开后，她还是发作了。结果，她不仅破坏了儿子的宴会，也让他在留宿的好友面前下不来台。随后，纳迪亚又同丈夫争吵起来，和DJ也发生了冲突。因为场面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效果，她就弄得所有人都不开心。
当生活不像计划那么如意时，我们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会闹情绪，因为我们感觉受到了威胁。当我们心中“应该怎样”的完美梦想破裂时，我们的自负感就凸显了出来。我们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和自己的生活都像受控的机器人一样有条不紊、毫厘不差。一旦达不到这个理想，我们看待人和事的态度就开始变得偏激过火。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凡事都期望童话般的完美结局，其代价也许是损害亲人的幸福。
当我们用传统方法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会敦促他们敬仰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养大的。为了做一个好家长，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全知全能。我们很少意识到，当我们把自己塑造得无所不能时，反而会给孩子造成恐惧感和压抑感。孩子眼中的我们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大身影，如此一来，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格外渺小。结果，我们会给孩子造成一种印象：他们“不如”我们。这对于他们认识自己的能力构成了阻碍。
如果孩子总是觉得父母“无所不知”，凡事都能拿出完美的解决方案，那么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认为自己也应当如此。我们不愿意表现出自己的不完美之处，所以也会教孩子怎样掩饰他们的不完美。而他们真正应该了解的是：完美无瑕才是个愚蠢的概念。
纳迪亚为儿子安排成年礼的想法就很不得当。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应是完美无瑕，而是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纳迪亚的案例正好说明：她的儿子和她一样都是有缺点的，都会做出不得体的举动，也都会把事情搞糟。我们也不应该让孩子形成错觉，认为我们和他们永远是“一体”的。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放弃那种执念，不再坚持做一个“完美”的家长。
当我们坦然承认自己的缺点，不再以一种自我鞭挞的态度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并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时，也就是在向孩子传递一个信息：犯错是在所难免的。笑着面对自己的错误，坦承生活中的不安全感，这意味着我们不再盲目地相信世上有完美无缺这回事了。撤去了上下级的隔阂，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与我们人对人、精神对精神地平等相待，并在此基础上与我们建立长幼关系。纳迪亚不能轻松对待成年礼中出现的问题，令人遗憾；如果她能做到谈笑面对，就等于送给儿子一个极为珍贵的经验：我们应当坦然接受现实，包括我们的错误行为。
我们要做的仅仅是以身作则。当孩子意识到我们能完全接受自己，他们也会坦然接受自己的一切。如果我们做了不得体的事，但却能够诚恳面对，就等于告诉孩子：不要把这些事太放在心上。在尝试新事物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抱有一种自嘲的态度，就等于教给孩子：去探索生命和生活吧，别太在意“看起来”怎么样或是表现如何。
我不知道纳迪亚有没有故意在她儿子面前“犯过傻”，比如唱歌、跳舞或其他不太理智的举动；目的是告诉儿子：我也不是做什么都完美无缺。这样做可以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些不太确定的事情或进入一些不太熟悉的新领域。我不知道纳迪亚是否曾站在同一高度上，同她的儿子以及他的小伙伴一道做过游戏；也不知道她是否曾毫不犹豫地蹲下身子学驴叫或假扮青蛙王子。一旦孩子看到我们低下身与他们保持同样的高度，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就可以建立一种活泼而没有压迫感的联系。我也怀疑纳迪亚是否曾毫不掩饰地在儿子面前趔趄、摔跤、哭泣或者弄脏衣服。她是否曾向孩子表明：清洁不够彻底的房间、修剪不够精心的指甲、描画不够完美的妆容其实都无关紧要？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也就是在告诉孩子：“不错”也是足够好的。
如果我们接受自己的局限性和不完美，就等于为孩子做了件好事，向他们透露出宽容的信息。如此一来，孩子也就能从容自如地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他们会看到一个自然幽默的自己，再也不受自负感的羁绊。
身份的自负感
对许多父母而言，身份是个巨大的问题。举个例子，迈克尔没有被常春藤大学录取，而是进入了当地一所州立大学，他的父母为此长久地沉浸在羞耻感之中。母亲詹妮特在刚刚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震惊，简直不知道如何告诉亲朋好友自己的儿子要去那种“不入流”的学校。要知道，她和丈夫是从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
詹妮特向迈克尔表达了自己巨大的失望，迈克尔也明白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期望。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在父母眼里，迈克尔不仅辜负了他们，而且还破坏了宝贵的家庭传统。迈克尔带着耻辱感进入了医学院预科。他给自己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为的是向父母证明自己是个值得信赖的儿子。然而，他却和最真实的自我渐行渐远。
很多人对成功的理解是僵化的，往往持有一些外在的衡量标准：高收入的工作、豪华的汽车、高档的住房、优雅的社区、体面的朋友等。一旦我们在某项任务上失败，或丢了一份工作，或发现自己的儿女不那么锐意进取，就会感到自己似乎遭到了完全的挫败。一旦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我们的感情就会激烈地爆发出来。
一旦抱定了某些理想概念，我们就会把它们施加给自己的孩子，并且坚持要求他们努力胜任我们设计好的人格角色。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热情和冲动。我们没有意识到，只有彻底肯定孩子独立自主的精神，我们才能抓住为人父母的精神要领。
有一点很关键，我们应该放弃疑虑，不要对孩子固有的精神世界抱有怀疑的态度，不要总想纠正他们的“错误”。对家长来说，允许孩子的精神在不受支配的情况下萌芽生长，确实是个挑战。孩子就是我们自己的延伸--谁能摆脱这种无情的思维定势呢？我们愿不愿意为他们留出内心的空间，允许他们自由绽放，而不受我们意愿的笼罩呢？
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我们还必须在心里开辟出空间，那里不能有占有欲和支配欲的存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见到孩子的本真，而不是我们期望中他们的样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彻底地接纳孩子，而不在他们身上附加我们的设想与干预。
在交流过程中，如果我们能时刻尊重、赞赏孩子，就是教他们去尊重、赞赏他们自己。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力图转变孩子当前的状态，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适应我们的要求，就相当于向他们传递了一条信息：做真实的自己还不够。结果，我们的孩子将会采用一套新的人格面具，逐渐脱离本真的自我。
身为父母，放弃我们对孩子的设想，放弃替孩子书写未来的欲望，这个心灵过程是最难熬的。它要求我们放弃以往所有的计划，进入一种彻底放手的境地；它还要求我们放弃对孩子的一切前瞻，仅仅对眼前最真实的孩子作出反应。
规范的自负感
我们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以结果为驱动”的动物。我们习惯于从起点A进展到终点B，希望生活中的沟通互动都能够井然有序。不幸的是，生活本身不是严丝合缝的；它既不会为我们预先安排好解决办法，也不会提供现成答案。为人父母之道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何当孩子打破了家庭的原有模式，父母就备感艰难的原因。因为孩子想做真实的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使那样意味着不合群。一旦孩子威胁了我们渴望整体一致的自负感，我们就会感到情绪的波动。
我想起了克丽丝塔的例子。她总是表现得与众不同：比朋友们反应慢，比其他女孩子更情绪化，更容易陷入低谷。她很懒惰，她的父母却很勤奋；她喜欢做梦，她的父母却很实际；她对外表很不在意，她的父母却很重视外表。她的父母对此不胜其烦，几乎就要失去耐心了。
尽管克丽丝塔也不想这样，但她知道自己让父母很难堪。她雄心勃勃的母亲正在社会上苦苦开拓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对她尤其感到厌烦。实际上，克丽丝塔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父母期望的那种小孩；尽管她努力了，然而不论做什么似乎都显得不够。
我们排斥孩子按照固有的方式做人，往往是因为我们私下认为自己“凌驾”于现实之上，尤其是当现实看起来一团糟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说，那些糟糕的情况可以发生在别人身上，但绝不能发生在自己头上。忙碌于漏洞百出的生活，同时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为力，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威胁。因为我们拒绝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于是渐渐形成了一种态度，认为自己比芸芸众生更为高明。孩子一旦触犯了我们这种自我形象，我们就会把他们当作敌人。
同克丽丝塔不同，艾玛也许算是家长心中的完美孩子。她很听父母的话，一切都做得很出色，又很讨人喜欢。艾玛加入了和平队，开始周游世界。她的父母大为高兴与激动：他们的女儿热衷于帮助受苦受难的人，似乎这也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品质。
在旅途中，艾玛同一位印度青年相爱了。当他们打算结婚的时候，艾玛的父母却不同意，坚持她“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为了阻止这场婚姻，艾玛的父亲丹尼尔断绝了和女儿的联系；母亲艾丽虽然没有那么极端，却也明确表示不开心，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对女儿的选择表示轻蔑。
艾玛苦恼极了。作为一个一贯讨父母欢心的女儿，她终于和那个印度男孩分手了；几年后，她同一个门当户对的青年结了婚。直到今天，艾玛依然把那个印度男孩当作是心灵伴侣，再也无法像爱他那样去爱别人。她发现自己太懦弱了，不敢违背父母作出选择，只能暗自吞下苦果。
很多父母都认为，自己一生当中要同许多人打交道；在这其中，起码儿女应该顺从自己的意愿。如果孩子不屈从，而是敢于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会感到受了冒犯。一旦我们无法温和地赢得孩子的顺从，我们就会暴躁起来，不由自主地认为他们在挑战我们的权威。当然，由此造成的疏离感会让孩子对我们撒谎；有时他们还会欺骗、行窃，甚至断绝与我们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需要孩子同我们达成统一的意志，那就能够与他们建立一种互相提升、互相补偿的关系。那种居高临下的权威感也就不复存在了。
渴望控制的自负感
如果父母对我们的情绪表达控制得很严，那我们就会早早学着竭力控制自己，以免引起批评。我们认为情感的流露意味着软弱，所以压抑自身的情感就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策略。同时，我们还会为周围的事物乃至生活本身确立起僵化的标准。我们感到自己必须对事物表达不同意见或作出评判，优越感会让我们自以为能够掌控情绪和生活中的一切异常情况。
如果一个人通过控制、批评、责备、挑剔、评判，乃至展示自己“卓越的知识”向别人展示权威，那么他展示的非但不是高贵的灵魂，反而是贫瘠的灵魂。如果孩子从未见过父母的弱点、稚气，甚至笨拙，那他们怎么会有勇气袒露自己的弱点？
如果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中成长，我们就会裹足不前，不敢冒险，也不敢犯任何错误。因为我们害怕父母沉闷的否定和反对。我们知道父母迟早会反对，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启航”去经历生活的风浪，而只会待在温室里，毫无风险地自己玩耍。当然，因为我们甘愿“受控制”，在学校里我们会做老师的小天使，代价则是失去了本真。
在家长这种自负感的影响下，我们会把权威和控制看作是一种提供庇护的手段。我们一旦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人分为有权力的人（比如成年人和更有知识的人）与没有权力的人--就会告诉自己：我必须时刻好好表现，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必须时刻做到有逻辑、讲道理。带着这样的世界观成长起来的孩子，长大以后也无法获得内心的活力。如果身为父母，他们很可能格外需要控制自己的儿女；如果身为老师，他们也会格外想要控制自己的学生。他们会变成绝不容忍他人触犯自己的地位，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压制他人的成年人。
克里斯托弗和他17岁的继子杰登是我见过的最为吵闹的一对父子。杰登情绪焦躁，因为他的父母离异了；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烦恼情绪转移到继父身上。克里斯托弗则把杰登的排斥看成是对他本人极大的冒犯。克里斯托弗无法接受自己没有得到一家之主的待遇。他要求杰登尊重他，但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变得异常恼怒。他既找不到接近杰登的办法，也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他不能忍受杰登对他的排斥。
由于自己的权威对继子毫无作用，克里斯托弗每天都会和杰登发生争吵，他将这个少年逼到了无法招架的境地。他还经常当着杰登的面同他的新任妻子争吵，逼着她表明立场；并且威胁说如果不能改变她的儿子，就同她分道扬镳。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后来，只要杰登发现家里只有自己和继父时，就不愿走出自己的房间，直到母亲回家才会出来。他竭力想要缓解自己的痛苦和愤怒，于是开始和不正派的人交往，结果学业也开始恶化。
克里斯托弗对自己身为丈夫和继父的新角色缺乏安全感。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挣扎，反而把杰登看作自己不安的原因。他没有意识到，“我”和“你”是不可以分割开来的，因为我们都是这趟旅程的同路人。如果克里斯托弗能够明白这一点，他就会看清自己是在利用杰登掩盖自身的痛苦；他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借着攻击杰登来消灭自身的无奈感；他还会意识到，杰登对他缺乏尊重也反映出了他对自己缺乏尊重。控制欲是根本无法改变上述一切的。
渴望控制的自负心态已经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拥有此类父母的孩子就在这种影响下长大，继而变得事事都力求完美，甚至达到了执拗的程度。他们不善表达自己的情感，于是就把情感藏在心里，性格也变得很死板。由于他们僵化得很严重，对任何事情都要分出黑白对错，所以他们往往会受到同龄人的冷落。因为他们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表现出优越感，对同龄人作出盛气凌人的姿态，并且将其他伙伴的行为视为“不成熟”。这样的孩子从来不会放松，更别说“痛快”一下了。他们吃西瓜时绝对不会把头埋进果肉里，而会规规矩矩地使用餐巾、刀、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人带着这样局限的世界观长大，也许会变成另外一种家长--偏偏要让自己的孩子疯跑疯闹，因为自己小时候不被允许这样做。这种家长习惯了接受控制，所以也会任由自己的孩子控制自己，重复着童年时受控的经验。
相比之下，如果当事情不顺时，父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他们的孩子也会沉浸在负面情绪中，其情感模式也会受到影响。这样的孩子就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着。显然，他们误以为只要自己反应强烈，现实就会屈从于他们。
一个人如果受到了这种自负心态的影响，那么当他经历生命的低谷时就会变得暴躁易怒。他们的躁怒实际是为了遮掩自身的不安全感。当他们经历无助的痛苦而感到无法适应时，自负感就会将不安全感转化为愤怒和气恼。愤怒是强大的兴奋剂，它诱使我们误以为自己很强大、很有控制力。然而恰恰相反，愤怒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最失控的时候，我们变成了自负感的囚徒。
我们可以走出自负感的羁绊
我曾经把孩子对自负态度与他们对纯真态度的反馈进行对比，然后将案例同父母们分享。我发现这样有助于促使父母区分自负做作和本真坦白。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思想驱动的行为，后者是真心驱动的行为，即“应该如何”与“接纳现实”的区别。
下面给出一些源于自负态度的反应：
讲大道理：“如果我是你……”
发表意见：“要是你问我的话……”
作出判断：“我喜欢……”或 “我不喜欢……”
发出命令：“不要难过。”“不许哭。”“不要害怕。”
施加控制： “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会……”或“我不能接受你这个样子。”
下面给出一些源于真心流露的反馈，也是我们真实的自我：
接纳对方，把他当作独立的个体：“我了解你。”
接纳对方真实的自我：“我懂得你。”
尊重对方真实的自我：“我听见你了。”
赞赏每个人完整的自我：“你就是你自己。”
认识到生命本身的美好：“我们俩在一起，这一刻真完美。”
我们的自负感可能会在一瞬间被激发，甚至来不及反应就已深陷其中。尤其是当我们在约束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处在焦躁、挫败、疲乏的状态下，就很有可能把管教孩子的事情弄糟。我们为孩子设定的许多行为规范都来自于内心的冲突、矛盾或厌倦--自负感往往会在此时找上门来。
我们绝不能用自己的情感状态遮掩住孩子，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刺激都不能。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产生了自负感的苗头，就会发现自己处于脆弱的状态，这将使得我们的判断出现偏差。我们只有处在平和的状态时，才能对孩子的行为作出恰当的反馈。
无论何时当我们要对孩子作出反馈，最好先认识到：孩子是通过我们这些成人首次确立自己的身份意识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等于是在和自己的一部分进行交流。因此，我们总是无法把孩子当作他们自己，而会将他们视为“迷你的我”，这样当然会加深我们的自负感。我们意识不到，当我们自以为在对孩子作出回应时，其实常常是在同内心里自己的一部分进行交流。所以，我们会发觉自己对孩子以及他们的感情、问题等关切过度。由于我们无法将自己的情感与他们的情感区分开来，也无法做到客观、理性，所以常常误以为他们也在经历着我们的过去。在这个相当复杂的心理过程中，我们会不自觉地遏制孩子彰显自我的能力，毫无必要地将他们限制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
消灭为人父母所引发的自负感，对我们和孩子来说都是一件美好的馈赠。然而，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经历一个不稳定的过程。当自负的柱石坍塌下来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一片废墟，而本真的殿堂尚未建立起来。这个过渡期通常发生在孩子出生后到小学低年级之间，它会引发一种失落感，继而是一种迷惑。随着孩子日渐独立，我们面临着生活的空虚--曾经由孩子长期填补；如今它凸显出来，因为孩子似乎越来越不需要我们了。这种感受到了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尤为强烈，特别是当他们离开家以后。在我们力图自我改造的时候，会害怕面对镜中的自己。有些父母由于感到同孩子分隔太久，所以想起此事就感到恐惧。负罪感、伤悲、忧虑……都会涌上心头，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回归到“自我”的世界。但如果我们重新进入“自我”的空间，并由此找到焕发活力的潜能，就能体验到我们天然的本真，最终找回最真实的自我。
只要我们愿意，孩子就能以各种方式将我们带回自己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一个我们从不知晓的存在。如此一来，孩子将摆脱我们自负感的束缚，帮助我们拓展真实自我的感觉，促使我们能够无条件地去爱，充分享受当下的生命，最终进入觉醒的境界。
这将是多么可贵的事情！同孩子一起成长，发现彼此的不觉醒，从而共同受益、共同进步；同时一起克服自负感，进入更真实、更纯粹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