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1月下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手稿已经写完并由马克思夫人誊清，但马克思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不能不请求恩格斯给予帮助，他十分感慨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乏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同自己研究的对象有最好的关系。”[8]
但是，真理的阳光不可阻挡。1859年6月，马克思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终于在德国柏林出版。该书包括“序言”和“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序言》中，简略地回顾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和过程，扼要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属于上层建筑，都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人们为了生存，人类社会为了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进行生产活动。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人们必然要结成一定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一定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包括政治制度、法的关系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部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所有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的和国家的关系，一切国家的和法的体系，一切理论和观点，都只有在了解了每个相应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才能解释，而且所有这些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变革，只能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的矛盾中，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冲突中得到解释。
社会革命是由物质生活条件的内部矛盾所决定的。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由此可见，社会革命既不是由某一个伟大人物的大胆行动所引起，也不是由一些偶然事件所造成，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生产方式之中。
人类历史上每个社会经济形态都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向更高阶段转化的过程。社会革命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当生产力已经向前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束缚生产力时，不管代表旧生产关系的社会腐朽力量如何挣扎和反抗，这种生产关系总是要崩溃，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相反，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企图按主观意志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冒险发动革命，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当做永恒的社会形态。其实，同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已经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这个充满着对抗的社会的胎胞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已经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对唯心主义的致命打击。一切对于全部历史事物因袭惯用的见解，都被这个原理否定；全部传统的政治思想体系，都在这个原理的打击下崩溃。《〈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供了科学地认识社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在这个原理的指导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11]《序言》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它证明了，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如果说，阶级对抗的存在，是与生产力的不发达相联系；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终根据已经消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剥削和阶级提供了物质条件，历史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由此可见，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具有革命的意义。只要进一步发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点，并把它运用于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之中，“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12]。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成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以劳动二重性学说为基础，包括货币理论在内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与《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不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以货币为出发点，而是以商品为出发点。《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头写道：“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存在。”[13]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从分析商品开始，可以周密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马克思指出，商品具有二重性，每个商品都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正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说，使用价值是生活上必要的、有用的或快意的某种东西，是人类需要的对象。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各种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不论商品自愿存在的形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怎样，商品总是以一定数量彼此相等。
商品二重性是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已经对劳动二重性理论作了初步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次对劳动二重性理论作了科学的论证，并把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重性联系起来，指出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不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无差别的、抽象一般的人类劳动。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由此可见，物化在各种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因而成为商品的实体，同时又是衡量商品的一定价值量。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不同使用价值的相当量是等价物，换句话说，一切使用价值，在它们包含的已支出的物化劳动时间相等的比例上，都是等价物。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货币理论。
货币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复杂而神秘的问题。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已经知道货币是一种商品，但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一种商品怎样和为什么变成货币。这两个问题是马克思以前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能解决的。
马克思从商品经济的内部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出发，研究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指出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只要理解这一点，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解决了。他依据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第一次分析了价值形成的发展。从简单价值形式中阐明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当某一种商品（例如麻布）从众多的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了一般等价物以前，“交换过程内部，各种商品以麻布的形式彼此作为交换价值存在或出现。原先，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只当作不同量的物化一般劳动时间彼此发生关系。现在，这一点表现为：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只代表不同量的同种物品即麻布，因而，一般劳动时间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物，一种站在一切其他商品之旁和之外的商品”[14]。这样，“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的特殊商品，或者说，作为一种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的商品交换价值，就是货币”[15]。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执行着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货币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但是，同商品经济的其他关系一样，这种关系也被物的外壳所掩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把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当做神秘的力量加以崇拜。其实，在历史上，牲畜、贝壳、谷物以至奴隶，都曾经充当过一般等价物，起货币的作用。因此，金银不是天然的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纸币是代表贵金属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价值符号。表面看来，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力，把任何数量的纸币硬塞到流通中去。但国家这种权力纯粹是假象：“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货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随着价格符号的总数的增加，每一符号所代表的金量就按同一比例减少。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的反应。”[16]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作了总结，肯定了他们的功绩，批评了他们在理论上的缺陷和错误。马克思认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格雷、蒲鲁东等人完全不了解货币的本质。他们鼓吹通过“劳动货币”等方法来废除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幻想。当他们把这种谬论当做社会主义的核心而大力宣扬的时候，实际上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商品和货币问题的论述，为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学说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分册虽然还没接触到“资本”这个核心问题，马克思却把它标上了“资本一般”的标题，表明它是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战斗”的直接序幕。
《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和无情的批判而出类拔萃”的著作出版以后受到先进工人和进步人士的欢迎。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读了这部著作后写信向马克思表示敬意。他说：“我认为没有一本书，不管它是怎样的巨帙厚著，能够比得上这本薄薄的作品，给了我如此丰富的新的真实的知识和教训，因为我耐心地期待着它的续篇，你是第一次用清晰的不可抗拒的科学形式阐述了今后科学自然发展的自觉的倾向，这就是，把以前生产的社会过程的盲目的自然力量从属于人类的意识。我最敬仰的先生，这是你不朽的功绩。……为此，时间必将给你带来普遍的赞许。”[17]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尼·伊·萨宗诺夫也写信对马克思说：“您……赐给学术界一部杰出的著作（它的使命是改造经济科学，使之建立在新的坚实的基础上）的第一分册……希望能够尽快地读到您的出色著作的续篇。您的成就在有思想的人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您的学说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18]
在此同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却以“沉默的阴谋”对这部著作加以批判，在马克思的拥护者中，也不是人人都认识到它的伟大意义。许多人虽然赞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就，却“不愿意稍微费点力气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杂志上发表一篇书评，或者哪怕是内容简介”[19]。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亲自动笔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书评，深刻地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马克思的卓越贡献。他写道：“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察觉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20]恩格斯还精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观点，着重介绍了这部著作在内容和方法上的新东西，指出它“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21]
[1]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51年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96-397页。
[2]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51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52页。
[3]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532页。
[4]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5-546页。
[5]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8年5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