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8年7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30页。
[7]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3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68页。
[8]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9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71页。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10]同上书，第8-9页。
[11]恩格斯：《卡·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2-123页。
[12]恩格斯：《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527页。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页。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6页。
[15]同上书，第38页。
[16]同上书，第109-110页。
[17]狄慈根：《致卡·马克思》。
[18]萨宗诺夫：《致卡·马克思》（1860年5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01页。
[19]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2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8页。
[20]恩格斯：《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3页。
[21]同上书，第529页。
六、《资本论》第二部手稿
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马克思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写成一部新的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包括23册1472页，篇幅达200印张。这部手稿研究了《资本论》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所有主要问题，找到了阐述这一复杂理论的严整结构和科学形式，在《资本论》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859年6月，马克思出版《政治经济学》第一分册以后，原定很快出版第二分册，即第三章《资本一般》。他认为，这个分册研究的问题“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因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1]为此，他一方面积极联系出版社，另一方面继续进行研究。从1859年10月至1860年1月底，他整天在大英图书馆工作，除了重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斯密、李嘉图的主要著作外，还阅读琼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定义》、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霍普斯金的《经济研究》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研究1855-1859年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书》。工作速度虽然不快，但也有所进展。1859年10月26日，他写信告诉恩格斯，如果专心习作，第二分册“六个星期即可完成”。他希望第二分册将会打破资产阶级著作界“沉默的阴谋”，迫使他们对这部著作的倾向进行攻击。
但是，1860年1月20日前后，马克思听说福格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速记报告、文件和评注》，对他进行疯狂的人身攻击。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声誉，他不得不被迫中断第二分册的写作，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反击福格特的诽谤。直到1861年，才重新恢复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的写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东西，便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虽然已探讨了第二分册《资本一般》的内容，但时间已过了三年，不改写是不行的。因此，他决定创作一部新的手稿。
大约在1861年6-7月，马克思为撰写新的手稿进行两项准备工作。一是通读《〈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写了一份《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这主要是为了查阅资料，利用原来笔记的需要编写。二是写了一份《〈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要草稿》。这是为重新撰写《资本一般》，即为1861-1863年手稿所制定的最初计划。《〈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要草稿》包括：（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资本和利润；（4）其他问题。其中前三篇后来成为《资本论》理论部分的内容；第四篇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史的问题，后来成为《资本论》第4卷即历史批判部分的内容。
从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马克思“埋头工作，拼命写作”[2]，用了两年时间，写作《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整个写作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61年8月至1862年1月，写作笔记本第Ⅰ-Ⅴ册，其内容包括“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这五个笔记本和第ⅪⅩ-ⅩⅩⅢ册是《资本论》第1卷的最早文稿。第二阶段从1862年1月至1862年11月，写作笔记本第Ⅵ-ⅩⅤ册。这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政治学史作详细的分析批判，构成手稿的主要内容，后来以《剩余价值理论》闻名于世。第三阶段从1862年12月至1863年7月，写作笔记本第ⅩⅥ-ⅩⅩⅢ册，主要内容是《资本论》第1卷研究的问题，如“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所谓原始积累”等；同时还研究第3卷《资本和利润》的问题以及属于第2卷的一些内容。第三阶段，马克思除了写作手稿正文外，还从有关政治经济学史文献中补充摘录了8本资料，有些资料在正文中已被利用。
写作《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是《资本论》创作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正是在写作这部手稿期间，马克思最终确定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以《资本论》为名出版，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这反映了马克思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更加明确了“资本”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随着著作名称的改变，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资本论》“四卷结构”的科学体系基本完成，其中第1、3卷的纲目已相当完整。把历史批判作为单独部分，也是在写作这部手稿时考虑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是在相应的理论部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的。撰写这部手稿开始不久，他觉得为了彻底批判地弄清17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必须把历史批判部分材料集中起来，单独置于《资本论》的理论部分之后。因而他中断了在笔记本第Ⅴ册中对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的论述，转入历史批判部分的写作。他后来曾说：“《资本论》实际上是从历史批判部分开始写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阶段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推翻了许多旧东西，“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极其新鲜的东西”[3]，在理论上获得重大进展。
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劳动力商品学说。写作1857-1858年手稿时，马克思已经明确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解决了曾经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一个难题。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他对劳动力商品学说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货币只有同活的劳动能力相交换才能转化为资本。他深刻地分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从生理的和社会的需要研究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内容，认为“劳动能力的价值归结为工人为了维持自己作为工人而生活并且繁殖下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又归结为由于生产那些维持和繁殖劳动能力所需的生活资料或使用价值而必须花费的一定的劳动时间，即耗费的一定量劳动”[4]。他研究了劳动力与工资的关系，认为工资无非是劳动力价值在货币上的表现。他用简单明了的文字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不违背价值规律，而且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此以前，这个问题完全不被人们所理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说明资本与劳动的交换符合价值规律；社会主义者则强调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与价值规律相矛盾，只有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学说，卓越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马克思指出，任何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里，不劳动的人都是以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作为生活条件的。这就是说：“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5]他从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中摘录了大量材料，揭露资本家为了从雇佣工人身上获得更多剩余劳动，而肆意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十分注意节约物化劳动，但比其他任何生产方式更浪费活劳动，不仅浪费劳动者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他们的智慧和神经。因此，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劳动与资本“和谐”的理论是荒谬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指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生产方式的过渡时期的基本形式。在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仍然没有抛弃采用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但主要采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进行剥削。所谓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工作日长度不变，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假定劳动能力的价格等于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工资没有被压缩到或者说下降到正常工资以下，那么，必要劳动时间的任何缩短就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或者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劳动生产力的更高的发展才有可能”[6]。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生产。特别强调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机器大生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他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瓦解着顽固的封建制度，预告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7]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大机器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大机器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创造了物质条件。在大机器生产中，“生产过程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8]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发展和利用科学，科学成了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手段。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广泛使用，不仅没有缓和而且加剧了各种固有的矛盾。
马克思还精辟地论述了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他说，随着表现为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革命的发生，生产关系也必然发生革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诞生的时候，劳动仅仅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和工人本身，都受到资本家的监督和支配。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每个工人专门从事某一部分的特殊劳动，他们只有作为整个工场总体劳动的一部分，才能生产商品。现在工人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受资本家支配，不仅由于他缺少生产资料，而且由于他的劳动能力已经片面发展，只能从事特殊操作。不过，这时工人劳动的技巧和熟练程度仍有重要作用，因此劳动还未完全从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劳动平均化、简单化了，劳动者个人的技巧和熟练程度在生产过程中已不起决定作用。人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没有意识的、动作简单的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的附属物。因此，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就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实际上的从属。这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和巩固下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加剧了。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对属于《资本论》第2卷的再生产问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批判了“斯密教条”的错误，提出关于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的原理，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两大部类。不过这时他认为A类指消费资料，B类指生产资料。为了阐明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产品的实现规律，在魁奈《经济表》的启示下，马克思也绘制了一张“简单再生产总过程经济表”，并对再生产过程的许多原理作了精辟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