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是辩证的统一。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看，它们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前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后者是人身的再生产。它们互相依赖、互为条件，每一方都以对方为媒介和手段。生产决定消费的性质、对象和方式，消费创造生产的目的和动力。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创造出对方。生产的结果创造出消费的对象和具有一定消费能力、按照一定消费方式进行消费的消费者。消费的结果使生产的产品最终实现，并推动生产不断发展和完善。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矛盾两个方面中，生产是起点，是起决定作用和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则是包含在生产活动中的一个内在要素。
从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看，生产决定分配。生产的结构决定分配的结构，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着产品的分配。马克思说：“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4]有些浅薄的经济学家，认为不是生产决定分配，而是分配决定生产；或者认为分配可以离开生产而独立存在，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无论单独个人或整个社会，都是生产决定分配。例如对一个雇佣工人来说，并不是由于他通过工资形式参与分配而决定他在生活过程中的地位；恰恰相反，由于他没有地产和资本，只能出卖劳动力，从事雇佣劳动，才以工资形式参与消费品的分配。产品的分配不能离开生产而独立。在产品分配以前，先是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不过是这种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当然，分配对生产也有重要作用。作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关系和分配形式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5]。在一定条件下，分配决定生产，“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6]。
从生产与交换的关系看。交换是生产的要素，交换的方式由生产决定。首先，生产过程发生的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其次，生产资料的交换，也是生产过程的行为；再次，直接为消费而进行的交换，表面看来似乎与生产无关，实际上也是由生产决定的。这不仅因为没有生产就没有分工，没有分工也就没有交换，而且因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结构及发展决定的。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同时，交换也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当市场扩大从而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动。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后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但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像每一个有机整体一样，在这个统一体中，生产居于决定和支配的地位，其他要素也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各个要素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各个历史阶段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在内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强调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主题。”[7]
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精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具体到抽象。这是17世纪威廉·配第等经济学家采用的方法。他们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开始，然后从其中抽象出若干有决定意义的范畴和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到此就止步了。第二种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采用的方法。他们是从一些已经多少确定下来的抽象范畴出发，例如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开始，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后一种是科学的正确的方法。因为，具体虽然是实际的起点，从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但却不能作为叙述的起点。例如人口是一个具体的范畴。但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不了解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又是以交换、分工、价格为前提的。科学的叙述方法必须从抽象到具体，即从简单的抽象范畴出发，逐步上升到复杂的、具体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上复制出完整的精神上的具体。经过思维的加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8]。
马克思认为，研究的方法与叙述的方法是不同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9]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必须从具体到抽象；叙述方法必须从抽象到具体。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是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
政治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逻辑的发展与历史的进程是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是逻辑思维过程的基础，逻辑思维是历史发展的反映。马克思在安排自己经济学著作的分篇计划和结构方案时，按照逻辑的进程，首先叙述商品和货币，然后叙述资本和雇佣劳动。在这里，逻辑的发展符合历史的进程。因为，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当然，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指逻辑反映历史过程的趋势。由于历史的发展是纷繁复杂的，历史的进程常常是曲折和跳跃式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往往是通过许多个别的偶然的历史事件表现出来，因此，逻辑的叙述不能处处追随历史的足迹，恩格斯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0]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页。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2-33页。
[5]同上书，第33页。
[6]同上书，第37页。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页。
[8]同上书，第38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
[10]恩格斯：《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533页。
五、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次科学表述
1859年6月，马克思在德国柏林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于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学观点。
早在50年代初，马克思就考虑出版自己政治经济学著作的问题。当时，许多朋友也希望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早日问世。1850年9月14日，彼·格·勒泽尔以科伦共产主义者的名义要求马克思尽快完成政治经济学的写作，认为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对于宣传工作具有很大意义。1851年5月，拉萨尔写信对马克思表示，自己正在“以渴求的心情期待着”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版。恩格斯更是坚决要求马克思一年出一部巨著，在公众面前重新登台，以便打破由于他长期不在德国书籍市场上露面和出版商们的胆怯心理所造成的束缚；认为只要他出版“一两本富有教育意义的、学术性的、论据充分的，同时又很有趣的书，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
但是，50年代的出书计划未能实现。这一方面是革命失败不久，出版商们对革命家马克思的胆怯心理还未消除；更主要的是马克思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需要阅读的材料越来越多。而只要有一本他认为重要的书还没有读，他是不会动笔的。[2]这样，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计划也就拖延下来。
1858年1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整理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条件成熟了。同时，马克思估计，随着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历史将出现新的变化，革命高潮可能到来。这使他迫切希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世。他在1858年2月给拉萨尔的信中说道：“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15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3]
1858年3月，经过拉萨尔的联系，柏林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鉴于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可以从容地把全部著作写完，为了使著作尽快与读者见面，他决定以分册的形式出版。为此，从1858年初开始，他对手稿进行加工整理。1858年8月至1859年1月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手稿的整理工作进展较慢。这是因为由于长期的夜间工作和困苦的生活，肝病的经常复发，严重影响了马克思的工作效率；同时，出于对科学的负责态度，他在准备付印稿上反复琢磨，一再修饰，往往为了润色几个句子而花费好几个钟头，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写作的进度。马克思在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时写道：“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
1.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4]
影响手稿整理进度的另一个原因是，多年来，马克思为自己的著作收集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作了大量的笔记、摘录和札记。仅仅为了把1857-1858年写的手稿阅读一遍，就需要花费一个星期。特别是在整理手稿的过程中，往往发现新的问题，引起新的思考；或者出现新的文献，需要进行新的研究。例如1858年5月，当他正在整理货币问题的手稿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通货简史》。从报刊的评价文章看，这是一本第一流的著作。他认为如果不对这本书研究一番，就不能继续写作。当时图书馆没有这本书，自己购买又没有钱，不得不写信要求恩格斯给他汇寄购书钱。他说：“也许这本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5]
手稿的整理工作，是在极其困苦的生活景况下进行的。这个时期，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全家最起码的生活，不得不经常为家庭琐事消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一次，他愤怒地向恩格斯诉说：“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6]
即使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马克思还是把经济学研究和写作的工作坚持下去。1858年6月，他从头至尾通读了《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为这部手稿编制了《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从8月开始，集中力量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按照与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每一分册的篇幅是3-6个印张；但马克思考虑到这一分册叙述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学最抽象的部分，如果写得过于简单，读者不易理解，因此把篇幅大为扩展。这一分册的标题是“资本一般”，原定分为三章，实际上包括两章，没有包括最重要的第三章：“资本一般。”马克思说：“从政治上考虑，我认为这是适当的，因为真正的战斗正是以第三章开始，我认为一开始就使人感到害怕是不明智的。”[7]由于商品和货币这两章的内容很抽象，学术性很强，这就迫使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对这部著作不能单纯地随意谩骂，而必须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