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财政和信贷支持对提升净消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工厂继续开工固然有助总体消费，因为就业率得到了暂时的保证，然而更多地投资生产部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投资的唯一经济目的在于增加未来产能。
用加速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保持高就业的方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也没有解决中期消费过低的问题，而仅仅是把难题的最终到来推迟了数年。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中国家庭也很可能会再次被迫通过缓慢的工资增长和低储蓄利率的形式为这些投资埋单。产能过剩的继续放大只会使中国面对全球及美国消费收缩时更加难以应对。
中国政府渴望带动国内消费，但如果家庭被迫支付银行资本结构调整的代价并且继续为无利可图的投资潮埋单，家庭消费将不可能增加。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一个长期依赖出口的国家要转到消费型经济需要多年调整。最终，唯一有效增加对国内消费依赖的途径是扭转收入分配，让转移到国家和垄断企业部门的收入重新回归到家庭。
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日趋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所以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政府的确是在做“调结构”的事，但从现行的政策中并没有看到太多可能改变既有利益结构的方向。
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失衡的态势，但是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四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环节中，如果问题出在分配，那么只单独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做文章，而不触动收入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可能什么都不会变化。
绕开分配的改革而去压制产能，将会产生新的过剩产能，其逻辑是压产能—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只能被赶进虚拟的死胡同而导致资产泡沫化，或者大量外流，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样，绕开分配的改革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在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之后，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不可能真正提升消费率。自2009年汽车、家电销售井喷之后，2010年汽车、家电库存大幅上升。
经济转型的拦路虎：垄断和资产泡沫
中国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阶段。
中国经济若想实现再平衡，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让收入重新尽快从企业和国有部门的手中回到家庭的手中，使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这些政策可能蕴涵巨大的政治成本，需要考验决策者的勇气。
中国的国有部门和大企业完全依赖由国民间接提供的各种补贴。假如国有企业要支付合理的借贷利率，其利润将完全消失。有学者初步测算，中国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每年占有1.4万亿元租金。政府从经济领域大幅地退出可能将极大地减弱决策者对于国家经济制高点的掌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改革性质不光是经济体制改革，更是政治体制改革。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大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总是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和经济阵痛后才发生的。中国若连短期的经济正常减速都不愿意承受，又如何能完成结构转型？
中国的经济转型千头万绪，但是捋清楚了，其实非常清晰。
从宏观方向上讲，就是让收入和财富重新从政府和国有部门手中回到家庭。
从中观战略上讲，就是做城市化，只有城市化才能释放巨大的需求潜能。
2007年年底中国城市人口有5.9亿，按官方统计年鉴的数据，城市化率达到45%，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有效城市化率可能只有28%~35％。因为在中国的现有城市人口中，有近2亿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候鸟”。这与那些迈入人均国民收入3 000美元门槛的国家当时平均55%的城市化率水平，相距甚远。
可以简单测算一下，未来10年，如果目前这2亿城市的“候鸟”能够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他们每人从农村带出两个人融入城市的生活（妻子及儿女），这就有4亿人要进入城市，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率就能够上升到65%。即便不考虑个人消费水平的增长，光城市化就能使中国的私人消费从1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万亿元，而2008年中国的出口为9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无论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多么残酷，中国消费增长的潜能也足以将之抵消掉，并可以支撑中国可持续较高速度的增长轨道。
大胆想象一下中国城市化所能释放的需求潜能吧！如果4亿现在年收入只有700美元的人一下子提升到5 000美元城市人的生活水平，那么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将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中国经济实现消费需求转型的战略逻辑就在于此，中国的国家潜能也在于此。
从微观的改革操作层面讲，必须扫除阻碍宏观和中观战略顺利实施的体制障碍。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很多，但是攻坚点却只有两个：一是垄断，一是资产泡沫。
有学者形象地描述，当下中国经济中只有“一个半”产业是市场经济，另外“一个半”则是政府垄断经济。第二产业和半个第三产业是对私人部门开放的。即便在半个第三产业里也是非主体行业，比如商品批发与零售、公路及内河航运、餐饮、旅游服务以及建筑等。第一产业受制于土地制度的安排，开放权限有限；而第三产业的主体行业，诸如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等，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实际情况可能还远不止于此，当下国有部门依托要素资源的优势、资本的优势正在大肆进入第二产业中攻城略地。
从微观机制上讲，国有部门经济是典型的代理人经济，代理人经济的利益激励是倾向于使产业流程内部化，越大的规模、越大的营业收入，越符合代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私人部门经济倾向于通过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解构、外包来提升效率，使得基于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如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迅速衍生和发展，从而创造出就业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城市化依托于此方能大幅地推进。
当下行政垄断力量扩张的态势会从根本上摧毁城市化的根基。
另一个拦路虎是资产泡沫形成了对中国城市化的巨大约束。作为城市化的“古典模式”，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进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户。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他们也渴望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节，成千上万的乡村老板的确率先进了城，并在城市购房买地落户生根，但跟在他们后面的打工者却无力购房，只能“望房兴叹”。打工者要么依然奔波于城乡之间而“离乡不离土”，要么以“农民工”身份屈居城市“边缘人”之列。“古典城市化”路径到此打住了。
我们说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提升空间是中国楼市长期向上的最大基本面。可是这么高的房价，农民工又如何真正进得了城呢？
坦率地讲，政府一念之间即可戳破当下的楼市泡沫。尽管楼市泡沫破裂会造成巨大的短期动荡，但从大格局上看，如果用楼价50%的下跌换取城市化率30个百分点的提升，是非常值得的。
（根据2010年1月28日在浙商证券年会上的演讲整理）
世界留给中国的时间和好运气不多
2010年第一季度数据发布后，我收到的最多的短信是：3月份同比2.2%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大多数机构预测的低了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的姚景源总经济师曾说2010年物价控制在3%有难度，但一定能实现，现在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
有了2007年下半年通胀失控的教训，政府这回精明了。当2009年5月份猪粮价格比跌至低点，政府就早早开始建猪肉储备，逢春节前后大量抛出，很罕见地使猪粮价格比在春节前后被打至低点。控制了“猪”，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想离谱也难。
统计局通报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然是四涨四跌。但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 000美元的门槛后，中国家庭的需求重心早已不在吃饭，中国人也不会每日都需要购买衣服、汽车和手机，跟中国家庭需求最紧密相关的是住房、医疗、教育，甚至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下馆子吃饭、娱乐、家庭服务等等。当不少城市的租售比离谱地达到40~50倍时，租金依然被生硬当成房价的“虚拟租金”的影子在消费者物价指数中加以体现，这样是否还有意义？反正无论是我们出境的体验还是接待的外国朋友，大家都对当下中国的物价之贵叹为观止。
我们无法预判中国经济货币通胀效应是否会灵验。但最近10年，中国滞后6个月的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与当期消费者物价指数被发现具有高度的同步性。2009年11月末，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为34.6%，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为29.7%，之后6个月的物价会怎样？2009年广义货币供应量超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20个百分点的所谓过剩流动性，总得找个地方拱出来。
我们看得真切的是，中国资产泡沫升级了。
尽管有“均衡信贷”原则指引，但政府支出向上增长的弹性大，而向下压缩的弹性极小。2010年第一季度通过信托、理财、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放出的资金规模应该在3万亿元以上。跟2009年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放出来的都是“干货”，中长期贷款占比高达80%~90%，而2009年同期一半以上都是“虚”的票据融资。
中国的储户这回也清楚地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在对通胀的恐惧和对高回报的贪欲之间。不投资房子又能怎么办？所以“两会”一过，京沪的楼市再现恐慌性买盘放量，二三线城市的房价涨疯了。
我不知道资产的泡沫会不会向物价传导，有的经济学专家还说资产泡沫是物价通胀的灭火器（因为过多的货币被吸收了），而我所受的经济学训练告诉我，服务性价格最大成本是地价。好在很多服务性价格要么权重严重脱离实际，要么干脆就进不了消费者物价指数，这是唯一值得安慰的。
“货币超发—房价上涨—物价上涨”的逻辑在中国从来就是通的。土地和地产价格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工资就开始被倒逼着上涨。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反过来又会牵引着农产品价格上涨。这可能是政府最当心的货币泛滥向消费者物价指数传递的通道。
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高低过去一直处于产出缺口和过量货币的较量之中。现在产出缺口已经翻正，2010年第一季度同比接近12%的经济增速，季度环比年化增加差不多是11%，无论哪样都已经显著超出了中国经济学界所共识的潜在增长水平。
一旦“产出缺口”被“抹平”，对通胀再无牵制作用，过度的货币供应将导致通胀率快速上升。而目前中国金融系统内存在的过量货币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峰值，这有可能导致通胀在未来的几个季度内难以控制。实证研究也表明，一旦“产出缺口”转正并超出潜在产出的1%~2%，中国的通胀率将可能达到4%~5%，处于中国人民银行“容忍区间”的上限。
升值和加息，谁先谁后，孰轻孰重，被经济学家们反复地争论。
随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①在中国的出现，熟读经典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倾向于以升值来治理通胀和资产泡沫。我本人也赞同人民币应该树立起一种富有弹性的机制。
但我怀疑升值所导致的“巴萨”的跷跷板效应在中国能否如愿。因为这取决于当名义汇率升值以后，该经济体的既有结构是否足以支持贸易部门的资源如愿地向非贸易部门转移。
而当下的结构性难题困扰着中国。金融、主体运输、电信、电力等等因为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根本无法涉足或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