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开出的药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领域，如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改善税收体系，增加对高收入群体课税等。当然，对于当下功效最为显著的可能是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根据中欧商学院黄少卿博士的测算，目前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50％，每年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 550亿元。
在我看来，关于中国高储蓄的研究不能就此为止。因为围绕二次分配的改良本质上还只是在政府经济模式纠错中“打转转”，依然未能抓住或是回避掉了近十年来中国高储蓄率异常增加的关键。
如果我们仅停留于此而不作进一步探讨，还容易陷入另一个逻辑的误区：高储蓄成了高投资的合理注解。
“想要中国老百姓消费太难，扩大投资是次优选择”，“不要妖魔化投资”，这是我们常听到的政策解读。在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即消费率不能有效提高）前，吸收掉这些储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投资，二是出口。如果出口不能指望，就只剩下投资，否则经济要平衡，就只能减少产出（通货紧缩）。为了免于通缩，扩大投资就成了次优选择。
其实我想要进一步阐述的观点是，从储蓄形成到用掉，再到下一期储蓄的形成，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循环来看，不可分割。在以上储蓄形成的完整线索中，只有正确理解从投资到要素分配的过程，我们才能把握当下中国高储蓄的精要以及未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个过程又取决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
“高储蓄必然高投资”，我认为这是为强化投资主导的合理性所作的注释。当然高储蓄意味着资金的价格相对低廉，会刺激投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表象的背后。一个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几乎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的国家，只要其愿意，在理论上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关键还是要看高储蓄掌控在谁的手中。如果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剩余了越来越多的钱，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同时他们还垄断了资源配置中枢（金融），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压制家庭部门的储蓄所得，获取最大的投资收益。
“高投资必然高储蓄”，这似乎倒是“必然”的。投资的经济原理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这是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会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会持续下降。1996~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了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投资的经济必然走向出口的经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 4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这个循环就彻底结束了。
期望进一步加大投资，以消化前一期已经不能被出口吸收掉的储蓄，强行重续这个循环，那么投资带来的下一期的新增储蓄怎么办？这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用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资来吸收吗？
如此，中国人自己给自己造了一条高储蓄的“悬河”，如果这样走下去，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越来越高，而消费率也还会越来越低。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使中国的高储蓄率回归正常的关键在于初次分配，而这取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既有的政府主导的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路径被进一步证明为近十年中国高储蓄率开始快速增长的根源。中国的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业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这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
表1–2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工业化接近尾声
重工业化的时间跨度 完成时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哥伦比亚 1953~1970年 23.0%
墨西哥 1950~1975年 32.6%
土耳其 1953~1973年 24.5%
南斯拉夫 1962~1972年 42.2%
日本 1950~1970年 43.2%
韩国 1955~1973年 29.3%
中国台湾 1956~1971年 39.3%
以色列 1958~1972年 38.8%
挪威 1953~1969年 34.0%
平均 172年 34.1%
中国 1985~2007年 43.0%
资料来源：《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1–21 中国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
资料来源：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只能靠经济模式的彻底转型。通过结构性改革调节资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粗放式增长。打破金融垄断，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延伸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向上做原材料采购，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销售网络、品牌、商誉和零售。这样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却可以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最终就能形成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中产阶层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城市化的提速，这个基于收入的良性循环就能持久，而它将引导中国进入排浪式的、靠内需增长的长周期。
具体来讲，资源配置的中枢—金融部门的变革是关键中的关键。金融上的“劫贫济富”制造了相当规模的中国剩余扭曲。
中国的金融结构基本由四大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构成。但是，能够从大型银行和股票市场融资的，只有那些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而雇用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更关键的是，这种金融结构人为压低了利率，导致银行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支持大型企业和富人。这相当于用穷人的钱去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恶化。根据黄少卿的测算，由于人为地压制存款利率，企业部门每年至少少支付了3 个百分点的贷款利率给家庭，约合7 850亿元人民币。
开放民间资本金融准入的禁区，实现金融普惠制是根本。当然，放松金融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也是一个不错的见效快的政策选择。如果存贷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二者将更加接近。这对银行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利差缩小将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但对家庭和企业来说则是一个好消息。由于储蓄倾向较强，存款利率提高将显著提升家庭收入。
（2010年6月17日）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经济转型
消费相对于生产的增长才是有意义的比较
坦率地说，宏观经济分析若和利益搅在一起，那么颠倒黑白的事就会经常发生。有时候说多了，反而被社会误认为是真理。
我质疑最近从投资银行的宏观分析师中传出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或许都是为了市场的利益。最有代表性的例如“难道中国人没有消费吗？”，“令人惊喜的中国消费者”等等。
老实讲，孤立地谈消费，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搅局，混淆视听。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7倍，德国的10倍。消费总量的比较离开了人口基础又有何意义呢？
的确，以总量而论，中国的消费总量在当下全球排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以现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论，中国很可能在两年后将超过德国，成为第三，5年后超过日本，成为第二。
但是，按人口基数计算，4个中国人的收入支撑一个中国人的消费，才抵得上一个美国人消费的20%；而现实情况很可能是，数十个中国人的收入支撑一个中国人的消费。所以在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等高档消费区，甚至在法国巴黎，中国人都表现出令世界感到瞠目的购买力。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同时，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却下降到了35%。
宏观分析要讲结构—生产和消费结构，脱离生产增长讲消费增长，消费增长再快也没有意义。相对生产来说，中国的消费增长是滞缓的。中国家庭消费的增长长期显著落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显著落后于投资的增长。
图1–22 中国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加剧
资料来源：CEIC
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家庭收入和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如果家庭收入增长慢于国民收入增长，而且消费信贷不发达，消费速度增长就会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及储蓄率。消费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差距由此产生。
所以，进入21世纪的10年，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大幅下降了10个百分点，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家庭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萎缩，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也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
财富结构的扭曲拜赐于三大剩余分配机制
一是金融上的“劫贫济富”。
政府的高负债决定其将长期维持低利率。这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因为低收入者的资产多以存款形式存在，而富裕阶层可以用资产对冲掉通货膨胀。这也相当于居民在补贴国有部门，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要支付合理的借贷利率，其利润可能会完全消失。
二是资源的暴利。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都是在免费使用资源，从而获取暴利。而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来开采资源的，只有垄断部门以及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从土地资源看，固化的“土地财政”模式使得政府似乎也无动力改革农村与城市土地市场、改变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供给中的垄断地位，无限度地榨取土地溢价。
三是垄断的暴利。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垄断利润来自于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这样，部分消费者剩余就转化成为垄断生产商的利润。中国的垄断部门比这更厉害，他们不仅能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而且还可以将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于是消费者剩余就被拿走了，甚至全民福利也被拿走了。
垄断行业在拥有超额利润的同时，却基本不分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部分国有企业象征性地按照税后利润的10％或5％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在50％以上。即便如此，分红的钱也大多直接进了国资委的金库中，也就是说这些钱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变为家庭收入的增长，而只能变成国资委攻城略地的“再投资”。
不触动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可能什么也变不了
面对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以惯常的工具予以回应—即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投资率上再加一剂巨额投资，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甚至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从而使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财政和信贷扩张的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