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胀的状态跟中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复杂。
因为政府和企业把通胀的相当一部分因素扛掉了。政府压资源和要素价格，靠环境红利垫付，靠财政补贴支撑企业进行产能扩张，企业靠压劳工报酬为外部世界生产。
所以，现有的通胀因素在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中显现出来真是不太容易。以至于，有时候“猪”（价）变成了决定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关键，因为这个领域政府控制力弱，占比却很大（占消费者物价指数构成的7.5%）。
由于消费弱，所以生产者物价指数向消费者物价指数传导也异常艰难。
但难传并不意味着不传，而是不得不迂回地传。而一旦开始传导，经济肯定会面临一次大变。这个逻辑基本是这样的。工业利润变得越来越薄，资金就大量涌向资本品，土地和地产价格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也随之上涨，工资就开始被倒逼着上涨。
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价格上涨。
基础原料价格上涨是政府控制不了的，而今天这一部分在整个制成品的价值构成中占70％。各方面成本上涨后，最终就只能强硬地推动制成品价格上涨。但这个阶段注定是短暂的，因为没有需求来承受。中国通胀显现的最后阶段通常是对经济杀伤力最大的阶段，货币当局急了就开始强压，在企业倒闭潮过后，就是经济的“硬着陆”和通缩。
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认同中国会出现长期通胀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如果纵观整个通胀实现的过程，就会感到中国经济犹如被活生生地闷在一间充满“通胀”蒸气的锅炉房中，不得舒展，直至耗尽体力而虚脱。
（2009年6月2日）
资产泡沫之后必是滞胀
农业部的朋友跟我讲，原以为连年农产品丰收，会有价格下行的压力，而现在却是全面上涨。
不久前我碰到一个在政府做政策研究的朋友，说起此事，他说是中国的农民学聪明了，将自己劳动力价格上涨计入了农产品。
而我说，是政府明白了，每年按计划通过调粮食收购价来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多年来对工业、城市的奉献也应该获得相应的补偿。
其他农产品价格则受到城市成本的强烈牵引。
土地和地产价格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也随之上涨，工资就开始被倒逼着上涨。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价格上涨。这可能是政府最担心的货币向消费者物价指数传递的通道。
其实，中国的物价通胀早就飞得很高了。
服务性价格最大成本是什么？是地价。好在很多服务性价格进不了消费者物价指数，这是唯一值得安慰的，市场也很喜欢，因为楼价、股价可以继续炒。
如果小麦、面粉的价格没涨多少，餐馆的阳春面就不能涨价，这样的逻辑，只有发改委会这么想。
郎咸平说，中国的日常消费品跟美国差不多，稍好一点的消费品（甚至很大部分消费品的原产地就是中国）都比美国贵得多。而中国家庭收入只相当于于美国人的1/10。
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商业成本根本不支持厂商“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面对伴随地价快速上升的商业成本，只有靠着高价低量策略为生，国内卖不出去的，就靠政府财政补贴卖到国外去。到国外倒是可以实现“薄利多销”，因为国外的资产价格低。
“中国式通胀”的路径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物价上涨。当然这里的物价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而非统计局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难以传到物价。
理由一：资产泡沫是物价通胀的灭火器（因为过多的货币被吸收了）。真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修炼的经济学。道理我上面讲了很多。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物价上涨的逻辑在中国从来都是通的。
理由二：过剩产能抑制通胀（如产出缺口、储蓄大于投资等）。实际上，产能背后是资源，资源总是瓶颈。因为资源基本完成了寡头垄断的市场布局，所以需求下降时，不是降价，而是限产。
制成品生产商在饱受其苦后（利润压缩），也只能减产。供给若掉得比需求快，这个常识性的结果学过经济学的人都应该明白。
坦率地讲，我对传统的产出缺口对通胀的压制作用越来越不信任。在全球化高速推进十余年后，现在的产品价值构成中，制造部分的附加值占比越来越低，而基础原料和无形资产的高附加值成为主体。以钢为例，铁矿砂和焦煤的成本就占了钢价的70%以上。如果棉花价格大幅上涨，服装价格要不要涨呢？
“理由一”和“理由二”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相关的。产能过剩、产出缺口、储蓄大于投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恶化，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形成的购买力与产能相比极其悬殊，才会有顺差。
而另一方面，越是贫富悬殊，越可能形成资产泡沫，这是个经济规律。财富越是向少数人集中，资产就越成为资本追逐的游戏，甚至一些原本看起来只可能是消费品的东西，也可能会脱离消费品属性，成为资本品，例如水仙花、普洱茶。
当大蒜和辣椒都能成为过剩资本攻击的对象时，通胀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了。
当过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资产泡沫中消磨殆尽以后，剩下的结局就是滑向滞胀。
我们现在是全民思“炒”。
对于前途的失望，使得累积财富的第一念头就是“炒”，而不是创业。因为货币贬值速度远超创业的财富增速。
现在利润来得最快的全是交易性机会，我相信，像阿里巴巴那样的公司，未来几年都很难再现了。
有时候回过头来看，我倒是觉得危机后的美国或许有希望。若真的起用保罗·沃尔克上台，狠杀投机和华尔街的资产泡沫，这个国家的人就会开始回归实业了。
关于未来，我有一个不希望成为现实的基本判断：中国未来泡沫的破灭不太可能由内部力量主动去刺破，很大可能会来自外部冲击（美国的实业再造和中兴）。只是时间还没到，或许还需延续一两年。
中国的救赎之路在于转型。转了型，泡沫就做实了，所谓转型就是泡沫“软着陆”。当然，有泡沫就转不了型。资产价格这么高，能完成城市化而实现需求崛起吗？
事实上，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个低成本、快速城市化的路径（周边赶超型国家都是抓住低成本时期完成城市化突进的），这在经济学上叫“路径依赖”，真有点“回头太难”。
纵观现代国家的发展史，大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总是在经历剧烈社会和经济阵痛后才发生的。中国若连短期的经济正常减速都不愿意承受，又如何能完成结构转型？
所以，当过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资产泡沫中消磨殆尽后，剩下的结局只能是滞胀。
（2010年2月4日）
滞胀隐现
2010年5月是欧洲债务危机急剧恶化的一个月，欧美各国陷入了短期通缩。面临冲击，各国政府采取的依然是“放水冲沙”、“以债养债”的办法，即仍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维持很长时间，包括债务货币化的过程也会加剧。
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相比，这一次的危机以及政府的救助计划显得更为曲折。欧美经济在经过十几年的高福利政策后，政府债务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而上次危机采取的救市政策加剧了这种情况。大量私人债务转化为政府公共债务，使投资人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信用产生了怀疑，导致国债利率激增，而利率激增反过来也对投资和消费形成制约，冲击实体经济，最终使得危机愈演愈烈。
危机的救助依然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通过债务负担转嫁掉。这是储备货币国家的天然优势。现在每发行一美元所带来的利益损害，70%将会由海外美元持有者分担，这相当于对全世界美元持有者征税。这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赋予拥有铸币权国家的特殊禀赋。
欧债危机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反弹的可持续性，投下了很大的阴影。救助计划附带的财政紧缩有可能将该地区的经济带入恶性循环，因为财政收缩意味着家庭福利的削减、需求衰退，经济减速甚至负增长。如此，经济增长不可能强劲到可以提振就业水平和削减财政赤字的程度，反而会使得债务越来越重，利率高企反过来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形成重压，变成恶性循环。
2010年还不是希腊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希腊2010年的债务是150亿欧元，之后三年每年的本息偿付额都高达300多亿欧元。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希腊是不是能够如愿达到紧缩财政的救助条件还不得而知。从目前希腊等国民众对收缩政策的反应来看，经过长期的高福利政策后，让“自由人权”的欧洲文化去承接通缩痛苦，其能力很差。所以，7 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是否能把欧洲拖出来还未知，欧洲债务危机后的复苏以及救助前景还很不确定。
美国也一样。从目前来看，数据的改善只是一个幻影，美国房价在经过数月微弱的反弹后，现在又转头下跌。自2007年中期以来，美国住宅楼宇及商业楼宇急跌40％以上，因为家庭要去杠杆，被银行接手的房屋在过去一年里激增了500万栋，预计未来两年内还将翻番，这些“影子库存”死死地压制了美国房价的反弹。
如果没有房价上涨的支撑，美国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美国还没有找到另外一种像网络革命那样的经济增长动力。当一系列超强度的短期刺激政策走完后，导致危机爆发的基本面问题仍会浮现出来，并成为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经济形态的主导性因素。
所以尽管美国经济崩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不死不活”、“维系低增长”将是美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最有可能的状态。而因为有货币的支撑，尽管需求不振，但能源和食品的价格也很难掉下来，还将面临“胀”的压力。
资产价格不再可能出现世界金融危机中“断崖式”的下跌。在流动性充沛的环境下，一旦货币派生的速度有所加快，甚至还有可能把价格推得更高。从某种角度讲，欧美货币储备国家的日子要比新兴市场国家好过得多。因为在生产国将面临生产成本高企、需求不振的问题，企业的利润缩减使得未来资本支出的意愿下降，投资减速将放慢就业需求，国民收入、劳动者报酬就没办法快速提高，消费转型也成了一句空话。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南方出现了一系列要求增加工资收入的停工事件。很多人希望能够打通这样一种逻辑：工资上涨，劳动者可以有更多的钱拿出来消费，这样可以刺激需求，企业利润就会改善，企业也可以调高定价，转移这部分成本，以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因为工资成本在企业面临的总成本上升中只是一部分。在全球流动性的汪洋大海中，外部输入型的成本上升对中国企业构成很强的压力。可以想象，身处油价80美元/桶和铜价7 000美元/吨以上处境的中国制造是何等艰难。
在国民分配的大格局中，整个劳动力报酬取决于就业与工资，一旦工资增长的速度或生产成本上涨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就会使企业利润减少、企业投资意愿减少，就业需求降低，国民报酬的份额不能提高，对于消费就起不到正向作用。
但是，不能把板子打在劳动者身上，这是中国长期靠货币驱动的泡沫经济产生的恶果。按照原测算，中国的劳动者红利至少可以延续到2015年，也就是至少还有四五年的时间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是为什么好像到今天就撑不住了？这实际上是中国这么多年靠货币超发导致泡沫经济的恶果，其大幅吞噬了中国的劳动者红利。最近要求涨工资的停工事件似乎已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拐点已经提前到来。
因为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城市生活成本抬高，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在下降，并且已经达到了一个不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地推动工资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