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麟提议，起义后的政权军民分治，将行政权力让给汤化龙。这里面可能有官兵不熟悉地方政务、缺乏相应人才的现实考虑，更有用权力妥协、争取立宪派支持新政权的目的。而推举黎元洪的原因，吴兆麟说了两点：一是湖北人，二是声望高，容易获得各省响应。还有一个原因是黎元洪作为在清朝官场有重大影响的高官和新军名将，容易被新军官兵和立宪派所接受，也容易争取尚在观望中的前清官僚。
果然，吴兆麟的提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三
11日下午，黎元洪被逼无奈来到谘议局。革命官兵和立宪派立即宣布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主持大计。黎元洪马上跳了起来，甩着长长的辫子说：“兹事体大，务须谨慎，我实在不能胜任，请各位另请高明吧。”
现场哗然，革命党人蔡济民当即痛哭：“昨夜多少同志牺牲，方有今日之光复，若因无人主持而功败垂成，何以面对死去诸同志？若黎协统再不答应，我便自杀以谢烈士！”革命党人朱树烈更加激愤，抽刀剁下自己一根手指，用血淋淋的断指指着黎元洪说：“你要再说一个‘不’字，我就和你拼命。”黎元洪闭目不答。革命官兵也不管他同意与否，着手组织政权，写好安民文告送到黎元洪面前要他签署。黎元洪连连摆手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翊东见状，提笔在布告上写了个“黎”字，张贴了出去。
黎元洪在名义上出任了都督，实际影响却不小。“午后则见武昌城内外遍贴湖北都督黎元洪布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人心为之大定。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
这下，黎元洪算是上了“贼船”，名字上了布告，身子被软禁在军政府。愤然断指的朱树烈佩刀持枪，日夜监守着黎元洪。黎元洪面无表情、呆坐无语，既不说可也不说否，根本就不处理政务。他身体发福，如此一来活脱脱就是一尊菩萨。这是“黎菩萨”绰号的最初来源。都督不做事，蔡济民为首的谋略处就代行都督职权。
蒋翊武从城外赶回，见到如此尴尬的情况，失声痛哭：“都督如此情形，将奈之何？”脾气不大好的张振武则对吴兆麟说：“如今虽占武昌，然清廷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人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不如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壮声威，使一应旧臣皆为胆落。”他的意见很有代表性，革命官兵大多年轻气盛，对不合作的黎元洪很不满意，然后希望以吴兆麟等人取代黎元洪。吴兆麟坚决不同意，认为黎元洪就是一言不发，一事不做，对大局也有利无弊。37还有一种意见是让革命后迅速赶到武昌的黄兴取代黎元洪。但以李翊东为首的革命党人坚决反对说：“黎都督为我们所推举，出尔反尔，如何取信于人。何况赖黎都督的威望，人心始定，今日无故免之，人心必乱。”黄兴本人也不在乎名分，自愿居于黎元洪之下。所以，黎元洪这尊菩萨的都督地位反而巩固了下来。
我们知道黎元洪是前清体制的另类，虽然不是死硬愚忠分子，可毕竟对清王朝有感情，多少相信那套体制和说教，难以骤然转变立场。然而时局的发展出乎黎元洪的预料。汉阳、汉口相继光复。当都督的第三天（13日）晨，湖广总督瑞澂率楚豫等三艘军舰和革命军进行炮战。结果，黎元洪看重的清朝水师被仓促组成的革命军打败，三舰中有两舰受伤，瑞澂自此逃离战场。看到革命节节胜利，黎元洪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这一转变让黎元洪真正成为了首义领袖，拥有了最强大的政治资本。
当天，部分起义官兵对黎元洪的消极态度不满，革命党人甘绩熙持枪奔向黎元洪，扬言：“我就是不杀他，也得逼他表个态。”许多人跟着他一起来到黎元洪处。黎元洪见此，以之为台阶，对甘绩熙等人说：“年轻人，你何必如此激烈！我在这里呆了四天，并未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呵！”革命党人陈磊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您的辫子还拖在脑后。您既然是民军的都督，就该剪掉辫子，做个表率，以示决心。”黎元洪立刻回答：“之前，你们要剪发，我悉听尊便。现在，我还在乎一条辫子？”围观者闻言欢呼雀跃，马上找来工具，帮黎元洪将辫子剪去。辫子落地，黎元洪与众人相视而笑。晚上，黎元洪正式主持军政府的军事会议，宣布：“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他开始真正行使都督权力。革命阵营也将湖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了黎元洪这个前清将领。10月16日，武昌起义后第一个来到武昌的同盟会重要领导人谭人凤，组织隆重仪式，给黎元洪授旗授剑，慷慨誓师，“一时欢声雷动，革命军自黎公以至士兵，上下一心，自此始也”。
事实证明，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对起义成功大有帮助。不说黎元洪执掌军政府后的执政效果如何，单就他以前清将领身份统帅革命军来说，就对前清阵营造成了不小震动，减少了革命阻力。武昌起义时，湖北新军并没有全部参加革命，很多军官躲了起来。军政府初建，面临巨大的军官缺额。“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湖北各地官绅，接到黎元洪以都督名义发布的电文，纷纷附和起义。“各县士绅俱出而负地方治安之责。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黎元洪在前清阵营的声望和地位，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黎元洪还利用在前清的人脉关系策反前清将领。虽然他寄给张彪的劝降信被张彪当场拒绝，但他成功策反了清朝海军提督萨镇冰。萨镇冰是黎元洪的老师，在学校时很欣赏黎元洪，现在正奉清政府之命率海军军舰进攻武昌。海军大炮对武昌城威胁很大，革命军没有炮台可以与之抗衡。黎元洪就写信给老师：“老师向来知道元洪为人一贯谨慎，这次起事实是人心所向。元洪再三考虑，才接受此职。希望老师爱惜百姓，也希望老师眼光看得远一些，与革命军合作。”萨镇冰为之动容，下令海军向岸上空地开炮，不久即脱离舰队，听任海军在九江起义。
起义爆发后，清朝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顺道去洹上村拜访袁世凯。荫昌乐观地认为：“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袁世凯正色道：“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
张振武案：诬陷案背后的黎袁斗法
一
黎元洪虽然做了革命首义的领袖、被天下人看做是缔造民主共和的元勋，但他的脑袋中有多少民主共和的思想呢？
我们知道革命党人的宣传偏重于类似改朝换代的反清宣传，并没有深入民主共和的观念层次。即便是革命党人内部，对于什么是民主共和、中国应该怎么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能说清楚的人也寥寥无几。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出身，又在清朝官场中熏陶多年，自然将革命的胜利看做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剧变的反复，过多关注于局势的改变和个人地位的提高。中国政治史和从政经验告诉黎元洪，在大变革的动荡时代，实力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起义后的近两年时间里，黎元洪雄霸武汉，做着“湖北王”的美梦。
民国政府北迁北京后，黎元洪继续担任副总统，并兼任参谋总长。按说他应该去北京就职，袁世凯也多次催促黎元洪北上，但黎元洪坚决不愿意放弃湖北都督的实职。他在武汉宣誓就任民国副总统，遥领参谋总长，仍任湖北都督。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权力设计。副总统的本质是候补国家元首，一旦总统出缺，副总统及时递补，避免政治动荡。在王朝时代，这个角色就是太子，是储君。太子也好，副总统也好，设计这个角色的本意就是让他和最高领导人同心同德，安于虚位，不能越权也不能分割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这样，整个权力结构才能稳定。但黎元洪是声望卓著、掌握军队、控制地方的实权副总统，是有能力威胁袁世凯总统地位的隐患。参谋次长陈宧等人就一再提醒袁世凯：“纵观世界，尚无副总统领兵驻外的成例。美国为共和楷模，其副总统不仅驻京，且兼任上议院议长。对黎元洪亦当如此。”但黎元洪坚决不来北京，而是要牢固控制湖北地区，北洋系统暂时对他也没有办法。黎元洪此举，在民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一个地方实权人物藐视中央、觊觎大权的先例。不过话说回来，在民主共和观念处于皮毛阶段的民国初年，黎元洪的心理是种普遍心理，不是特例。
黎元洪在湖北都做了些什么呢？一是抬高武昌地位，突出自己。武昌是首义之都，辛亥革命期间独立省份都以武昌为革命首都。武昌地位的提高就是黎元洪地位的提升。黎元洪要求以武昌为新国家的首都，要求在武昌召开独立各省代表大会。一度，独立各省曾有将新政权设在武昌、立法机关设在上海的打算；黎元洪本人在临时总统竞选中一度胜算很大。后来，孙中山归国后，形势大变，附和黎元洪的人大大减少。武昌最终没能成为首都。二是强化对地方的控制。黎元洪在短时间内，就在武汉编组训练了四个师六万人的庞大军队，对于不支持自己的官兵或者外省援鄂部队则大力裁撤。和历代军阀一样，他要建立忠于自己的军队，禁止官兵参加任何社团，已加入者必须脱离；命令各师开设精神讲话处，教育士兵们“不干外事”、“效命疆场”，服从命令听指挥。
革命胜利后，武汉各派系内斗激烈，在权力分配和政治建设上分歧频出。这给黎元洪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共进会的孙武主持军政府军务部，权力欲膨胀，独断专横，和同志关系恶化，处境孤立。孙武为了巩固权力，主动依附黎元洪，希望拥黎自重。黎元洪也需要强有力的革命党人的支持，与他一拍即合，在裁撤起义部队、打击异己方面“合作”愉快。在民初组党热潮中，黎元洪、孙武也组织了一批前清官僚和民国地方人物，在上海成立了“民社”，以黎元洪为社长。1912年2月28日，遭到黎元洪和孙武裁撤的官兵，以共进会内部团体群英会为号召，联合了文学社部分成员和武昌城内的驻军共几千人发动了兵变。乱军一度包围都督府、军务部和孙武住宅。乱军情绪激昂，却没有统一的政治主张，有的要求推翻孙武，有的要求连黎元洪一起推翻。孙武此时已经逃奔汉口。留在城内的黎元洪对专横跋扈、分割自己权力的孙武也深深不满，借机将斗争矛头引导向孙武。他宣称“我这个都督是给尧卿（即孙武）做的”，把不满引燃到孙武头上。黎元洪借口接受暴动者的要求，将孙武撤职，趁机改组军政府，降部为司，将孙武一系的干部全部撤免。事后，孙武主动引退，淡出政坛。黎元洪又反过来追究兵变的责任，诿罪文学社，斩杀十几人。至此，黎元洪牢牢控制了湖北。
此时的几件小事，能够暴露出黎元洪的“思想认识”或者说是“理论水平”。 上海《民立报》曾发表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是1912年9月25日发生的真实事件。但黎元洪立即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了湖北通讯社负责人冉剑虹，并准备立即“正法”。后遭到上海媒体的抗议，改判两年监禁。武汉本地的《大江报》屡次发表揭露湖北军政界腐败情况的文章，主笔为何海鸣。黎元洪又派参谋带兵执令箭一支，写明将何海鸣就地正法，查封大江报社，逮捕工作人员三人。何海鸣闻讯逃往上海。黎元洪还通电全国，指控《大江报》图谋不轨，要求各地将《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二人一体严缉，“就地正法”。
“就地正法”是曾国藩的创举。自古杀人需要严格的程序，获得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因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首开先就地杀人后上报追认的做法。现在是民国了，黎元洪的司法观念还是清末的那一套，竟然公开要求各地“就地正法”某人，丝毫没有法律意识。民初的媒体非常发达，各报骂人不断。黎元洪此举正好给各报提供了痛斥的靶子。《民心报》就发表蔡寄鸥的文章，斥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黎元洪大怒，又要将蔡寄鸥“就地正法”。幸好蒋翊武等人再三求情，才以《民心报》停刊了事。后来，黎元洪本人也认识到了“就地正法”四字的荒诞之处，在编辑《黎副总统政书》时将其一律改为“严缉法办”。
不过，黎元洪还真做过“就地正法”的事情。在逮捕要求改组都督府的武汉改良政治团负责人祝制六时，黎元洪就下令将祝制六押解到武昌汉阳门码头时即杀害，与此相关的同盟会员也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在狱中被杀。民国建立时，黎元洪宣称过司法独立，但那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那些掌握实权的民初人物一样，黎元洪穿着民国的衣服，身子却还是民国之前的。
二
在反对黎元洪的众多人物中，首义元勋张振武是个重要人物。黎元洪和张振武的恩恩怨怨，将各人的缺陷和民初的乱局都“拧”在了一起。
张振武是个为了革命不顾一切的人，为探索救国之道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又是共进会的重要人物。为了革命，他变卖了家产，四处奔波，即使在杀声一片的白色恐怖中也为筹划武昌起义毫不停歇。可惜的是，张振武革命多年，却不知道“革命”始终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个胸无城府、鲁莽向前的革命闯将，一直没有成长为革命政治家。这注定了他的结局是悲惨的。
起义爆发，张振武热烈拥抱革命，以军务部副部长的身份主持军事行动。他经常亲临前线，巡视战况。凡有军队自武昌开拔，都先到都督府集合，请“张副部长”训话。张振武这么做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在黎元洪和孙武看来，则有越俎代庖之嫌。（张振武身上肯定也有权力梦想和表现自己的欲望，只是不知道隐藏罢了。）孙武和他共事多年，尚能忍耐。黎元洪稳重内敛，和张振武个性相差悬殊。张振武的许多行为，激化了两人的矛盾。
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不情不愿。张振武当面予以训斥，几次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声言要杀掉黎元洪以免贻误后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黎元洪肚量没有大到能将生命威胁置之度外的程度。武昌战事一度不利，北洋军炮轰武昌，黎元洪在11月10日夜间收拾行李，准备出城暂避。张振武知道后，直奔都督府，斥责黎元洪不守诺言，不准他出城，还安排人手看住黎元洪。在军务部部长孙武的支持下，黎元洪还是在12日黎明率人出走。都督走后，张振武坚守武昌，再次扬言：“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黎元洪再次记恨在心。革命胜利后，黎元洪成了副总统。今非昔比，张振武却仍然当他是临时推举的“黎菩萨”，每次见他都满带荷枪实弹的卫队，多次对黎元洪横眉竖目，甚至拔枪高叫：“若非我们拉你出来，你焉有今日？”黎元洪和张振武的关系如何能好？
黎张关系恶化还隐含着争夺革命首功的问题。首义领袖的身份是黎元洪最重要、最强大的政治资源。张振武老把逼黎元洪出任都督的事情挂在嘴边，揭黎元洪的老底，动摇了黎元洪的政治根基。这可能是黎元洪最不能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