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振武可能有居功自傲的狂妄，但并非要和黎元洪抢夺首义领袖的宝座。事实上，他脾气如此，不仅和黎元洪关系不好，和同盟会、共进会的老友们，关系也不好——这使得他一旦处于危险境地就会孤立无援。革命胜利后，利益分配难免出现偏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内阁中没有一个武汉方面的人物。武昌首义军官在战后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纷纷指责主持临时政府军务的黄兴不公。张振武把对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不满表现了出来，在和同盟会元老吴稚晖见面时，动辄绾起袖子，挥动手臂，叫嚷着黄兴办事不公平。他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抨击临时政府官员碌碌无为，“依靠别人成功了，而权利却都被你们拿去了”。如此表现，自然把同盟会诸位都给得罪了。
张振武被派去上海为湖北起义军购买军械。他是革命的猛将，却不是洽谈商务的能手，将购买军械一事搞得一塌糊涂。由于日本商人捣鬼，张振武购买的枪械质量问题严重。“所购之枪业已试验，内有坏枪三分之一，缺刺刀者三分之二，子弹因年久药性失效，不能用者三分之一。”黎元洪对从上海运来的废铜烂铁很生气，更生气的是张振武的交易账目混乱。“但不知所购之炮弹、机关枪及该枪子弹为若干？已付银若干？”张振武还以经费不够为由向孙中山、黎元洪分别请求追加款项。南京和武汉的财政都很困难，没有拨款给他。张振武就擅自挪用购买铜圆的40万两白银，填补购买枪械的不足。黎元洪极为不满，批评张振武挥霍公款，电召他迅速返回武汉。张振武屡次抗命不回，还拨出购买的第二批枪械的一半，运往烟台，支持山东革命党人。当时山东局势紧张，在张振武看来天下革命兄弟是一家，支持山东同志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此举引起了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对。湖北驻沪代表、共进会骨干杨玉如就向黎元洪告发张振武转移枪械、意图逃走。在黎元洪的严词训令下，张振武不得不返回湖北。
黎元洪在1912年3月召开了特别会议，清查张振武的账目。张振武有没有贪污呢？从张振武娶妾9人之多、死后留下白银超过1万两来看，张振武的经济情况确实需要自我澄清。但他采取了激烈的抵触态度，对黎元洪大发雷霆：“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现在已经安富尊荣了，你也清起我们的账目来了。”调查就此搁浅，此事不了了之。
有张振武这样居功自傲、脾气暴躁的部下，黎元洪头疼死了。
袁世凯就在此时抓住了武汉政局的乱象，寻找插手机会，力图将黎元洪“请”出湖北。他主动向黎元洪示好，说民国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一体，小黎你不要见外啊，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焦头烂额的黎元洪接受了袁世凯的好意，既然管不了张振武，就干脆将他和孙武、蒋翊武等首义功臣推到北京，让袁世凯安排。其中张振武被黎元洪举荐为东三省边防使，黎元洪还许诺让他率一镇鄂军赴任。这是黎元洪犯的第一个错误。原本他和张振武等人的矛盾是湖北内部矛盾，好坏都由他们双方决定，现在拉进来了袁世凯这个第三方，变成了三方关系，黎元洪操控的难度更大了。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黎元洪乐观地希望袁世凯站在自己一边共同对付张振武。可是，觊觎湖北地盘的袁世凯凭什么帮助黎元洪呢？
球，黎元洪踢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却没有接。张振武等人进京后，袁世凯将他们统统任命为总统府顾问。张振武还多挂了一个没钱没兵没办公场所的蒙古屯垦使的头衔。张振武向袁世凯讨兵要钱，得不到答复。袁世凯此举事实上将湖北内部矛盾抽到北京，让它继续发酵激化。张振武等人在北京无亲无故，施展不开拳脚，只好返回武汉。回到武汉后，张振武要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多次向黎元洪索取经费。黎元洪之前又答应过给他一镇鄂军，张振武就宣布要自组一镇军队开赴蒙古，收罗被裁撤的军官建立将校团。他慢慢聚集了一部分武装，还成立《震旦民报》组织反黎舆论。黎元洪没想到事情会越来越难办，更想不到这是袁世凯不露声色的杰作。
1912年7月底，袁世凯找到湖北民社派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请他们回武汉调解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热心的参议员们不知是计，欣然返乡。8月2日，刘成禺、郑万瞻做东，在汉口嘉宾楼宴请孙武、张振武等湖北将校50多人。两位参议员说明为调解内部冲突而来，指出各人的矛盾由误会而起，被坏人挑拨离间而成，希望大家消除意见。于是，孙武、张振武各自作了检讨，并在5日发表了由包括两名参议员在内的15名证明人署名的会谈布告，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发生矛盾。黎元洪也请两位参议员出面调解与张振武的矛盾。经过调解，黎元洪和张振武的矛盾也得到了缓和。湖北局势貌似好转。袁世凯电邀张振武和两位参议员返京。张振武抱着回京大有作为之心，与刘成禺、郑万瞻一起进京，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随行。行前，黎元洪赠与张振武旅费4000元，并诚恳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
在两位参议员调解的同时，袁世凯的秘密信使给黎元洪送来了一封代拟的电报稿。这份由参谋次长陈宧和黎元洪幕僚饶汉祥一起起草的秘密电报，以黎元洪的口气请求袁世凯在北京捕杀张振武。8月13日，黎元洪发出了这份名为“真电”的电报：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又是要求将张振武等人“立予正法”，黎元洪的法律观念依然淡薄。当然，袁世凯和黎元洪给张振武还是罗织了多项罪名：贪污巨款；结党营私；勾结土匪；蛊惑人心；操纵舆论等等，认为他简直是“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的大恶人。纵观张振武的历史，这些罪名把他的相应缺点都给夸大了，是典型的诬蔑。但黎元洪看着很解气，阅后即签字，欲置张振武于死地。
黎元洪之所以发出袁世凯方面代拟的电文，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相信袁世凯是站在自己一边，能把杀张一事办得干脆利落。
13日晚，袁世凯收到黎元洪的密电，亲自找出密电本破译。他命令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遵照”黎副总统命令办理。
蒙在鼓里的张振武在北京频繁交际，联络感情，开始为日后开展工作做准备。他晋谒袁世凯，建议加强边疆国防，主张在满洲、蒙古、新疆要地屯扎重兵，派遣一位很有威望的将军率精兵长期驻扎，授予这位将军以军事、政治、外交上的权力。自然，他所说的这位将军就是自己。8月 14日，他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共和党两党要人，希望大家化解党派意见，共同建设国家。
1912年8月15日晚，张振武赶了两场宴会。晚6时，河南将领王天纵宴请北方和湖北来京将校50多人，张振武参加了。晚8时，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校做东，又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将领。他推段芝贵坐首席，陈宧次席。这陈宧就是幕后阴谋的策划者之一，而段芝贵怀里就装着处决张振武的军令。宴会还没结束，段芝贵即借口有事告辞，其余北洋将领也纷纷离席。张振武没有觉察出异常，和剩余的人欢宴到晚上10时左右才散去。
散席后，张振武乘马车返回下榻的前门外金台旅馆。当夜，与张振武关系密切的、原江西援鄂军协统冯嗣鸿的马车打头，张振武所乘马车第二，湖北参议员时功玖的马车居后。回旅馆，车队需要经过从东交民巷到西交民巷之间的三道栅栏门。第一辆马车进入栅栏后，暗处突然窜出荷枪实弹的军人来，拦住马车绑住冯嗣鸿。冯嗣鸿和张振武都是瘦长身材，一个军官就问：“你是不是姓张？”冯说：“我不姓张，我姓冯。”军官连说错了错了，令士兵给冯嗣鸿松绑。这时，张振武的马车进入了栅栏，栅门突然关闭。人群嘈杂声中，冯嗣鸿和被拦在门外的时功玖听到一阵喧哗，有指挥刀斫马车玻璃声，随即张振武被五花大绑拖出马车，同车的随从和车夫被一并抓走。
张振武一干人等被用大车解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沿途戒严，不见行人，马步兵数十人武装押送，显然是经过精心布置的抓捕行动。军队还突袭了金台旅馆，抓走了方维。
张振武被押到执法处后，处长陆建章亲自迎接。张陆二人还寒暄了一两句，陆建章随即出示了黎元洪的杀张密电以及袁世凯的处决令。张振武指出电文是假造的。陆建章表示，总统已下令立即正法。张振武抗议：“不能凭空杀人！”陆建章表示爱莫能助，要张振武准备遗书。深陷突如其来、不能申辩的冤狱，张振武拿起纸笔很长时间写不出一个字，最后只是给黎元洪写了一封遗书，表示：“但恨不死战场，而死于仇雠之手！”张振武一度要求自尽，陆建章没有答应。陆建章本人对这次行动也心怀疑虑，本想拖延到天明，但陈宧从总统府三次打来电话，催促陆建章执行。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被捕3个小时后在执法处被枪杀，身中六枪。38临刑前，他对着行刑士兵怒喊：“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同时，方维也在城外被杀。
两个小时后，即午夜3点，时功玖、孙武、邓玉麟等人赶到执法处营救张振武。陆建章已经入睡，被叫起。孙武等人质问陆建章张振武因何罪被抓。邓玉麟还表示要保释张、方二人，一切可循法律途径解决。陆建章打断众人说：“各位不必白忙了，张、方两君已经伏刑了。”并出示了袁世凯的处决令，说明一切都是按照军法程序进行的，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噩耗传来，孙武、邓玉麟、时功玖泪流满面，既悲且怒，愤然冲出执法处。
时功玖恨恨地说：“这是冤狱，我们要替振武报仇，要报仇！”
8月16日天放亮，袁世凯以执法处的名义在湖北将校下榻的金台旅馆门口和执法处张贴布告，公布处决张振武一事。布告全文抄录了黎元洪的来电，说明依照副总统来电将张振武罪诛。黎元洪原以为发给袁世凯的是一封“密电”，袁世凯不会公开。不想，袁世凯现在将黎元洪彻底出卖了，末了还赞赏张振武首义有功，对张振武的死表示惋惜，下令以上将之礼追赐。此布告充分说明了袁世凯处理张振武案善后的态度：将脏水泼到黎元洪身上。在杀张之后，袁世凯指使陆军部复电黎元洪，让黎元洪承担罪责、自请处分，电文如下：“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固当曲予优容，宽其小眚，乃复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踌躇再四，未便加以宽典，留此元憝，贻害地方，已饬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并同恶共济之方维查拿，即按军法惩办。此外随行诸人，已饬酌给川资，俾归乡里，以免株连。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杜渐防微，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所请处分，应勿庸议。”电文撇清了袁世凯和杀张事件的关系，对黎元洪又打（所请处分，应勿庸议）又拉（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大总统袁世凯明确要求黎元洪自请处分，黎元洪顿时完完全全暴露在了被谴责的前沿。
袁世凯阵营要以这枚炸弹轰开湖广的大门，扳倒黎元洪。正如15日夜陈宧和袁世凯谈起的杀张害黎的目的：“此一举可张大总统之声威，隳副总统之名望，人必谓张、方被戮，黎元洪杀之，非大总统杀之也。藉此可易湖北都督。武昌方面，革命文武人物，推戴副总统者，群相解体矣。”39
三
黎元洪原本怀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现在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终于领教了袁世凯的政治手腕。
对袁世凯恨归恨，黎元洪难以面对杀张案招致的舆论谴责和内部压力，在善后问题上还必须仰仗袁世凯的帮助。袁世凯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他就必须沿着袁世凯设计的路走下去。所以，他接到陆军部要求自清处分的电报后即表示：“自请大总统量予处分者，实因上负大总统，下负国民，既不能烛照于机先，惟冀补直于事后。从优抚恤，伸生者得所，死者瞑目，……临电揽涕，咽不成声。”黎元洪表示只承担部分责任，主要是没把张振武的事情处理好，“辜负”了大总统和国民。在8月16、17、19日黎元洪连续发电，辩解杀张原因。他重申了张振武结党营私、颠覆共和的罪行；因为张振武在武汉密谋起事，这才将他“骗”到北京下手。但这些辩解还是难以平息众怒，黎元洪又不得不在25日以全体鄂军的名义发出通电，列举了张振武的15条罪状，考虑到张振武暗握重兵，迫于“军务长之凶焰，将校团之淫威”不敢将张杀于湖北而谋于京师。
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定张振武是被黎元洪冤杀的。黎元洪一年来营造的缔造民主共和的领袖形象开始土崩瓦解，有关他揽权专断的负面消息开始泛滥。黎元洪对待首义元勋的做法大大伤了起义官兵的心，湖北政权内部开始解体，不再拥护副总统。孙武和蒋翊武跑去见袁世凯，要求颁给他们“免死券”，同时请辞总统府顾问职务，造成不良影响。40黎元洪对湖北的控制开始松动。之前对黎元洪评价不低的孙中山致电黎元洪称：“振武之诛，系由钩电。悲痛之下，肉颤心摧。”22日，同盟会宣布革去黎元洪同盟会协理职务，并开除党籍。新成立的以黎元洪为党魁的共和党，内部也掀起了反黎浪潮。
也有部分舆论认识到张振武案的发生，是民主共和观念和法制意识没有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民立报》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民国建立了，但法制难觅，人治犹存。《亚细亚日报》还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律相比，抨击袁世凯与黎元洪。“当前清专制之时，汪兆铭（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事发之后，搜得铁瓮累累，证据如山，审判之结果，犹仅予以监禁。萍乡之役，胡瑛、朱子龙、刘家运响应于武昌，事发被系，亦仅予以监禁十年。”前清对待革命党人还知道忌讳法律，所作的判决并不重，相反，民国人物却视法律为无物，可见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还很漫长。
在名誉受损、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黎元洪反而更加需要袁世凯的支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