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别无他选的都督
黎元洪曾经发表通电，把自己和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相比较：“沈机默运，智深勇沈，洪不如袁项城（袁世凯）；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艰苦卓绝，壹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但就是这么一个资质平庸、看似忠厚老实的人在大混乱时代两次出任总统，死后倍极哀荣。其中原因何在？是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吗？不是，黎元洪除短期执掌湖北政权外，无兵无卒，几乎是光杆司令。湖北话“黎”、“泥”发音相近，身宽体胖被称为“黎菩萨”，暗讽他身处高位、自身难保。要理解这个菩萨总统，我们必须把历史回放到1911年10月10日的晚上……
武昌首义：别无他选的都督
一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晚，时任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的黎元洪焦头烂额。
第二十一混成协下属的辎重队士兵在当晚8点，枪杀军官，冲出营房，起义了！
前一天，黎元洪还参加了湖广总督瑞澂召集的会议，商议刚刚破获的俄租界革命党人据点案子，处决了三名首要分子，部署清查新军中的革命官兵。本以为武昌的革命势力遭到了重创，不想辎重队的起义还是点燃了革命火种，各部新军纷纷响应。更为严重的是，新军官兵的行动虽然是仓促的，但既定的起义方案早已深入人心。起义官兵按计划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垄断了武器装备，怎么办？
47岁的黎元洪是个很敬业的军官，吃住都在军营中。辎重队起义发生时，他正在混成协四十一标军营中，得知消息后慌忙召集本协将校开会。会上，黎元洪做出了两项决策：第一、关闭所有还能控制的部队的营门，收缴武器，禁止人员出入；第二、部队遇到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革命党人退去则不追击，按兵不动，待天明再做计议。这两项决策不失为稳妥干练之举，远比瑞澂盲目的大范围清查革命官兵致使人人自危、激起兵变要高明得多。尽管技术上有优劣之分，黎元洪和瑞澂二人反对革命、维持清朝统治的立场是相同的。
晚11时半，就在黎元洪焦急地期待这仅是一场小小的、不难平定的兵变的时候，工程八营士兵周荣棠翻墙跳入大营，高喊革命已经成功，号召四十一标官兵一起去攻打总督衙门。黎元洪气急败坏，抽出佩刀，当场将高声呼喊的周荣棠杀死。
城内的情形虽然没有如周荣棠所说的“革命已经成功”，但正显露出革命胜利的曙光。起义官兵公推楚望台当日值勤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指挥官，引导反正的炮兵进城，步炮协同向总督衙门发动猛攻。湖广总督瑞澂闻风丧胆，在后院挖墙逃跑了。占领督署后，起义官兵开始进攻没有响应起义的清军军营。午夜时分，四十一标营地接连落下重炮。起义官兵对该标发动了进攻。
远近炮火印红了武昌的黑夜，越来越近的喊杀声让四十一标官兵心惊胆战。黎元洪知道胜负已定，长叹一声，下令打开军营大门，允许官兵逃生。命令一出，早已丧失斗志或者倾心革命的官兵们鱼贯而出，一哄而散。黎元洪夹杂在乱军中逃出营房，不敢回家，就躲入参谋刘文吉家中。
天亮后（10月11日），起义官兵控制了整座武昌城，迅速展开善后。当天午后，工程营士兵马荣发现了黎元洪的一个佣人，拦住盘问得知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随即带领一队士兵前往刘文吉家。后世盛传黎元洪是躲在床下被起义官兵揪出来的，宣扬黎元洪的恐慌和懦弱。“床下说”最早见于反黎报纸《震旦日报》1912年春攻击黎元洪的社评，并没有切实的证据。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时黎元洪的确躲在刘家的卧室里，见士兵们荷枪实弹涌进房间，以为是来杀自己的，颤巍巍地问道：“各位弟兄，黎某自问不曾亏待过大家，为何要取我性命？”不想，士兵们七嘴八舌道：“协统勿惊，我等是来迎接您出去领导革命的。”这一回答让黎元洪更害怕了。他又摇头来又摆手，连连说道：“不行，不行，造反是要杀头的，莫害我，莫害我。”说着，他竭力和士兵们拉开距离，一会儿躲到蚊帐后面，一会儿绕着大床和士兵们玩躲猫猫游戏。最后还是马荣急了，拉响枪栓，威胁黎元洪：“你再不跟我们走，我就开枪了！”黎元洪这才极不情愿地随着众人，前往湖北省谘议局。
谘议局里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已经推举黎元洪出任了湖北都督——这个革命首义领袖的头衔是黎元洪一生最大的政治资源。问题是，人们为什么甘心让一个“反革命”的前清将领来做革命的领袖呢？
二
黎元洪能够走上革命的风口浪尖，主要是由他个人作为和声望决定的，同时也和当时革命党人内部的派系之争分不开，更拜仓促的起义形势所赐。
首先，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晚清社会，文恬武嬉，满目腐朽景象，黎元洪却是另类。
黎元洪同治三年（1864年）出生于汉阳中等偏下人家。父亲黎朝相投军，一步步升到把总一职，但老实本分，并没有多少收入。相反，由于常年行军在外，家里生活非常困难。黎元洪幼时，放过牛（别人家的），偷过菜（没被抓住过），就是没读过书，也就走不了科举做官的路子。之后父亲黎朝相接黎元洪到驻所直隶北塘读了几年私塾，但是黎元洪读书取仕的心思早没了，却立下了从军的志向。1883年，黎元洪考进天津水师学堂，开始了军旅生涯。34
出身普通家庭、没钱没势又老实做人的黎元洪之后在贿赂公行、卖官鬻爵的晚清官场能够稳步高升、平步青云，而没有被摁死在体制之内、蹉跎一生，除了他选择了能力要求比较高、考核比较透明的近代军队外，黎元洪本人的能力和品德起了主要作用。首先，天津水师学堂招考条件苛刻，学习要求严格，不是纨绔子弟和懒散之徒能够容身的。水师学堂学制五年，其中海上实习一年，每年考试淘汰不及格的学生。黎元洪在学校里学得了过硬的轮机驾驶和修理技术，而且为人忠厚，尊敬师友，常常为同学承担过错，得到了严复、萨镇冰等老师的赏识，顺利毕业。水师学生生涯正是黎元洪个人品性养成的关键时刻。入学不满月，父亲黎朝相病故，黎家断了经济来源。黎元洪作为长子，上有母亲下有弟弟妹妹，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他的收入，只有每月四两银子的学校补贴而已。用这四两银子，黎元洪养活了全家。在学校里，他生活俭朴，埋头读书；每次回家探亲，他都徒步走完从天津学校到北塘家里的百里路程。当时水师内部的风气极差，赌博、吸毒、嫖妓成风，黎元洪洁身自好，获得了上下一致赞赏。
为什么“不合群”的黎元洪能够被上下接受，脱颖而出呢？即便是再黑暗腐朽不过的体制，也需要黎元洪这样出污泥而不染的另类。清廉正直的另类的存在，恰恰证明了黑暗体制的“光明”和“正义”的一面。它需要树立典型作为宣传榜样，越黑暗就越需要树立正面典型。黎元洪的勤奋好学、正直清廉，说明他对所处的体制抱有希望，真心拥护现有体制。黑暗体制的光明另类，往往是黑暗体制最坚定的捍卫者。黎元洪和晚清体制的关系就像海瑞和晚明体制的关系一样，前者拥护、捍卫后者，后者则离不开前者。
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被授予六品顶戴——父亲黎朝相用了一生时间才换来六品顶戴。1894年，黎元洪已升为五品官，任南洋水师“广甲”号的二管轮。这一年，广甲号北上，和北洋舰队一起接受朝廷的检阅。检阅完毕，朝鲜战争一触即发，广甲号等北上舰只奉命加入北洋水师，为赴朝清军护航。不想日本蓄意挑起了黄海海战。激战中，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率舰临阵脱逃，结果慌不择路而搁浅。日军尾随而来，吴敬荣独自逃生，余下的官兵决定凿船自沉。船沉后，官兵们落海逃命。说来奇怪，黎元洪不会游泳，却在与大海拼搏了3个多小时后，安全漂到岸边获救。广甲号只有四名官兵获救，黎元洪就是其中一个。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黎元洪赴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迎来了仕途的高峰。当时张之洞与袁世凯相呼应，在南京组建南洋新军。他对通晓近代军事、忠厚干直的黎元洪很欣赏，先是委派他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后任命他为南京炮台总教习。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带着一部分南洋新军和黎元洪等人同去湖北。对这部分力量进行扩编后，张之洞组建了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成为仅次于袁世凯北洋新军的湖北新军。35其中，黎元洪就是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二品官，是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的湖北新军第二把手。张彪能力平庸，对近代军事知之甚少，很多事务要仰仗黎元洪的意见。此外，黎元洪还兼任新军兵工厂、钢药厂提调、讲武堂会办、湖北棉麻四局会办，并兼管湖北水师，可算是能者多劳、一肩多任。
作为湖北新军的创立者之一，黎元洪除了能力出众、工作出色让官兵信服外，个人品德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他关心官兵生活，从不克扣粮饷，坚持足额如期发放；专门建立被服厂保证军服供应——南北新军演习时，湖北新军军容就胜过北洋新军；鼓励士兵学习文化，对学有所成的官兵着意提拔；从不虐待士兵，对犯错士兵都交给执法官审讯定罪。让官兵感动的是，二品顶戴的黎元洪为了和官兵同甘共苦，坚持吃住在军营中，和官兵一起作息，就连过年也不回家，而是让家人到军营中团聚。
黎元洪还得到了新军中革命官兵的好感。这得益于黎元洪尽其所能提携、掩护革命党人。黎元洪还是管带（营长）时，发现部下士兵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他作文书。一年后，黎元洪发现了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他只是示意刘静庵辞职，并不深究。黎元洪所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曾查出士兵杨王鹏、李抱良、廖湘云等人组织革命团体振武学社（日后发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的前身）。黎元洪也只是将涉案的革命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而已。至于为革命官兵说情、保释等事情，黎元洪更是没少做，甚至对新军士兵剪辫的行为都听之任之。所以，在革命党人看来，黎元洪不是同志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革命党人回忆：“当时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黎元洪“同属汉族，终必表同情于革命”。
其实，黎元洪这么做远远没有到同情革命的地步。他更多的是不想大兴党狱酿成部队哗变。稳定重于一切，一旦部队骚乱就断送了仕途。黎元洪的行为充其量是和朝廷离心离德而已。
后来，武昌革命党因为派系之争，迟迟推举不出胜利后的领袖，给了黎元洪以可乘之机。
武昌起义的实际领导机关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起义前半个月，这两个组织才实现联合。它们的领导人蒋翊武、刘公、孙武和同盟会湖北分部领导人居正等人，都很年轻，缺乏声望，推举谁当领袖都不能号令中原，连服众也做不到。按同盟会所订《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第一条：“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前就开始酝酿胜利后的都督人选。蒋翊武、孙武、刘公三人在职位上争执不下。而居正提议邀请黄兴、宋教仁来武昌领导革命，希望以外部的强大人选制止内部分歧。更多的人则希望推举湖北籍的有声望的人物出任都督，首选人物是时任北洋军统领的湖北人吴禄贞。36吴禄贞是革命党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可惜远在北京，不可能回武昌领导起义做都督。
这样，同样声望卓著的湖北同乡黎元洪就成了二号候选人。早在起义前的1911年4月，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洪山宝通寺开会，就讨论过推举黎元洪的可能。他们认为：“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较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会上，革命党人刘九穗认为：“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与会党人没有异议，但希望只是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等吴禄贞在北方率部起义南下后，再推举吴禄贞为正式都督。虽然有过提议，但是革命党人没有做出推举黎元洪的正式决定。他只是备选之一。
最后，武昌起义仓促发生，首领四散而局势紧迫。武昌起义前，孙武在租界试制炸弹发生爆炸，被送入医院，无力指挥起义；蒋翊武被闻讯赶来的沙俄巡捕抓获，借机逃脱后躲藏了起来，起义胜利后不在现场；刘公也在汉口找了个隐蔽点藏了起来。起义领导机关被清朝官府破坏，武汉到处抓捕革命党人，起义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状态。
起义胜利后，起义官兵迫切需要组织政权。但原先的领导层找不到了，声望卓著的黄兴、宋教仁等人远在上海。从武昌的革命军官中推举领导人、组织政权成了最现实的做法。10日晚间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的吴兆麟，只是名新军队官，声望很低，革命之前连参与领导层会议的资格都没有。他虽然是起义中的军事领导人、依惯例可出任胜利后的领导人，但吴兆麟坚定地拒绝当都督。另外革命同志也不愿意推举之前游离于革命阵营之外的吴兆麟当都督。至于率领部分新军起义的蔡济民、邓玉麟、熊秉坤等人，虽然是革命党人，可都是一些中层干部，缺乏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没有统领全局的能力和声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出任都督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推举前清官僚的可能性迅速增加。
环顾武昌城内，黎元洪成了不二人选。
10月11日午后，革命官兵控制了武昌城，纷纷涌向湖北省谘议局，要求尽快建立新政权。起义各部军官和前清的议员们推举谘议局主席汤化龙主持商讨会议。汤化龙是立宪派，没有参与起义谋划，现在表白“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同”，并表示：“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汤化龙也拒绝当都督。他虽然只是附和革命，但他们这群立宪派议员在领导人推举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
吴兆麟作为起义总指挥接着发言，先说革命必胜，然后提议：“首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