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是你？”任可很是惊喜。帮助密尔经学院的师生联系筹集款项后，后面的事情自有人办理，于是，荣欣绶就带着任可去找行前对任可提起的那位记者朋友。
“雅各布·让！”
原来，荣欣绶带任可来找的那位记者，就是任可在维也纳帮助办理好签证后逃到上海来的雅各布。任可与荣欣绶认识的记者，居然是同一个人！
久别重逢，他们来到雅各布住所附近的一家叫做“小维也纳”的咖啡馆。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和你见面认识，就是在这里，我们的茶叶分公司离这里不远。”荣欣绶颇有故地重游之感，对雅各布·让兴奋地说完，又对着任可说道，“那时我来上海对我们的上海分公司做业务指导，正巧碰到雅各布来采访，我们就认识并成为了朋友。”
“那你觉得这里有什么变化？”
“今非昔比，变化太大了。前一年，哪有这么多的店铺和这么多的人。”
“告诉你吧，现在这条“舟山路”已经不叫“舟山路”了，叫“小维也纳”。你要是打听路，问“舟山路”在什么地方，人家可能不知道，你问“小维也纳”，人家可能马上就回答你：“哦，你问的是那呀，在虹口，就在提篮桥那里，到那再一打听，都知道。”
怪不得！任可也觉得这地方似曾相识，听雅各布一说，才想起，这里的氛围还真有点像维也纳。街两边两三层的高低错落具有浓郁的欧陆风情的房屋，以巴洛克风格为主，间有哥特式以及上海石库门样式的，门楣墙脸上，店铺广告招牌枪眼，橱窗中的商品琳琅满目，小街上的人摩肩接踵。一望便知，这里是商业中心。一家挨一家的店铺，招牌店名有“小维也纳咖啡馆”、“莫斯考特屋顶花园”、“科瓦茨夜总会”、“香肠男高音歌厅”、“维腾贝格小提琴学校”、“布罗伊尔诊所”、“艾伯特西点屋”、“基廷面包房”“舒伯特剧场”“维也纳Griechenbesidi酒吧”以及一些时装店、百货店、木器店、书店等等。
“喝完咖啡，我带你们四处转转。”雅各布似乎有些得意。
但是，这也使得任可警觉起来，自己一下子就来到了上海犹太人比较集中生活着的社区中心，如果撞见别的熟人，特别是自己为其发过签证的人，身份就暴露了。
“雅各布，我没有告诉你，我这次是秘密来的，想通过像你这样的朋友了解一下你们同胞在这里的情况，不便公开抛头露面。”
“哦，是这样。那好，一会儿找个清静的地方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你。我现在在这里还是记者，我可以将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新闻报道找出来给你看，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发表的草稿，我也给你看看，方便你多掌握一些情况，好多稿件是我来到上海后陆续发表的，可能可以让你对我们的生活轨迹有一个连续性的知晓。”
“这当然很好。”
“你多加小心是应该的，因为提篮桥一带也住着一些日本侨民，但那都是比较下层的穷人。但是，你要是想亲自更多地深入这个地区的犹太人中了解情况，没关系，我们犹太人之间只要事先互相打个招呼，没有人会说出去，因为，许多人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晚上，任可回到旅馆，拉上窗帘，将雅各布找出来给他的在报刊上刊登的报道和还只是草稿的一些稿件看了个通宵。
我现在到了中国的上海已经有两周时间，原本是维也纳一家报社的记者。这家报社是犹太人办的，这就是这家报社被纳粹查封的所谓不幸的根源。我在被押送到集中营的前一天，多亏了一张中国的签证得到了释放！
逃难到了上海的我，一文不名，两手空空。但是，同样遭临战争苦难的中国、中国的上海、上海的人民却以他们宽容博大的胸怀，以他们无私的精神接纳了我和我的数万名同胞。
我虽然已经一无所有，但我仍然是一名记者，不，我并非一无所有，我还有我手上的一支笔。它过去是我赖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谋生的手段，现在，我更愿意让它成为真实记录逃难到上海来的不幸中万幸的犹太人的情况的见证工具。从今天就开始陆续报道上海犹太人居住区的各种情况。
虽然，我不知道我所作的记录与采写的报道是不是都能够及时地刊登在报刊杂志之上，因为战时的混乱与国与国、政府与政府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一切在平常开放得多，但却在战争之时变得封锁、禁锢大量信息和消息的社会氛围。但是，我还是会不断地写，不断地报道，履行一名记者的职责。
这是记者雅各布·让，在1939年凭着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凭着任可签署的“生命签证”而来到中国上海后开始写下的报道。靠着那个时代的记者的良知以及把战争与在战争中遭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民族苦难及时向社会，甚至向全世界报道的责任感与愿望，他陆续写下了一系列新闻、消息和报告。有的，在当时就刊登出来，有的，却因为他已经预料到的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并未能报道。
在几篇报道中，他用手中的笔，将维也纳的犹太人与上海的犹太人联系起来，可以让任可从中管窥端倪。
我借着中国维也纳总领馆开出的允赴上海的签证，仓促离开维也纳，先从陆路逃到意大利，再从意大利乘船辗转来到中国上海。同船而行的还有我的数十名犹太同胞。
坐在船上驶入黄浦江，进入吴淞口，就可以看到在岸上衣衫褴褛、来来往往的华人面有菜色，一打听，才知道，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逃难的难民，是从中国武汉、南京郊区跑过来的中国难民。我们当中就有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们千里迢迢而来，会不会才出虎口，又入狼窝？种种议论和猜测也令我不安起来。到了一个与犹太民族一样历史悠久，但却老大而陌生，常被人讥为一盘散沙的、比我们刚刚逃离的奥地利还更早地遭受和经历了战争的国度，我们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境遇？不敢思量，前途未卜！
我们在黄浦江码头下了船，就看见有打着小旗的人等在码头上。从旗上写着的字迹看出他们不是国际难民救援机构，就是民间自发组织的犹太难民援助组织。起先，我们以为是专门来接待我们的，后来，看到不断有船在此停靠，不断有犹太同胞通过伸到岸上的栈桥走下来，才知道每天都有我们的同胞蜂拥而至，这些救援机构和组织也就每天派人到黄浦江边来接站。这些救援组织中的人员不仅有同为犹太人的同胞，或者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人员，更多的是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更准确地说就是上海本地人。
热情的上海人走上前来抢着帮助我们拿行李，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了什么像样的行李，但我们有的同胞十分害怕，将自己仅有的东西（姑且称作行李吧）紧紧抱在胸前，引起了上海人善意的笑容，估计他们早有了经验，从容地请过救援机构中的“翻译”。
第一站，我们跟随救援人员来到距离黄浦江很近的上海外滩的沙逊大厦。沙逊大厦是上海外滩的最高建筑，由英籍犹太人沙逊兴建，大厦中开设了上海的顶级豪华饭店华懋饭店。但由于上海已经成为战时的“孤岛”，少有游客与中西方权贵富商出入，整座大厦空闲下来，便在大堂和大厦内的公共空间开设了专门安置接待犹太同胞的临时接待站和“客栈”，我们便在此临时歇息一夜。第二天，口袋里还有几个钱的人可以跟随救援安置人员去往政府开辟和自发形成的“犹太社区”落脚谋生，实在没有办法的，仍然可以留住在沙逊大厦，等待救援。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来到了“犹太人社区”。叫它“犹太人社区”，其实是1939年1月起，由塞法迪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国际救助欧洲难民委员会（IC）相继建立的爱尔考克路、兆丰路、熙华德路和汇山路等多个犹太难民营。
因为并非像纳粹德国那样仓促间专门为关押犹太人而建立的集中营，犹太人社区或者干脆就叫做“难民营”，实际上是早已有之的建筑房屋。有几幢较好一些的，如同在上海老城区比比皆是的“石库门”似的建筑，但绝大多数都是至为破旧的老房子。比如我本人租住的在上海虹口区的汇山路上的房子。
这里的房子最初是外国公司为了安置职工和高级一点的中国雇员盖的，后来逐渐转让给个人。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外国公司几乎全部转让给他们的中国员工和高级雇员。房子的主人在战争的困难时期，就低价出租给外国难民和中国难民。既然是为员工和高级雇员盖的，条件谈不上很好，但也分出一般员工的普通房和高级雇员的公寓。当然，后者是少量的，也仅仅是房间大一点而已。
这是一排排大多数是两层的木板阁楼，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每一排的尽头都有一个死胡同。排与排之间，相隔很近，可以彼此张望。在胡同的两侧，有无数个门洞（外国人叫甬道），门洞里放着一排排马桶。每一个胡同的进口，都有一扇门，到了夜晚就会关上。从胡同的上方俯瞰，整个居民区，像一条条横卧的鱼刺骨。
每幢小阁楼都平均有十几个房间，其中最宽敞的是底层的房间。某些房间的长和宽不超过8尺×8尺，原来，每幢小阁楼被两个或者更多的家庭占据。现在，有的家庭就全家生活在唯一的一间房间里，许多家庭就拥挤在同一幢建筑中，只拥有非常原始的起居设备。由于那些墙壁单薄如纸，因而说话必须喃喃细语，才能够不被整幢楼的房间都听到。男男女女被迫在白天和黑夜里的任何时候、随便穿着任何的衣服，在通往安置马桶的过道里比肩接踵地相遇。在虹口，只有很少的房子配备有卫生间。大部分的房子只有这些无所不在的马桶，马桶的上面，有一个可以坐的座位，非常醒目地摆放在门口处或者过道里……占据马桶者必须保持某种水平的礼仪。在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混乱的地方，公开的冲突和争执，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环境同样也产生了一种高水平的团结和友情。在急需或者患病的时候，人们始终可以依靠一个邻居的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