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说：“课本读到过。爸爸和列宁一样。”
在外滩的这天晚上，是女儿到上海后最为顺畅的一次。参观像彩虹一样的外白渡桥，瞻仰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铜像，骑上那头象征财富的大奔牛。然后还倚在栏杆处，看着对面戳破蓝天的东方明珠。一切都没有阻力，又全部超出了女儿一百次一千次的想象。当一艘艘游船从黄浦江驶过的时候，女儿突然问：“那上边是坐人的吗？”
我说：“不是，是坐神仙的。”
女儿说：“不可能，老师说了，世上就没有神仙。”
我说：“有钱的人就是神仙。”
女儿说：“呵，他们很有钱吗？”
我说：“他们有没有钱爸爸不知道，但是在这闪着金光的江上游一圈，四十分钟的时间，一个人就要一百四十块。”
女儿再一次让我心头一亮，原以为她会报以羡慕的目光，但是她却说：“下次来，我一定要攒够这么多钱。”我真想对女儿许一个承诺：不需要等到下一次，也不需要花她的钱，过几天我就带她乘一次游船，让她当一次小天使。坐在游船上看两岸的风景，那绝对不一样了。每盏灯被映照成了一百盏灯，所有景色水上一个，水下还有一个，随着水波荡漾开来，所有景色又都虚晃成了一幅幅水彩画。
但是我忍住了，我欠女儿的实在太多了，她想要的一只毛毛熊，如今我还没有兑现，怎敢再承诺别的什么呢？承诺得太多，不能实现的话，恐怕和骗子没有两样了吧？好在女儿面对物欲横流的上海，并没有激发出她太多的愿望，像是为她增添了更多生活的勇气。
6、爸爸与火柴
等到署着自己名字的一条稿子发出来，我心想一定要带一张报纸回家给女儿看看。稿子不需要很长，起码有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印着，发出清淡的油墨味，可以向女儿证明爸爸就是在这家报社工作，就是那座大楼二十一层上班的记者，这比让女儿看到这座城市宏伟的建筑，要美妙得多。
早上一到办公室，我就找来一张当天的报纸，翻找那条研讨会的稿件。一直翻到B叠的第十一版，才在一个边栏里，看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文字。等我把这条两百字的新闻看完，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拿着报纸冲进了领导的房间：“为什么我的名字不见了？”
让我无法忍受的，稿子虽然发了，却在稿件的末尾没有署名，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证明，这条新闻就是我写的。
领导说：“你是拿通稿发的吧？”
我说：“是啊，大家不都这样吗？”
领导说：“报社有规定，用通稿是不署名的，你知道吗？”
我说：“但是我没有照抄呀。”
领导说：“你没有照抄，但是你也没有重新采访对吗？没有重新采访的稿件，你就没有付出劳动，你只不过是做了打字员的工作，难道我们在署名的时候，不说记者某某，而是说打字员某某吗？”
领导最后解释说：“报社的传真也收到通稿了，现在谁能证明编辑发的是你写的呢？”我再一次哑口无言了。我把这张报纸揉作一团，扔进了垃圾桶里。我知道，没有署名的稿件，就不可能计分，没有计分，就没有工资，我那一天又白跑了。
“狗日的。”我骂了一句。这阵子，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粗俗，原来从不骂人的自己，已经被逼得满口的脏字。
我想，等到把女儿送走，一定要下决心跳槽了。过年前，几个月不发工资，很多有门路的记者编辑，跳到了别的报社，有一些干脆跳到了企业。因为在微博等新媒体的冲击下，报纸成了夕阳产业，一天不如一天。我曾有过跳槽的打算，但是找了好几家报社，人家招收记者编辑的条件，要么要求有高学历，起码是名牌大学新闻系的本科毕业；要么要求是上海本地人，说是外地人水土不服，不会上海话，交流采访有困难，被统统拒之门外了。后来倒是有一家企业有意挖我，让我去做他们的宣传员，顺便编编他们的内刊。开出的薪水比较高，一个月有六千多块。但是这家企业不是银行，不是房产公司，而是一家叫福寿园的企业，是专门埋死人的地方，那本杂志就叫《殡葬》。我之所以放弃，最重要的不是怕死人，而是我从小听着鬼故事长大，所以特别怕鬼。按说在城市里，人更多了，更热闹了，这种恐怖的心理应该更少了，但是恰恰相反，身边的大部分人都是陌生的，陌生得让你很难判断，刚刚与你擦身而过的人会不会是鬼。
辛苦一天就这样不明不白，我心里实在堵得慌，领导再安排我跑一个为讨薪而跳楼的新闻时，我说：“报社再不发工资，我也快跳楼了。”按说跳楼的事情，挖一挖跳楼的原因，如果有点花边的话，报纸一般会重点处理。但是往往这种新闻，关系到社会稳定，上边一个电话下来，一个字都别想见报了。
无所事事就不好再待在办公室，于是我背着包下楼了。报社楼下是一个文物市场，或许是文物的定义不够明确，一只秦始皇用过的马桶是文物，一种武则天吃过的西红柿也是文物，所以变成了一个杂货市场，有卖瓶瓶罐罐的，有卖花卉盆景的，还有卖烤红薯的。我想，红薯放一百年，说不定也是文物，天下什么东西只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那就是文物了。忽然看到有一个小商贩，推着一辆三轮车，在叫卖着儿童玩具，想起女儿要的毛毛熊，就跑过去挑了一个白色的。一问价钱，发现这种路边货一只只要八十块。我说：“你这是三无产品，太贵了吧？”小贩说：“贵什么呀，在商场里起码得三百块哩。”我说：“你怎么和商场比呢？质量不一样，人家那毛毛熊是绒的，你这是什么的？而且人家能开发票，你能开发票吗？”
小贩松口了，最后定价六十块。这个价钱，我勉强还是付得了的，但是付完这只毛毛熊的钱，也许就身无分文了。一想到女儿，我还是想狠狠心，买下来算了。我准备掏钱的时候，一位女同事手中捧着几棵水仙，从市场里走了出来。
她问我：“你是在暗访呢？还是真买这只玩具呢？如果是给女朋友买礼物，这东西里边塞的全是黑心棉，你闻闻有股子甲醛的味道，小心女朋友得癌症啊。”
听到女同事这么一说，小贩发现遇到了记者，一把夺走那只毛毛熊，推着车子跑掉了。如今在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防火，防盗，防记者。就是说，记者已经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与火灾、小偷一起，成了三大安全隐患。
我明白女同事说的。哪怕让女儿的愿望落空，也不能让她的健康受损吧？在一起回报社的路上，我真想说：“我忘记带钱了。”开口向这个女同事借钱，但是张了好几次口，都没有张开。在报社楼下，女同事说：“我害得你新闻没做成，我请你吃东西吧。”
她钻进楼下一家小卖店，买了两个冰激凌，并没有付现金，而是掏出食堂里的饭卡刷了刷。我发现，我们就餐用的饭卡，原来可以在小卖店买东西。我心里暗暗高兴起来，工资虽然没发，每月的两百块钱伙食费，报社还是准时打到了饭卡里。
中午在食堂吃了点饭，我溜到楼下的小卖店。终于发现有个男记者跑进来，拿了三百块钱要买三条子红双喜，我冲过去对他说：“这里可以刷卡的，刷饭卡你知道吗？”
但是同事摸了摸，发现饭卡并没有带在身上。我说：“那刷我的吧。”这个男同事以为我要买烟贿赂他，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怎么好意思呢？”就把三百块钱从售货员的手中拿过来，又塞到我手中了。
就这样，我用饭卡成功换到了三百块钱。估摸着搞搞价可以买到一个小一点的毛毛熊了。于是直接奔向正规的玩具商场而去。
当天晚上，当我推开门，把一只有点小，却雪白雪白、憨态可掬的毛毛熊，突然从背后晃到女儿眼前时，女儿一时有点惊呆了。她迟疑了一分钟，一把夺过这只毛毛熊，抱在怀里不停地亲着，蹭着。当天晚上，女儿是抱着这只毛毛熊入睡的。她对我说，她之所以想要一只毛毛熊，是因为它长得有点像爸爸，回家以后就不再孤单了，它以后就是她的爸爸了，她每天都要抱着爸爸上学，抱着爸爸睡觉。
正是这天晚上，我做梦了，我梦见自己回到老家，送女儿上学，带女儿出游，一起漫步在青草碧绿的大地上。
正月十一这天，也就是女儿到上海后的第七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这个电话是前妻，也就是女儿的妈妈打来的。一听那口气，像是要杀人，十分凶狠。她张口就是：“陈世美，让你女儿接电话。”
这是女儿到上海后她第一次打来电话，也是好多年来的第一次。电话号码应该是从我同学或者亲戚那里找到的吧。在老家，许多人都有我的电话号码，他们逢到孩子考大学，要打电话来咨询专业；逢到有孩子没有事情干，要打电话问我能不能介绍个工作。春节前，还接到不下十个电话，是几个女人打来的，他们家的男人在金矿上偷矿石，被一起抓进了看守所，求我帮帮忙把他们放出来。好多人，他们都说是我堂兄啊、嫂子啊、表妹呀，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不打电话给别人，而打电话给我，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老家里最了不起的人物，是上海滩的无所不能的大记者。
但是事实如何呢？其中的辛酸与狼狈，恐怕只有我自己知道了。不！现在还有我的女儿，她应该也明白了吧？
我在老家的名声越大，对前妻来说，仇恨就越深，疙瘩就越发难以解开了。女儿接完她妈妈的电话，似乎是被臭骂了一顿，所以拖着哭腔对我说：“爸爸，我要回去了。”
我擦了擦女儿的眼泪：“再玩几天吧。东方明珠、南京路，还有东海大桥，光桥就四十公里长。好多地方还没有玩呢？”女儿哭得更厉害了，一下子扑进我的怀里：“我什么都不想看，只想看到爸爸。”女儿说，得上学了，明天就要报到，“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回家去看我呀？”
“过了这个春天我就回去。”我所说的，就是等报社发了工资。拿到三个月的工资，就可以回一趟家了。我要回家去看看女儿，看看女儿念书的学校，如果可以再看看女儿写的作文，有关爸爸在外当记者的作文。而且那个时候，老家的冬天就过去了，就不会下大雪了，应该是山花烂漫的季节了吧？
我真是舍不得女儿就这样离开，不但没有玩什么，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有吃，还有连商场也来不及逛。更别说带她去游乐园里坐一次小火车与大转盘了。我有着许多不甘心，但也有着更深的无奈。
天再一次黑了，窗外再次被无数的灯光，照耀得无比辉煌。本来打算带女儿去陆家嘴，哪怕就是近距离地仰视一下东方明珠，也许女儿也是很开心的吧？不空来上海一趟了吧？但是女儿明天就要走了，她已经沉浸于无限的离愁别绪中，提前进入了孤独无助的状态中。
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擦着眼泪。而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女儿把毛毛熊收拾起来，还有那天喝空了的可乐瓶子——她说是要拿着，在路上当水杯子用，其实我明白这是她在上海为数不多的纪念品。看着她一件件放进背包，我再也忍不住了，别过头去看着窗外，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我是花了两包红双喜香烟，把没有购票的女儿送上火车的。火车开走后，我才想起来，女儿为我交掉的四十五块钱，至今还没有还给她；女儿依然穿着来时的黑棉袄与一双外婆做的布鞋。我想联系女儿，但是她再一次成了断线的风筝。我在站台上奔跑着，大声喊叫着：“爸爸对不起你啊。”
看着一辆辆火车进站、出站，进站、再出站。我真希望这一辆辆奔跑的火车，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没有这一辆辆火车，我就不会被带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没有这一辆辆火车，我的女儿就不会离开我的身边。
上海再次成为一座空城。而且经过这七天，被女儿掏得更空了，空得连一丝空气都没有了。正好是个周末，按说要去报社值班，但是我无心回到那么高的位置，去浮着，去漂着，我从火车站直接回到了出租屋。我一点点地检查着出租屋，很想找到女儿遗留下来的东西。但是整个出租屋像是一个火柴盒，只剩下我这一根火柴。
火柴？我突然发现女儿离开后的异样：在桌子上，书写着“爸爸”两个字。而这两个字，是用十几根火柴摆成的。也许是火柴不够了，所以缺少“爸爸”的最后一笔。缺少一笔的“爸”字，如我的身体一样，一下子站不稳了，跟随着世界一起摇晃了起来。
原刊责编 梁智强 本刊责编 付秀莹
【作者简介】 陈仓：原名陈元喜，陕西丹凤人，中国作协会员，曾出版《流浪无罪》《诗上海》《艾的门》，作品曾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转载，多次入选年度最佳选本。曾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