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这面汤已经不是太热，所以没有烫着女儿。但是看到精心准备的晚餐，一下子全没有了，她坐在地上“哇哇”地哭了起来。我安慰女儿说：“倒就倒了，别生气了。我本来打算带你去吃肯德基的，这不是正好吗？走吧，我们去吃肯德基。”
肯德基这种洋快餐，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随着这几年中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城市人已经不再热衷于这种垃圾食品了。但是对农村的女儿来说，她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吃过，无异于一个传说。记得我与前妻离婚之前，有一次准备外出打工，因为舍不得女儿，我问女儿想吃什么？女儿说，想吃肯德基。于是我带着她满县城地找肯德基，后来才知道这个县城，根本还没有一家肯德基店。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女儿说：“会不会和动物园一样，应该关门了吧？”我说：“这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万一关门了，我们再翻进去。”女儿并没有怀疑我，在爸爸的面前她相信一切，相信什么事情都不会难住爸爸的。她忘记了刚才的不快，欢快得像一只小麻雀，坐在自行车后边，开始满大街地找肯德基。
虽然已经半夜了，肯德基店里还是有许多顾客。有人专门在这里蹭免费网络，有人是在这里谈恋爱，有人在这里吃夜宵。反正到了半夜，这家二十四小时的快餐店，就成了不想进酒吧的时尚青年最清静的场所。
说实话，我是第二次吃肯德基。第一次已经是好多年前，一位女老板请我吃的。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果然如孩子所料，很香，很好吃，比老家过年时炸的果子，还要香一百倍。当时别人埋单，并没有考虑到底要花多少钱。现在是自己出钱，我就有点拿不准了，不知道哪些东西便宜，特别是有一些名字，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比如蛋挞。
我与女儿站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才发现只有汉堡才是最好的，与老家的馒头最相似。而且从画面上看，那么大，每人一个汉堡，就足够了。于是，我与女儿每人点了一只汉堡。我想冰激凌就算了，太冷了，应该给女儿再点一杯饮料。女儿过去口渴了，基本喝的是白开水，对于饮料她是陌生的，特别是对于可乐，与肯德基一样，还没有喝过。等我问及可乐的时候，服务员说，特大杯八块，大杯七块，中杯六块。
女儿在旁边抢先说：“要小杯的。”我就说：“要小杯的吧，小杯的多少钱？”服务员说，没有小杯的，只有中杯，大杯，特大杯。我忽然想起以前听过老罗的演讲，明白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小杯这个词。
女儿说：“没有小杯就不要了。”
我摸了摸身上，明白自己囊中羞涩，所以顺从了女儿。我对女儿说，这些饮料里边，有咖啡因，人喝了会上瘾的，就像抽大烟。这虽然是借口，却是事实。不过，对于有些人而言，当钱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那么毒品还是问题吗？对于有些人，当钱已经是最大问题的时候，上瘾应该也不是问题了吧？
当我们端着两个汉堡，坐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这汉堡，与招牌上的样子，却小了不少，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版。女儿看了看画面，又看了看面前的实物，然后怀疑地说：“爸爸，是不是搞错了？”我也感觉不对劲，于是端着托盘，又回到前台。我指着画面说：“那上边那么大，为什么这个却这么小？”
服务员说：“一样啊？我们觉得一样大呀。”
我说：“怎么会一样呢？明显小很多的吧？”
服务员说：“我们觉得是一样的。你如果嫌小，可以多点几个呀？”
我说：“你们这是虚假宣传知道吗？”
服务员说：“你看看那下边的小字吧。”
我抬头再看了看，那个巨大的画面下边，写了一行小字“以实际大小为准”。我简直被气疯了。真想掏出那张单位自制的采访证，再吓吓他们。当我打电话给专门负责消费维权的同事，同事说，这已经不是新闻了，报社六年前就报道过了。旁边的人也说：“一直都这样的，你不知道吗？”
其他人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反而很奇怪地看着我，还有人甚至露出了嘲笑的神情。我心想，是自己吃得少，孤陋寡闻罢了，时代早就适应了这种幻象。所以我赶紧端着托盘离开了。回到桌子上，我递一个给了女儿。
女儿问：“筷子呢？”
我说：“吃这个不用筷子。”女儿四周看了一圈，发现大家都直接用手，也就明白了。在农村用手抓饭吃，会被家里人骂的，认为是脏孩子。但是在文明的城市，大家都学洋人，用手抓着吃，把肮脏当成了一种时尚。
女儿用手抓着咬了起来。其实女儿与城市人的动作，还是有差别的，女儿是满手抓着，而城市人仅仅用三根指头捏着，其余的指头像唱戏时的兰花指一般翘着，好像在体现自己很文明很干净的样子。
女儿吃完了，突然抬起头，发出一声感慨：“没有想到，这白菜，生着吃，也挺香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兔子爱吃菜叶子。”在老家，孩子们饿了时，偷吃过地里的生萝卜、西红柿，却从来没有偷吃过生白菜。我一直没有动手，只是看着女儿吃。她吃得那么香，一边吃一边回味，一边吃一边停下来，打量一眼这个汉堡。我拿起自己的那一块，又递给了女儿。
女儿说：“这是你的，你吃吧。”
我说：“都是给你买的。”
女儿摇摇头：“爸爸吃，你应该也饿了。”
我说：“爸爸不饿。其实爸爸在单位吃过了。”
我撒了一个谎。其实中午采访结束，只是匆匆地啃了两个馒头而已。看着面前的汉堡，老实说，我口水都出来了，但还是强咽了下去。在我一再强求下，女儿看了看汉堡，又看了看我，然后抓起汉堡，吃了起来。这一次，她吃得顺畅多了，里边的白菜没有一丁点掉出来。吃到最后一小块的时候，她还递到我嘴边，让我尝那么一口。
我没有拒绝。我知道，这一口，不能解决温饱，而是父女之间的情义，是一种温暖。等吃完了，女儿才问我：“爸爸，这东西，为什么叫汉堡呢？”我还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汉堡，只知道它与我们的馒头一样，都是食品的名字而已。我们吃了一辈子的馒头，只知道咽下肚子，肚子就不咕咕叫了，谁又追究过为什么它叫馒头呢？馒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坐在我们对面桌子上的好像是一对母女。她们点了一堆的东西，有汉堡，有薯条，有鸡腿，有鸡翅。之所以知道这些名字，是我一边看着她们吃的东西，一边与墙上挂着的画面进行了对照。据我估计，她们两个人，总共加起来，应该有两百多块吧？但是，她们还没有吃几口，竟然就离开了。特别是有一瓶可乐，只喝了不到半瓶子。
“真是太可惜了。”我看着她们一离开，直到看不见的时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来到对面那一桌，提起那半瓶她们喝剩的可乐，蹲在女儿的面前。然后找来一个杯子，给女儿满满地倒了一杯。
我得意地说：“喝吧。”
女儿摇摇头：“不敢，喝了会上瘾的，上瘾了天天要喝怎么办？”
我开玩笑说：“上瘾了，就把你卖给这里。”
女儿说：“这是人家喝剩的。”
我说：“这有什么呀。”我端起来，一仰头，一口气喝光了，打了一个嗝，做了表率。然后又倒满一杯，蹲在女儿面前说：“到你了。”
女儿磨蹭了半天，才把杯子端起来，先轻轻地抿一口，咂了咂嘴巴，舔了舔嘴唇，然后告诉我说，与白开水就是不一样，里边有一群小鱼儿，喝下去的时候小鱼儿会不停地咬着你的喉咙，咬得你心里痒痒。
这时发现桌子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对面那桌子刚刚离开的女人，她竟然返回来了。她瞪着眼睛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你们这喝的是谁的可乐啊？我跟女儿刚刚上个厕所，你们就这样了？喝别人喝剩的东西，你们难道是乞丐吗？你们想喝难道不会自己买去？”
原来人家不是走了，是带着小孩上厕所了。四周的人都朝这边看着，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一把刀子。对待乞丐的刀子中还留有一些同情，但是现在这把刀子像是对待一个小偷那样毫不留情。他们觉得这个小偷，偷了别人钱包算是干净的，如今却偷了别人喝剩的半瓶子可乐，可能还有别人的唾沫星子。
我一时尴尬极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暗暗地想，这件事情要是大人干的，那就太离奇了；要是孩子干的，应该还是能说通的。最后我指着女儿，假装严厉地说：“这孩子，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呢？”说完，又转身对这个女人连赔不是：“对不起，孩子不懂事，要不我赔你一瓶吧？”
那个女人不再吱声，提起剩下的半瓶子可乐，稀里哗啦地倒进垃圾桶，然后气呼呼地离开了。女儿站起来，一句话没有说，也朝门外走。我推着自行车，跟着女儿，走一步就说一个“对不起”，一直走了大半条街。女儿每听到一个“对不起”，脸上就放松了一些，到后来就在前边偷偷地笑。
我看到一家好德超市，连忙跑过去，花了三块五毛钱，买了一小瓶子可乐，然后递给女儿说：“爸爸给你道歉，你尝尝这个可乐，里边的小鱼儿更多，它们会吐出一串串气泡。”
女儿撅着嘴，并不接，但是坐到一个草坪上，不走了。我坐到女儿的身边，给女儿讲了一个故事：“在爸爸上中学的时候，一天两顿稀溜溜的糊汤，都吃不饱，那个饿啊，恨不得咬自己的胳膊一口。有个同学家里很有钱，顿顿吃半碗倒半碗。有一次我要吃他的剩饭，他就朝碗里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对我说，可以给你吃，只要你喊一声‘爸爸’就行。我真的喊了，因为我太饿了。”
我以为女儿怪我拿她做挡箭牌，伤了她的自尊。但是事后她才告诉我，她宁愿咬自己一口，也不愿意喝别人剩下的东西，觉得恶心。听完故事，女儿一下子贴到我怀里，不等我把新买的可乐递过去，女儿已经拿过那瓶可乐拧开了盖子，放到我嘴边说：“爸爸，你喝吧。”
我喝了一口，又递到女儿的嘴边说：“到你了。”就这样，我们一人一口，推来推去，喝到了什么时候，已经不知道了。等我们站起身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喝了那么久，一瓶五百毫升的可乐，却仍然还剩有半瓶子。
我对女儿说：“这些是留给你明天喝的。”
女儿说：“我要和爸爸一起喝。”
大街上的人稀少了，小汽车也零零落落，一些路灯熄灭了，高楼大厦的窗户变得一片漆黑，像一只只盲人的大眼睛。草坪上开始起了露水，把衣服都打湿了。偶尔有路过的人，自言自语：“还有人在喝酒。”在他们看来，在深更半夜，一人一口换着喝的，除了醉人的酒，还能有什么呢？
5、毛毛熊与二十一楼
第二天早上，就是正月初八，除了给女儿买了两个包子与一杯豆浆之外，我还给她准备了一点蔬菜，包括两个土豆，两个西红柿，与两个鸡蛋。我一再叮嘱她，什么时候饿了，就什么时候做饭吃，千万不要再等爸爸了。我还拍了拍电视，说是如果无聊，就看看电视吧，如果看不清，就使劲地拍。但是女儿说，什么都不需要，她要在家里做寒假作业了。
临到出门的时候，我突然回过头告诉女儿，今天的报纸上有爸爸的名字，是爸爸昨天忙了大半天采访的，是一起车祸，一下子冲到了桥下，死了三个人。晚上我会带一张报纸，给她看看。女儿听着，很自豪地问：“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爸爸的名字？”
我说：“不是所有人，但有很多人，订了我们报纸的人。你说爸爸是不是很厉害？”
女儿说：“好厉害。我们同学都说，说县长见到爸爸，都要握手的，是不是？”在老家那里，是没有记者的，有些报纸会设个记者站，基本是在宣传部兼职的宣传员。这几天经历了这么多，女儿还是表示了以我为荣，不知道是记者的光环，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光环，还是“父亲”头上的光环。
当我赶到办公室，打开当天的报纸，从第一版一直翻到最后一版，都没有发现自己昨天采访的内容。我有些奇怪，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又翻了好几遍。领导明白我在找自己的稿件，于是告诉我说：“收到宣传部的通知了，不准报道，因为死的三个人，都是日本人。”
我说：“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就不发生车祸了？”
领导说：“目前不是中日关系紧张吗？怕一报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日本方面要拿车祸说事。”
按照报纸的考核规定，由于上边的原因不能见报的稿件，打分只算一半。现在对我来说，算工分虽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早上跟女儿夸下了海口。本来想带一份报纸回家，让女儿看看“本报记者陈元”，证实这个城市很多人在这一天，都能看到爸爸的名字与爸爸采写的文章。
白天又发生一个车祸，虽然这次死的是咱中国人，领导就没有好意思再派我去采访。于是这一天，我一直无所事事，打了几个电话，到处找找线索，看看有没有什么爆炸性的新闻。但是这一天，可能因为还在春节当中，坏人还没有上班，人性恶被节日的气氛冲淡了，所以整个城市安静得连一起像样的偷盗都没有，只有几个小小的因燃放鞭炮引起的小火灾。
天还没有黑透，我就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我还没有掏出钥匙，一把孤独的钥匙也不会发出叮当的声响，但是女儿已经替我把门打开了。当我再问她，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她告诉我，她在窗口看到的，看到我从一只蚂蚁一样的小黑点，越走越近就慢慢变成了一个人。我明白，从我出门时起，女儿就趴在窗台上，朝着窗外的世界看着，她不仅在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也在等待着唯一一个亲人的归来。
女儿问：“你带的报纸呢？”
我装作吃惊的样子说：“哎呀，忘记了。”
女儿说，她回家后要写一篇作文，题目就叫“当记者的爸爸”。我不知道，在女儿的笔下，这个“当记者的爸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对警察的央求，与动物园检票员的冲撞，以及在肯德基店里的尴尬，女儿会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晚上临睡之前，看到女儿抱出一个布娃娃，湿漉漉的，不停地滴着水滴，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别人玩过的旧东西。她告诉我：“还没有晒干，如果晒干了就好了，就可以抱着它睡觉了。”
我问：“哪来的？”
女儿说：“捡的。”
我问：“从哪里捡的？”
女儿说：“从楼下。不过，我给它洗过澡了。”
我说：“扔掉它！”我看了看，上边黄蜡蜡的，明白那肯定是哪个小孩子，把屎尿沾上去了，不然人家不会扔掉吧。女儿紧紧地抱着，好像要被谁抢走似的。而且还拍着它，像是一位母亲在哄自己的孩子睡觉。
我说：“扔掉它，太脏了。”说实话，在我童年的时候，基本是没有一件玩具的，唯一一个就是弹弓，还是自己制作的。更别说布娃娃什么的了。到了女儿这一代，城市里的孩子，电动小汽车已经玩腻了，如今在玩变形金刚与遥控飞机了。每个孩子家里的玩具，都是成堆成堆的，说是玩具不准确，应该是家长为他们准备的开发智力的工具。但是对于老家的孩子有什么呢？为了他们能够走出大山，父母不允许他们花费精力去自制玩具，希望他们把力气用在学习上，用在放牛、挖药与种地上，只有这些恐怕对他们才有意义吧？
女儿双手一松，这个肮脏的布娃娃就落到了窗外。窗外正好是一条马路，被她扔下去的布娃娃，被过往的车辆压来压去。女儿趴在窗台上看着，好像不是压在布娃娃的身上，而是压在了她的身上。
第二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在楼下碰到打扫卫生的阿姨，才从阿姨那里了解到，为了捡这个布娃娃，还发生了一些故事。那是在我出门以后，女儿趴在窗口目送着我远去，发现有人把一只布娃娃扔进了垃圾桶。女儿看了半天，确定是别人扔掉不要的，于是赶紧跑到楼下，从垃圾桶里拾起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