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看也不看：“你认识江泽民，但是江泽民不认识你；领导确实姓陈，天下姓陈的几千万，老实告诉你，我也姓陈。”说着，一下子撕下了那张罚单。
我说：“我女儿是第一次来上海，你就看在孩子份上，放过我们这一次吧。”我几乎是央求他了。我之所以这样，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真的被罚了，我在女儿面前多没面子；第二方面是我身上恐怕连五十块钱也没有，一旦交了罚款，晚上拿什么给女儿买东西吃呢？
这时，又一辆助力车从我们身边呼地一下子开了过去。
我说：“你为什么不处罚他？”
警察说：“先说你吧。”
我说：“你执法不公，我要投诉你。”
警察说：“你想到哪里投诉？中共中央怎么样？那是你的权利。如果你要公平的话，那请你出示行驶证。没有是吧？没有行驶证，你知道怎么办吗？我们是要扣押的。”
我几乎要崩溃了，干脆实话实说：“我没有五十块钱。”
我好像不是说给警察听的，而是一位绝望者的自言自语。其实我说的是实话，我身上总共加起来，应该只有四十六块五毛了，恐怕还是我最大的一笔财富。因为我所在的这家报社，经营十分不景气，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在春节前，上级主管部门从一家公司借了点钱，准备给大家先发一个月，让大家回家过年。但是还没有来及发下去，就被法院给冻结了，划给了一家印刷厂，支付一部分拖欠的印刷费。上海本地的一些编辑记者，是无所谓的，因为有家里人养着。即使没有家人，是一个孤儿，那起码住着的房子是不需要交钱的，回家也不需要买火车票，他们一天有个十块八块的，就能活命了。外地的编辑记者就惨了，和我一样因为连一张火车票都买不起，就只好窝在上海独自一个人过年了。
女儿说：“爸爸，我有。”
她坐在地上，开始脱鞋，然后拿出鞋垫子。我以为鞋里落进了沙子，当她把鞋垫子取出来后，才发现她两只鞋垫子下边，放着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女儿拿出这些全是一块两块的钞票，一张一张地数着。数完了她说：“爸爸，给你。我有四十五块。”
女儿把钱递给我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流出来了。事后才知道，女儿为了能来上海看我，这些钱都是她挖柴胡、苍术等药材，卖掉后积攒下来的。女儿平时连一根冰棒都舍不得吃，别人问她：“一个孩子，攒钱有什么用？”她就说：“有一天攒够了钱，就到上海看爸爸。”这次来上海，就是自己买了一张车票，花掉了一大部分。
当我还没来得及凑够五十块钱交罚款的时候，警察的目光变得从未有过的柔和，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女儿，从我手中接过那叠钱，然后对我说：“我帮你垫五块吧。”
警察从身上摸了半天，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叠在一起装进了摩托车的后备箱。在警察离开的时候，顺手把女儿从地上拉了起来：“谢谢你，小姑娘。”女儿像是与他握手告别一样，问道：“警察叔叔，那些钱你不数一数吗？”警察只是回过头敬了一个礼，笑了笑，就骑着摩托车消失了。
当我再次骑上助力车的时候，没有一点参加灯会的欲望了。女儿也说：“爸爸，我们回去吧。”
我问：“灯不看了吗？有你最喜欢的兔子灯呢。”
女儿说：“我们回去自己扎灯吧，听说爸爸你会扎灯呢！”
在我们老家，过年时，大人给孩子最大的礼物不是钱，不是糖果，也不是新衣服，而是灯笼。孩子们提着大人们给他们精心扎的灯笼，大家一齐从东家跑到西家，不是为了串门子，而是展示自己的灯笼，谁的灯笼最好看，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说明谁的爸爸最能干，对孩子的期望最高。我给女儿扎灯笼，记得只有一回。那时还没有离婚，女儿也只有三四岁的样子，路都走不稳，她打着我扎的鲤鱼灯笼，走出不远就烧掉了。
回到出租屋，我找出半支在停电时用剩的蜡烛，然后找出一根铁丝，几乎用了半个晚上，在凌晨四点的时候，终于扎成了一只五角形的灯笼。这种灯笼扎起来方便，而且看上去像天上的星星。我把灯笼点起来，准备送给女儿的时候，看到她已经累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她不时笑出了声，她也许在梦中，提着我扎的灯笼回到老家去了吧？
我没有把灯笼吹灭，就挂在床边的窗口上。到天亮时，女儿突然睁开眼睛，发现一只大红的灯笼，揉了揉眼睛兴奋地说：“爸爸，你快起来看呀，多像五角形的太阳。”这一天的太阳确实开始徐徐地升起来了，不过它不是五角形，而是圆圆的，像一只一扎就破的红色的气球。
3、夜色中的斑马
到正月初六的时候，天空一下子放晴了，不但没有了雪花，气温也一下子蹿上了二十多度。还在春节当中，老家还在大雪纷飞，上海却突然进入了春天，那空气被阳光一晒，就暖暖的滑滑的了。而且绿化带里的花儿，特别是腊梅花，一下子全开放了。
这样的天气，正好适合带女儿去公园游玩。到一般的公园，是没有意义的，小草、柳树、繁花，对生长在农村的女儿而言，那不是什么稀奇的景观。另外，农村应该有大量野生动物出没的，只是这么多年由于山林被砍伐，动物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狼、老虎、狐狸、梅花鹿都绝迹了，现在只有少量的野鸡、松鼠。动物界也在进行着城市化进程，在城市里明目张胆地生活着，只是它们不在大自然中，而是在动物园里。动物园是什么，其实就是给动物们设在城市里的监狱，所有的动物都被人类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了，如今关在城市进行劳动改造。
所以按照预定的节目，我决定带女儿去上海动物园，看看人们不断议论的那些传说中的动物。按说看动物应该去上海野生动物园，那里的动物没有装在笼子里，相反装在笼子里的却是人，但是我一打听，那里的门票就要一百多元，他们针对的就是儿童游客，根本没有办法免票。我只好选择去西郊的动物园了。
我这么多年，很少去这些地方。在异地他乡，思乡之情就是对土地的思念，对大自然的留恋。在楼下，我看到一棵杜鹃花，就十分兴奋；看到一棵老家山里常见的松树，我就像是看到亲人一般。我何尝不想经常去公园里，与老家的那些草草木木见上一面，寄托一下自己的感情呢？但是公园门票费用之高，让我这个花钱一块一块计较的落魄人，很难有兴致好好地去公园闲走。
只有你在一个城市里扎下了根，你才有闲走的兴趣，才会把一草一木当成生活中的一部分，去慢慢地享受，与它们融为一体，与它们一起变老。对于一个过客而言，特别是一个有些潦倒的过客，谋生是你的第一需求，你只有制造景色，而不是享受景色。就如那些绿化工人一样，他们绝对不会把种草栽树当成一种享受。
有了昨天的经历，当我推出助力车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自豪感了。看到这辆助力车，在阳光下发出的光，感觉那不是光，而是一把刀子。当我按了一下电子钥匙，听到那声叫唤，心里更加慌张起来。女儿也不靠近它了，而是远远地站着。我知道女儿的心思，于是把这辆助力车推出去，还给了修理铺的老板。然后与女儿一起，坐公交车向动物园赶去。
来到动物园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左右。一是天气好，二是正值过年，所以动物园门口真是人山人海，马路两边停满了汽车，门口排成了长龙。大家都到动物园探监来了，感觉人类才是动物们最亲密的朋友。
我与女儿直接排在入口的队伍中。女儿提醒说：“爸爸，要买票的吧？买票好像不在这里呀。”
我回答说：“你是孩子，孩子不用买票的；我是记者，记者也不用买票的。”
女儿问：“我们不花一分钱就能逛公园了？”
我点点头说：“是的，爸爸厉害吧？”
女儿佩服地说：“那我们明天再来一次吧。”
我不买票，确实有一张报社内部制作的采访证，是报社自己用硬纸壳制作的，盖了一个公章，写着“请给予照顾与方便”之类的屁话。碰到不懂行的，有时候还可以蒙一蒙；碰到不太计较的，也可以放一马。但是碰到较真的，一查验，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字样，都是一批假冒货。
女儿还是与六年前一样那般瘦，像那首歌唱的一样“没爸的孩子像根草”，稍微有点风，就被吹倒了。女儿的个子却长高了不少，肯定超过了一米二。于是我告诉女儿，让她进去的时候，最好蹲着点。
女儿问：“你怕什么？怕我撞到门头上了？动物园好像没有门头呀。”
我笑着说：“你个子太高了，我怕你伸手偷摘天上的白云。反正你听话，蹲着点就是了。”然后我照着赵本山在小品《卖拐》里的样子，曲着腿，走给女儿看。女儿还是摸不着头脑，以为我在学瘸子搞怪。当我们排了一个小时的队，快要进门的时候。女儿果然照着我的交代，蹲着朝前走，在通过那条白线的时候，我看到她的头忽高忽低，一会儿超出那条白线，一会儿又低于那条白线。
一个检票员说，这孩子好像不止一米二吧？
另一个检票员说，这孩子的腿好像有问题，难道是个瘸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看了看我，向我求证，那意思是瘸子就可以免票，不是的话就得买票了。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把女儿朝里一推。女儿就跨进了动物园的大门。轮到我自己的时候，还不等检票员开口，我就把那张自制的采访证递了过去，然后说：“我是记者。”
一个检票员看了半天，然后又递给另一个检票员，两个人递来递去，最后一个检票员说：“你这不是记者证吧？”
“上边有公章，而且有电话，你可以打电话核实。”我说。
“你这章不对，应该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但是你这是单位的。你如果真是记者的话，也是自封的记者。”两个检票员一齐看着我，表示十二分的怀疑。
“我当然是记者了。我上次还进来采访过，就是你们东北虎怀孕的时候。我今天就是来采访那只小老虎的，想看看这些小动物们是怎么过年的。”我说着，就往里挤。
“那孩子也是采访吗？我们没有接到园方的通知，采访也要有园方的通知。”两个检票员说着，将采访证还给了我，然后硬是把我拉开了，推到了一旁。
“我可以不进去，但是孩子在里边，我怕她丢掉了。”我本来想说，孩子是第一次来逛公园。但我还是忍住了，一个会走丢的孩子，在这些人眼里是毫无分量的，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蔑视。后边排队的游客，已经开始起哄了，有人不停地向里边挤，有人则大声喊着“让开”。还有人用上海话说：“哪里的戆大，冒充记者，分明是想混票嘛。就是记者，又能怎么样？记者就了不起呀，就可以不付钞票啊？”
我靠到了一边说：“你说谁呀？关你什么事？你以为你说几句上海话，你就是上海人了？”但是对方更凶，拳头都扬起来了：“我就说你的，你怎么着？你不是记者吗？你来给我曝光啊？给我上报纸啊？”
本来以为顺利进入动物园后，好好地把采访证给女儿看看，鼓励女儿好好学习，以后也要当记者。但是现在，一个外地来的、落魄记者的穷酸面具，被这几个人全给扒下来了。说白了，我目前的身份，就跟这张采访证一样，破旧得有些发黄，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人们的认可。
我十分气愤，但是又毫无办法，只能大喊一声女儿的名字。女儿回过头，不屑一顾地看了看不远处的动物，然后慢腾腾地走出了动物园的大门。当她经过那根白线的时候，我发现挺直了腰杆子的女儿，已经高出免票线足有半尺的样子。
我说：“我们不去了，行吗？”女儿没有作声。
我说：“不是买不买票的事情，是他们说话太气人了。上次我自己来采访的时候，不但没有买票，一个副园长还出来迎接我呢。我们晚上再来吧，晚上检票员就换掉了，而且晚上人少，更有意思。”
女儿问：“真的？”
我说：“当然真的，你看看那么多人，里边挤来挤去的，我们两个个子都很矮，恐怕连长颈鹿的头也看不全吧？而且万一被挤到大坑里，就被老虎一口吃掉了。我不骗你啊，这里的老虎真吃过人的，几口下去人就被撕成了两半边。”
女儿又问：“哪天晚上？”
我说：“就今天晚上。”
我知道，动物园下午五点就关门了。但是我并没有骗女儿，关门之后照样可以进入动物园，只不过不是买票进去，不是堂堂正正从大门进去，而是从门头上翻过去。在晚上看到的动物，确实与白天不一样，白天的动物都是与自然分裂的，与人类分裂的，本性也是分裂的。但是到了晚上，一切动物都恢复了安静与本性。可以这样说，白天的动物只是一件件供人们参观的展品，晚上就不一样了，它们就像演员，卸了妆，出了戏，一切都恢复了生命的本质。
这些体会都是我的亲身体验。那还是前几年，大概是农历十五吧，由于太想家了，一想家就特别想看月亮。但是上海到处都是灯火通明，加上天空布满了雾霾，那月亮就跟得了黄疸肝炎一样，看了让人心里更加忧郁。于是在一天晚上，我翻门进入了这家动物园。
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我想就近带女儿去旁边的西郊宾馆转转。这是上海最有名的宾馆了，据去过的人告诉我，里边苍松翠柏，溪流瀑布，鸟语花香。这里的客人，基本是大富大贵之人。这里的环境，让你感觉这块土地，不存在于人间，而正是陶渊明梦游的桃花源，是从大都市里切割出来的一小块天堂。
当我拉着女儿离大门还有几十米的时候，就有穿戴整齐的两个保安向这里靠过来了。他们一眼就看出我这种穿戴之人，根本不是这里的客人，只是想把这里当免费公园罢了。还没有等他们开口，我悄悄地对女儿说：“你看，他们腰上别着枪。”
然后拉着女儿离开了。仅仅两天，已经与这个城市产生了两次摩擦，最后的结果不是给我增加了光环，而是给我的脸上抹了两层黑暗。女儿进城，像是一根银器，在食物里探一探，就能测出是否有人投毒。仅仅两天，让我与这个城市的疏离感再一次拉长了。
对于西郊宾馆，我没有告诉女儿具体离开的原因，女儿也没有问，只是从大门外向深处看了看，有了一脸的不屑。仅仅是树木与花鸟，那就不应该意外，因为这本来就是这个世界应该具备的元素。只有城市人才把这些当成了不起的东西。
女儿看到大门里有一群群麻雀，在大树上跳上跳下，好奇地问：“它们怎么不飞出来呢？”
我说：“可能有网吧？”就是有网，应该也是看不见的网，这种网是女儿难以理解的，所以我又改口说：“可能里边虫子多吧。”
我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当上海刚刚蒙上一层淡淡的夜色，再被次第开放的华灯撕碎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又一次出门了。
按说越晚去，越安全，越不会被抓。但是太晚了，回来恐怕就没有公交车了。如果打出租的话，至少需要一百块吧？已经远远超过门票了。
赶到动物园门口时，才发现还有许多人没有散去。虽然五点多关门，是指停止售票入园。许多游客流连忘返，所以在里边自然多玩了一会儿。此时的大门没有关闭，按说是不用翻门进去的，但是我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再被人揪出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进去啊？”女儿已经问了两遍了。
“不急，人还太多。”我说。
“天黑了，动物会不会睡着了？”女儿又问。
